最近我們常常聽到一種擔憂：像AI這類的新技術的發展會不會導致大規模失業？在閱讀羅振宇的《羅輯思維（商業篇）》時，對新技術這個議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羅振宇在書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歷史上，每當新技術出現，總會引發人們的恐慌，但最終結果往往是皆大歡喜。
書中先回顧一下歷史。在 19 世紀的工業革命時期，有一個名叫 Ned Ludd 的英國人，帶領工人砸壞機器，反對新技術的引入。這種行為被經濟學家稱為「勒德運動」（Luddite movement），而參與者則被稱為「勒德分子」。這個詞至今仍被用來形容那些反對技術進步的人。
然而，經濟學家們對這種擔憂嗤之以鼻。19 世紀的法國經濟學家 Frédéric Bastiat 就提出了一個反諷性的論述。他說：「如果你們認為新技術會摧毀就業，那麼技術倒退是不是就能增加財富呢？」他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假設我們法國現在的斧頭都太好用了，不如將所有的大斧頭都換成小斧頭。這樣，原本一天可以砍斷的樹，現在得用三天才能砍斷。這不就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能養活更多的伐木工人了嗎？」Bastiat 的這個例子看似荒謬，卻深刻地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原理：技術進步不僅不會減少就業機會，反而會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這是因為技術進步會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成本，進而刺激需求，最終導致整個經濟規模的擴大。
事實上，我們可以從現實中找到大量支持這一觀點的例子。比如，工業發達國家往往面臨勞動力資源緊缺的問題，而技術落後的國家卻經常被失業問題困擾。這似乎印證了技術進步確實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然而，羅振宇在書中提醒我們，僅僅關注經濟總量的變化是遠遠不夠的。他指出，技術進步帶來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空間上的變化：新技術雖然創造了更多的工作職位，但這些新職位不一定在當地。舉個例子，網路電商的興起確實打垮了許多實體店鋪，但同時也創造了大量的物流快遞、線上客服、網路工程師等新職位。然而，這些新職位可能分布在其他地區，甚至其他國家。就像美國的許多網路公司，它們的客服部門可能設在印度，這樣工作機會就轉移到了印度。
第二個方向是時間上的變化：新技術產生的新工作往往需要新的技能，而學習這些新技能需要時間，有時甚至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對於那些無法及時適應新技術的人來說，他們可能會在這個過程中成為「輸家」。如果「輸家」太多，就可能演變成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第三個方向，也是最令人擔憂的，是財富向少數人群集中的趨勢。羅振宇舉了兩個非常生動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首先是音樂產業的例子：在留聲機發明之前，音樂是一種轉瞬即逝的藝術形式，表演場景也是分散的。即使是小地方的音樂家，水準不高，也能有自己的表演和生存空間。但留聲機的發明徹底改變了這一切。最優秀的音樂家不再局限於當地聽眾，而是可以將自己的音樂傳播到任何地方。結果就是，大量的財富開始向少數優秀的音樂家集中。
另一個例子來自體育領域。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在 1990 年代之後，因為電視技術、衛星通信、實況轉播、網際網路等新技術的發展，實現了國際化。收入來源從美國擴展到了全世界。這直接反映在球員的薪資上：1980 年初，著名球員 Kareem Abdul-Jabbar （甲霸）的年薪是 60 萬美元。而現在，一個較好的 NBA 球員的年薪可能超過千萬美元。這些錢從哪裡來？答案是，世界各地的體育產業收入都集中到了少數球員身上。
面對這些變化，我們該如何看待？羅振宇提出了幾個值得深思的觀點：
首先，新技術的發展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新技術總是會帶來新的財富和工作機會，這個規律不會改變。
其次，雖然經濟學家的分析在總量上是正確的，但他們往往忽視了空間、時間和財富分配不均所帶來的社會和政治問題。這些問題已經超出了純粹經濟學的範疇。
最後，羅振宇指出，人類社會的一些基本規律是不會改變的。技術帶來繁榮的規律不會變，技術帶來貧富分化的規律也不會變。但同時，人類追求效率與公平的平衡這個規律同樣不會變。我們可以期待，未來的技術發展會帶來新的手段來遏制貧富分化的政治後果。
技術不會帶來一個悲觀的未來，而是會帶來一個我們還無法想像的未來。
圖片來源：Dall.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