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們常常聽到一種擔憂:像AI這類的新技術的發展會不會導致大規模失業?在閱讀羅振宇的《羅輯思維(商業篇)》時,對新技術這個議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羅振宇在書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歷史上,每當新技術出現,總會引發人們的恐慌,但最終結果往往是皆大歡喜。
書中先回顧一下歷史。在 19 世紀的工業革命時期,有一個名叫 Ned Ludd 的英國人,帶領工人砸壞機器,反對新技術的引入。這種行為被經濟學家稱為「勒德運動」(Luddite movement),而參與者則被稱為「勒德分子」。這個詞至今仍被用來形容那些反對技術進步的人。
然而,經濟學家們對這種擔憂嗤之以鼻。19 世紀的法國經濟學家 Frédéric Bastiat 就提出了一個反諷性的論述。他說:「如果你們認為新技術會摧毀就業,那麼技術倒退是不是就能增加財富呢?」他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假設我們法國現在的斧頭都太好用了,不如將所有的大斧頭都換成小斧頭。這樣,原本一天可以砍斷的樹,現在得用三天才能砍斷。這不就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能養活更多的伐木工人了嗎?」
Bastiat 的這個例子看似荒謬,卻深刻地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原理:技術進步不僅不會減少就業機會,反而會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這是因為技術進步會提高生產效率,降低成本,進而刺激需求,最終導致整個經濟規模的擴大。
事實上,我們可以從現實中找到大量支持這一觀點的例子。比如,工業發達國家往往面臨勞動力資源緊缺的問題,而技術落後的國家卻經常被失業問題困擾。這似乎印證了技術進步確實能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然而,羅振宇在書中提醒我們,僅僅關注經濟總量的變化是遠遠不夠的。他指出,技術進步帶來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空間上的變化:新技術雖然創造了更多的工作職位,但這些新職位不一定在當地。舉個例子,網路電商的興起確實打垮了許多實體店鋪,但同時也創造了大量的物流快遞、線上客服、網路工程師等新職位。然而,這些新職位可能分布在其他地區,甚至其他國家。就像美國的許多網路公司,它們的客服部門可能設在印度,這樣工作機會就轉移到了印度。
第二個方向是時間上的變化:新技術產生的新工作往往需要新的技能,而學習這些新技能需要時間,有時甚至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對於那些無法及時適應新技術的人來說,他們可能會在這個過程中成為「輸家」。如果「輸家」太多,就可能演變成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第三個方向,也是最令人擔憂的,是財富向少數人群集中的趨勢。羅振宇舉了兩個非常生動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
首先是音樂產業的例子:在留聲機發明之前,音樂是一種轉瞬即逝的藝術形式,表演場景也是分散的。即使是小地方的音樂家,水準不高,也能有自己的表演和生存空間。但留聲機的發明徹底改變了這一切。最優秀的音樂家不再局限於當地聽眾,而是可以將自己的音樂傳播到任何地方。結果就是,大量的財富開始向少數優秀的音樂家集中。
另一個例子來自體育領域。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在 1990 年代之後,因為電視技術、衛星通信、實況轉播、網際網路等新技術的發展,實現了國際化。收入來源從美國擴展到了全世界。這直接反映在球員的薪資上:1980 年初,著名球員 Kareem Abdul-Jabbar (甲霸)的年薪是 60 萬美元。而現在,一個較好的 NBA 球員的年薪可能超過千萬美元。這些錢從哪裡來?答案是,世界各地的體育產業收入都集中到了少數球員身上。
面對這些變化,我們該如何看待?羅振宇提出了幾個值得深思的觀點:
首先,新技術的發展是不可逆轉的趨勢。新技術總是會帶來新的財富和工作機會,這個規律不會改變。
其次,雖然經濟學家的分析在總量上是正確的,但他們往往忽視了空間、時間和財富分配不均所帶來的社會和政治問題。這些問題已經超出了純粹經濟學的範疇。
最後,羅振宇指出,人類社會的一些基本規律是不會改變的。技術帶來繁榮的規律不會變,技術帶來貧富分化的規律也不會變。但同時,人類追求效率與公平的平衡這個規律同樣不會變。我們可以期待,未來的技術發展會帶來新的手段來遏制貧富分化的政治後果。
技術不會帶來一個悲觀的未來,而是會帶來一個我們還無法想像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