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京都到巴黎：碳市場的地理重組
《京都議定書》時代的碳市場，是典型的「北方主導—南方執行」體制。北方國家透過 CD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資金投資，南方國家提供土地、森林與勞動。減排量（CER）雖然誕生於南方，但其主權、收益與定價權卻掌握在北方手中。
到了《巴黎協定》，第 6 條開啟了完全不同的格局。所謂 PACM（Paris Agreement Crediting Mechanism），即第 6.4 條建立的「國際減排信用制度」，它要求每一筆信用必須經過兩層確認：
- LoA（Letter of Authorization）——東道國同意該項目可以對外交易；
- CA（Corresponding Adjustment）——東道國在其 NDC 帳冊中作出相應調整，以防止重複計算。
這一轉變，不僅是技術規則的更新，更是國際秩序的權力再分配。
二、南方五國：主權崛起與制度實驗
1. 印尼——從 VCC 到 CCC 的轉身
印尼是最早宣布「自願市場將過渡為主權碳市場」的國家。
透過 SRN-PPI 國家氣候登錄系統，所有專案都必須在註冊、審核、授權後，方能出口碳信用。2025 年，印尼與 Gold Standard 簽署政府合作協議，成為全球第一個與國際標準互認 PACM 的國家。
這不只是技術合作，而是象徵：印尼將碳信用視為「主權資產」，所有交易都要回歸國家帳冊。其實質意義是——「從被認證者變成認證者」。
2. 辛巴威——非洲的復興典範
在 REDD+ 造假風波後，辛巴威於 2025 年重新發行經 LoA + CA 核准的 Article 6 碳信用。
它不再依賴 Verra 或 VCS 的舊制，而是由環境部主導，依據 PACM 規範向 UNFCCC 報告。 這代表非洲從「幽靈碳」的黑暗時期，邁入「主權碳」的重生階段。辛巴威政府並以此為契機，要求所有外資碳項目需設有本地合作社及社區收益分配機制。
3. 泰國——Premium T-VER 與區域輸出
泰國的 TGO （Thailand Greenhouse Ga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早在 2013 年就建立 T-VER 自願制度。
2024 年起，TGO 升級推出 Premium T-VER，符合 Article 6 對應調整，並可出口為 ITMO。
泰國同時與台灣洽談 MRA （相互認可協議），準備建立「亞太碳信用互通機制」。 這顯示泰國試圖從區域性標準制定者，轉型為「南方出口國」。
4. 越南——從 REDD+ 到 NR 整合
越南建立國家級 NR （National Registry），並規劃把森林 REDD+ 項目納入 PACM 體系。
由於其森林面積與社區林業體制與印尼相似，越南模式被視為東南亞第二波合規化實驗。 越南正與日本 JCM 機制對接，嘗試讓能源與林業雙軌並行。
5. 馬來西亞——多層治理的測試場
馬來西亞的 FCO （Forest Carbon Offset）及 NRCC 框架正整合各邦州林業法。
它提出「雙重認證制」：州層發放 LoA，聯邦層負責 CA 與 UNFCCC 報告。 這種 multi-tier 制度，被視為解決聯邦制國家內部權力分配的一種 PACM 化創新。
這五個南方國家共同的特徵是：
- 不再容忍無主權的 VCC 交易；
- 建立國家登錄與授權程序；
- 嘗試以「國家品牌」而非「國際標準品牌」出口碳信用。
它們的努力，代表一場「從 Verification 到 Sovereignty」的革命。
三、北方五國：需求主導與規範權力
1. 日本——JCM 的前驅
日本的 Joint Crediting Mechanism 橫跨 17 個合作國，從 2021 年起正式納入 Article 6.2 架構。
它允許日本企業投資南方專案，獲取經雙方認可的減排量。 這實際上是 PACM 的早期雛形：雙邊 LoA 授權、對應調整、官方報告。 日本的成功，讓它成為北方最懂得與南方「合作而非指揮」的國家。
2. 瑞士——雙邊 ITMO 協議的先行者
瑞士與祕魯、加納、泰國、烏拉圭等國簽署 Article 6.2 協定，購買具 CA 的 ITMO。
其模式強調「透明、可追溯、非重複」。 這使瑞士成為首個以 PACM 邏輯實際採購碳信用的北方國家。 它象徵：北方願意遵守南方的制度框架。
3. 歐盟——制度收斂與完整性強化
歐盟雖有自家的 ETS，但正在研究如何接軌 A6.4 信用。
同時，ICVCM （高完整性碳市場倡議）與 ISO 14068-1 標準的背後推手，多為歐洲監管者。 換句話說，歐盟不僅是買家，更是制度「仲裁者」，透過標準輸出影響全球市場。
4. 加拿大——北美的試驗田
加拿大的 OBPS （Output-Based Pricing System）逐步引入國際信用的抵換選項。
它與智利、哥倫比亞等國探討 Article 6 合作，試圖以雙邊協議彌補國內減排缺口。 加拿大亦資助 UNDP 在非洲推動 dMRV 技術，塑造「技術援助＝制度影響」的新型軟權力。
5. 韓國——東北亞連結者
韓國 K-ETS 是亞洲最成熟的碳交易所，2025 年已啟動與 PACM 接軌研究。
韓國同時與印尼簽署 LoA 合作協議，並投資再生能源與森林項目。 作為區域金融樞紐，韓國正試圖成為「北方的亞洲代表」，以技術與資本撐起 PACM 的需求側。
四、制度張力：合作與防禦的雙重邏輯
在 PACM 下，南方強調「主權與公平」，北方強調「完整性與透明」。
這形成一種微妙的拉扯：
- 南方 害怕再次被碳殖民；
- 北方 害怕南方鬆散監管導致信用崩盤。
這兩種恐懼，使 PACM 既是合作平台，也是一場制度博弈。
例如，印尼要求外國專案必須先取得 SRN 授權，瑞士雖願意配合，但歐盟卻主張「不得重疊計算」，造成交易速度放緩。
辛巴威的首批 A6.4 信用，雖被視為歷史突破，但歐洲買家仍以「缺乏 ICVCM 認可」為由暫不採購。 這些摩擦，都反映出 PACM 的核心矛盾：主權 vs. 完整性。
五、地緣政治意涵：從援助到互賴
PACM 改變的不只是碳市場，而是國際關係的邏輯。
在 CDM 時代，南方被定義為「受援者」；在 PACM 時代，南方成為「必要的合作方」。
以印尼為例，當它宣告「所有碳信用必須通過 SRN-PPI」，北方企業不得不重新審查合約。
這種談判力，是南方第一次以氣候為槓桿的「制度外交」。
反過來看，北方國家則透過技術與標準反制——
ICVCM、ISO 14068-1、SBTi 與 Carbon Direct 等機構，正在設定市場遊戲規則。 它們不直接控制碳匯，但控制了「何謂高品質信用」的定義。
因此，南北的較量，不再是誰出錢、誰出地，而是誰能定義「真實的減排」。
六、碳的政治，主權的重生
PACM 的誕生，結束了 VCC 時代的幻象，也開啟了全球碳治理的第二幕。
它讓碳不再只是商品，而是一種外交貨幣——每一噸 CO₂e 背後都蘊藏著主權與信任的協商。
南方國家透過 LoA 與 CA 奪回了話語權；
北方國家則以標準與資金維持規範權。
這是一場新的「南北再平衡」：
- 南方在制度上覺醒；
- 北方在規範上守勢；
- 碳市場成為二十一世紀最具政治性的經濟空間。
未來若南方能組成「碳主權聯盟」，共同定價、共享 dMRV 技術、對抗不公平的標準壟斷，那麼 PACM 不僅是氣候條款的延伸，更將是全球經濟秩序再造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