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 Paris Agreement Crediting Mechanism (PACM) 與國家 NDC 實務的具體影影響_以印尼為例！
印尼NDC 3.0 BAU基線修訂背景與差異
印尼首份NDC（2016）及2022年增強版NDC均採用「Business-as-Usual（BAU）」排放情境作為減排參考基準（如2010年排放為基準），以此計算達成目標所需的減量幅度[1][2]。然而2025年提交的新NDC（俗稱第二NDC）首次改為採用2019年實際排放量作為基準年[3]。印尼官方說明選擇2019年是因其反映最新溫室氣體清冊和方法論（尤其是COVID-19前），可更真實呈現「實際排放狀況」[3]。氣候分析機構也指出，新NDC已從舊版「以2010年BAU為基礎」的目標，轉為「以2019年實際排放量為基礎」[2][3]。這一基準變更符合巴黎協定第一輪全球盤點（GST）後的指引與國際趨勢：許多國家將減排目標由相對BAU調整為絕對排放限額或基準年計算，以提高目標透明度與可量化性。與先前NDC相比，新NDC不再以假設性的BAU路徑作為底線，而是設定2030年絕對排放量高點並連接到2035年目標（配合「低碳發展路徑」），顯示出提高氣候野心和追蹤實際排放的政策邏輯[1][3]。
基準修訂對可銷售碳信用量的影響
採用較低的實際排放基準，意味著「減排基準差距」縮小。過去以BAU情境為基準時，2030年BAU排放量甚高，減到目標水平間的差距大，理論上可產生較多可計算減排量供出售；改為以2019年排放量為參考，則2030年目標相對基準差距減少，導致可證明的減排總量減少。因此，在同樣政策措施下，可用於計算和出售的碳信用額度可能會下降。換言之，過去若根據BAU情境衡算減排，將創造更大的抵銷空間；新基準下，由於NDC目標接近實際排放，技術上要「創造減排」的空間更小，可能抑制抵銷項目的規模和出售量。具體而言，如果實際排放已接近2030目標值，那麼企業或項目所能產出的減排證書（如每噸CO₂e）也相應減少，整體可交易的抵銷量減少。雖然具體數量會視各部門細分模型而定，但政策上基準下調意味著「可計量減排量（可銷售信用量）」將較原先BAU預估下降。
對SRN-PPI註冊、MRV設計與Article6對帳的影響
基準年調整本身並不改變SRN-PPI（國家氣候變遷管控登記系統）的註冊機制，但相關法規改革卻賦予新內涵。2025年總統令（Perpres 110/2025）推出獨立的碳單位登記系統（SRUK）並開放國際標準碳信用認可，顯示印尼正打造雙軌註冊架構[4]。依COP29成果，SRN-PPI須與國際登記庫互通，以避免雙重計算並確保透明度[5]。對MRV（量測、報告、核證）設計而言，COP29釐清了Article6.4下新標準，印尼可能需加嚴國內MRV要求，包括更嚴謹的第三方驗證和持續追蹤機制[6][5]。如ARMA報告所建議，SRN-PPI應與Article6制度對接，引入結構化CA（對應調整）流程：任何透過雙邊合作輸出的ITMO（國際轉讓的減排成果）必須從國家帳冊扣除，以避免重複計算[7][6]。同時，法規需明確區分「需CA授權」的國際輸出減排與純在國內市場或自願市場使用的減排[8]。總之，基準年調整使印尼的NDC呈現絕對目標，意味著任何境外轉移的碳單位，都將透過CA來反映在國家承諾帳冊中；登記系統和MRV設計將需配合COP29對6.2/6.4的規範（如登記互通、CA程序等）[6][7]。對碳項目開發者的實務衝擊
項目開發者須在新的制度環境中調整策略。首先，方法學選擇將偏向與國內外制度均相容的標準。印尼已與Verra簽署雙登記協議（MRA），允許項目在VCS（Verra標準）和SRN-PPI同時註冊，且涵蓋所有VCS核准的方法學（如REDD+、森林改良等）[9]。因此開發者可能傾向採用VCS或Gold Standard等國際公認方法，享受一次驗證即可同時換取國家減排證書和自願市場VCU的便利。第二，在碳額分配上，若國內未來實施排放上限與交易制度（如法定排放配額制），項目碳信用的用途將分為兩類：一部分可用於企業遵循國家配額（透過課稅或配額抵消），另一部分可在國際市場出售。開發者必須評估「進入合規市場」與「出售給國際買家」的收益差異，並注意預留碳量是否須進行CA。如ARMA指出，法規將規定哪些碳信用進行對應調整、哪些留在國內，開發者需據此決定交易渠道[8]。最後，交易策略將更加複雜：項目可能選擇在SRN-PPI提交、在VCS註冊，同時申請Article6.4自願授權，使同一減排成果可在國內外多種平台上流通。鑒於2025年COP29後可允許「發行後才授權」，開發者可靈活安排行政時間點[6]。總之，碳項目方必須結合新NDC架構與國內外規範（包括Permen 21/2022、Permen 7/2023等），在方法學選擇、配額使用及市場定位上做出調整，以適應新的信用核算與交易環境[9][6]。
相關法源與規範要點
· Perpres 98/2021（印尼總統令98/2021）：確立國家「碳經濟價值」（NEK）制度，以市場機制促進達成NDC目標和溫室氣體管控[10]。該命令被視為印尼碳定價法制的基石，並由上訴法院駁回挑戰，維持有效[10]。
· Permen LHK 21/2022（環境林業部令21/2022）：落實NEK機制的運作細則，定義「基準BAU排放」（BAU Emisi GRK）為在無政策或技術介入下的預估排放量[11]；同時規範碳交易、碳稅、配額等實施程序。該令稱明NEK制度旨在支持印尼實現2030年NDC減排29–41%的目標[12]。
· Permen LHK 7/2023（環境林業部令7/2023）：專門規範森林部門碳交易程序。條文指出，為了支持國家NDC中森林部門的貢獻，需要在森林領域推行碳交易機制[13]。該法令同樣定義了「BAU排放基準」：即在未採取減排措施下某森林活動的預測排放值[14]；並詳列了森林碳信用（SPE-GRK）發放和交易的技術規定。
· 其他規範：環境林業部令15/2021、92/2020等則建立部會組織；Permen LHK 12/2024（若已發布）或其他最新條例則可能涉及NDC執行和ITMO具體要求。總體而言，印尼現行法規體系已奠定NEK與國家登記平台（SRN-PPI）的基本架構[10][12]，而第二NDC所反映的基線調整，則要求後續具體實施細則（permendagri、permendagri、psdm等）釐清登記系統接軌、對帳程序和項目方法學等操作細節。
參考資料： 根據印尼政府公開資料與分析報告，包含印尼第二次NDC文件[1][3]、氣候追蹤（CAT）報告[2]、印尼法規文本（Perpres 98/2021英譯版、Permen LHK 21/2022、7/2023等）、以及專業機構分析[9][6][7][4]整合整理而成。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2025-10/Indonesia_Second%20NDC_2025.10.24.pdf
[2] Indonesia’s new climate goals: positive developments but some red flags | Climate Action Tracker
[4] [ISAFIS Gazette #8] Indonesia’s New Carbon Market Regulations: Flop or Not? – ISAFIS
[5] [6] [7] [8] Aligning Indonesia’s Carbon Market Regulations with COP29 Outcomes and Article 6 Compliance — ARMA Law
[9] Carbon market updates: Indonesia-Verra agreement unlocks REDD+ potential amid carbon market constraints - Fastmarkets
[10]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https://gatrik.esdm.go.id/assets/uploads/download_index/files/1f0a2-bahan-klhk.pdf
[11] [12] Permen LHK Nomor 21 Tahun 2022 .pdf
file://file-YRvpzbTsYsfFiPks75pT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