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科技與商業世界裡，「第一性原則（First Principles）」常被視為一種前衛、甚至帶點英雄色彩的思考方法。Elon Musk 反覆提及它，SpaceX 與 Tesla 以此顛覆產業；AMD 則用它改寫了半導體競爭的規則。然而，這個看似前沿的概念，其實並不新穎——它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
第一性原則之所以能在今日重新顯現力量，並非因為它變得更聰明，而是因為當企業進入瓶頸，一個問題被不斷優化卻仍無法令人滿意，那幾乎可以確定， 真正該被解決的，是它背後的那個問題。
一、思想的起點：亞里斯多德的「不可再分」
「第一性原則」一詞，最早來自亞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學》中的討論。對他而言，第一性原則並不是某個結論，而是一切推理與知識必須依附的起點——那些「不能再被推導、也不需要再被證明」的基本事實。
亞里斯多德關心的不是「怎麼做得更好」，而是「我們究竟在做什麼」。他認為，人類的錯誤往往來自於習慣與傳承：因為一直這樣做，所以我們不再質疑它是否仍然必要。第一性原則的任務，正是把這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一一拆解。
重要的是，「第一」不是時間上的先後，而是邏輯上的根本。
二、第一性原則不是創新技巧，而是一種「拒絕沿用」的能力
在現代語境中，第一性原則常被誤解為「把問題拆小」。但真正困難的，從來不是拆解，而是拆完之後，是否還敢用不同方式重新組合。
多數組織其實具備分析能力，卻缺乏否定自身成功經驗的勇氣。於是我們常看到這樣的現象：企業不斷優化既有產品、加速既有流程，卻始終在同一套比較框架裡競爭。第一性原則恰恰相反，它要求你先問一句殘酷的問題：
「這個既有的規則，本身是不是問題的一部分？」
當既有規則仍然有效時，企業營運效率和利潤沒有問題，因此第一性原則顯得多餘；但當你無論如何努力優化仍然無法有滿意的成果，這時候就該探討這個第一性原則了。
三、SpaceX：從「火箭很貴」回到「物理成本」
SpaceX 是第一性原則在工程與產業層面最經典的案例之一。
在 SpaceX 出現之前，航太產業普遍接受一個前提：火箭發射昂貴，是因為它本來就應該昂貴。這個結論被制度、供應鏈與國防體系層層加固，幾乎無人質疑。
馬斯克的第一性提問卻非常直接：
火箭究竟為什麼貴？
當問題被拆解到材料層級後，答案出奇地簡單：火箭的原材料成本，只占最終售價的一小部分。真正昂貴的，是一次性使用、極低頻率的製造與組織流程。
於是 SpaceX 重組了整個問題：
如果火箭可以像飛機一樣回收使用，那麼成本結構是否會被徹底改寫？這個想法一開始讓許多專家譏笑，認爲這是一個大外行的狂想。
結果我們已經看到——可回收火箭不只是降低成本，而是讓「誰能發射」這個問題本身失效。SpaceX 沒有在舊比賽裡跑得更快，而是換了一條跑道。
四、AMD：Chiplet，如何改寫半導體的比較方式
AMD 的翻身故事，則是第一性原則在成熟產業中的典型應用。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CPU 的競爭規則幾乎不可動搖：
單一大型晶片、最先進製程、單核心效能至上。Intel 在這套規則下建立了長達數十年的優勢。
AMD 若選擇正面對抗，幾乎注定失敗。於是它回到第一性問題：
CPU 的本質，是一顆完整的晶片，還是「計算、傳輸與記憶體存取」的系統？
一旦這樣提問，「所有功能必須放在同一顆晶片上」這個前提，立刻顯得只是歷史慣性。Chiplet 架構隨之誕生：把最需要效能的計算核心交給先進製程，把 I/O 與其他功能交給成熟製程，再用高速封裝整合成一個系統。
這不是單純的工程創新，而是把競爭從「誰的晶片最完整」轉移到「誰的系統最合理」。從那一刻起，舊的比較方式失效，AMD 才真正走出了長期劣勢。
五、為什麼第一性原則，總是來自「不得不變的人」？
回顧這些案例，會發現一個殘酷卻一致的現象：
第一性原則，很少由既得利益者主導。
因為對強者而言，舊規則仍在發放紅利；而第一性原則，往往意味著否定最成功的自己。這需要的不只是聰明，而是對短期痛苦的承受能力，以及對整體存活的高度責任感。
這也是為什麼第一性原則，常常在產業拐點才被重新想起。
六、結語：第一性原則，不是為了炫技
第一性原則從來不是日常工具。九成的時間，最佳實務足夠好；只有在規則開始失靈時，回到原點才有意義。
它的真正價值，不在於產生「更厲害的答案」，而在於打破舊的框架，重新思考問題的本質，發現問題背後的問題。
從亞里斯多德，到 SpaceX，再到 AMD，第一性原則始終扮演同一個角色：
在世界看似理所當然之處，提醒我們——
也許，該重新定義問題了。
而一旦問題被重新定義，真正令人瞠目結舌的結果，往往只是時間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