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生命科學院合作名單幾乎清一色來自中共國企與官方醫療體系，引發對幹細胞研究、器官倫理與制度外移的嚴肅質疑。本文從人權與制度角度，冷靜解析其背後的風險與警訊。📌 近日，一家名為「東埔寨生命科學院」（Cambodia Academy of Life Sciences）的機構，公開其國際合作名單。乍看之下，這似乎是一則再尋常不過的生醫合作新聞；然而，細讀其合作對象與研究重心，卻令人不寒而慄。 名單中，幾乎清一色為中共政權體系內的國企、公立醫院、官方科研單位與軍民融合背景機構。這並非多元國際學術合作的常態，而是一種高度同質、單一來源的「體制外移」。這樣的結構，本身就值得嚴肅追問。 ▪︎這不是一般的學術合作▪︎ 正常的國際生命科學合作，通常具有幾項特徵：來源多元、倫理審查透明、研究流程可被第三方驗證，且合作方之間彼此制衡。 然而，這份名單卻呈現出完全相反的樣貌：合作方幾乎全部來自同一政治體制， 多數隸屬國家控制的醫療與科研系統，研究領域高度集中於「幹細胞、再生醫學、臨床轉化」。這意味著，它並非單純的科研交流，而更像是一個國家體制，將自身生醫研究鏈條，整體向境外延伸。 ▪︎為何是柬埔寨？▪︎ 柬埔寨並非全球生醫研究重鎮，卻在此類合作中反覆出現，原因並不難理解： 柬埔寨醫療倫理與研究監管制度相對薄弱。柬埔寨對外資與政治盟友高度開放，審查門檻也很低。而最関鍵的因素是對中共政權在外交與經濟上具有高度依賴性。換言之，這是一個適合「規避監督、模糊責任」的場域。 ▪︎活摘器官的問題｜不能被簡化為陰謀論▪︎ 必須說明的是，關於中國存在「非自願器官摘取」的指控，並非來自單一來源。 自 2006 年以來，已有多項獨立調查與國際聽證指出，中國的器官移植體系長期存在來源不明、供需極度不對稱、且缺乏可驗證捐贈機制的結構性問題。
2019 年倫敦「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更明確指出： 非自願摘取器官的行為，在中國已構成系統性實踐，且仍在持續。在此背景下，任何與中共體制深度綁定、卻又缺乏透明倫理機制的生醫合作，都不可能被視為「中性」。 ▪︎幹細胞與再生醫學｜正是倫理風險最高的領域▪︎ 幹細胞與再生醫學，涉及：胎兒或嬰幼兒來源，骨髓、組織工程，臨床試驗與人體樣本。在民主國家，這些研究必須經過極其嚴格的倫理審查與知情同意程序；但在一個政權可以任意拘押、噤聲甚至消失異議者的體制中，所謂「自願」本身，便難以成立。 問題不在於「是否已證明每一項研究涉及活摘」，而在於：👉 整個制度，已無法提供最低限度的可信保證。 ▪︎這不是單一企業問題｜而是制度問題▪︎ 因此，焦點不應落在個別醫師、研究員是否「主觀善意」，而在於：國家是否承認生命具有不可侵犯的價值，體制是否允許外部監督，是否存在真正獨立的倫理審查。 當科研、醫療、資本與政權安全高度捆綁，「生命科學」便不再只是科學，而可能成為暴力的技術化形式。 ▪︎結語｜當白袍遮蔽制度之惡▪︎ 這份合作名單真正令人警惕的，不是一個尚待查證的指控，而是一種再熟悉不過的中共模式：將高度敏感的議題，包裝為技術進步；將不可問責的權力，藏身於專業語言之後。 對台灣與國際社會而言，這不是反科技、反醫學，而是最基本的文明自保。因為，一個不尊重生命底線的政權，無論它如何談論「生命科學」，都必須被持續、嚴格地檢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