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怪誕作為方法，對照《暴蜂尼亞》與《可憐的東西》，反思理性與自由如何在權力結構中變形，是本文的核心看點。
▪︎兩種極端形式｜從作者論談起
我有幸先後觀看了尤格．藍西莫執導的《暴蜂尼亞》與《可憐的東西》。兩部電影在視覺風格、敘事尺度與世界觀設定上，看似南轅北轍，實則展現出高度一致的創作觀點：冷靜而近乎殘酷地解剖人類的理性與自由，如何在權力關係中逐步變形。藍西莫是一位標準的作者型導演。他的電影不急於傳達明確價值立場，也極少替角色辯護；相反地，他更傾向搭建一個高度人工化的世界，讓角色在其中自行暴露其殘酷性。
觀眾並非被引導去理解角色的心理動機，而是被迫觀看角色如何一步步走向倫理失序的狀態。觀看本身，成為一種不安而無法抽身的經驗。
▪︎《暴蜂尼亞》｜以極簡敘事完成高度精密的心理實驗
《暴蜂尼亞》的成功，首先來自一個極為果斷的形式選擇：極度收縮的敘事空間。
1️⃣ 空間即觀點｜地下室的敘事功能
全片幾乎鎖定於一處地下室。這並非戲劇上的限制，而是導演刻意設定的敘事策略。
地下室不只是囚禁之所，更象徵一種封閉的認知結構。當世界與外部事實完全隔絕，角色的一切推論只能在封閉空間中自我驗證；「我相信什麼」，逐漸取代了「什麼才是真的」。
於是，表面上被綁架的是女企業家；實際上被囚禁的，卻是那兩位自認掌握真相、卻無法接受現實不確定性的年輕人。
2️⃣ 不作裁決的敘事立場
藍西莫刻意拒絕回答關鍵問題：女主角究竟是不是外星人？男主角堅信的陰謀論，是否全然荒謬？
導演不提供權威答案，使觀眾無法安心站在「理性旁觀者」的位置，只能在惴惴不安的情境中持續觀看。這種敘事上的不可靠性，正是影片心理壓力的來源，也使觀眾自身的判斷反而成為被檢驗的對象。
3️⃣ 黑色幽默作為暴力機制
電影中的荒謬橋段——詭異的質詢、偽科學推論、剃髮等行為——並非單純的諷刺，而是一種逐步升級的心理暴力。
令人不安的笑點與不適感並存，使觀眾在發笑的瞬間，也意識到自己正被捲入一套殘酷而自洽的邏輯之中。
▪︎《可憐的東西》｜從心理囚禁轉向身體政治
若說《暴蜂尼亞》是極簡而封閉的，那麼《可憐的東西》正好相反：它是一部視覺高度膨脹、敘事充滿奇觀與張力的作品。
然而，兩者並非價值上的對立，而是同一問題的兩種展示方式。《暴蜂尼亞》處理的是：理性如何轉化為控制工具；《可憐的東西》則處理：自由如何在慾望結構中再次被規訓。
在《可憐的東西》中，角色看似獲得前所未有的行動自由，但每一次探索身體與世界的行為，都伴隨新的凝視、新的利用，以及新的不平等。自由在此並未帶來真正的解放，反而揭露了權力運作得更為精緻而隱微的方式。
▪︎艾瑪．史東｜不僅是角色，更是敘事的壓力中心
艾瑪．史東在這兩部電影中，扮演的並非傳統意義上的「主角」，而更像是一個測試他人倫理底線的存在。
在《暴蜂尼亞》中，她象徵理性權威與資本秩序；在《可憐的東西》中，她的身體則成為被實驗、被觀看、被消費的場域。她的存在不斷迫使周遭人物——同時也迫使觀眾——直面自身的恐懼、控制慾與道德矛盾。這正是藍西莫反覆與她合作的關鍵原因。
▪︎結語｜怪誕不只是風格，而是一種方法
將《暴蜂尼亞》與《可憐的東西》並置觀看，更能清楚看見藍西莫電影始終一致的提問：當人類自稱理性與自由時，權力究竟是如何悄然滲入其中？
他的電影之所以令人不安，並非因為怪異，而是因為它們過於貼近現實世界的結構性真相。這不是為了取悅觀眾而存在的作品，而是迫使觀眾停下來，重新檢視自身判斷位置的電影。也正因如此，這樣的作品才能在形式極端、角色有限的情況下，依然緊緊抓住觀眾的注意力。
《可憐的東西》(2023年)電影海報
《暴蜂尼亞》(2025年)電影海報
2026/01/16在全球影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