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看到你房間的燈還亮著，真想衝進去把你的腿打斷...」，從門縫下遞來的那張紙，打開一看，是母親潦草的字跡。
心門緊閉
那年，我高二。
正處於同儕關係緊密、逐漸建構出獨立思考能力的年紀。不確定是學科難度提高、抑或是重心放在班聯會而無心於課業，成績從高一的前幾名，掉到了十幾名，看在父母眼裡很是擔憂。
看著「很差」的成績單，直線認為是我「不夠認真讀書」，要我退出班聯會，專心一意地將所有專注力都放在學科上。
我曉得課業重要，但也不認為是最重要。對我而言，在班聯會辦活動累積的經驗、與夥伴間的溝通合作，還有真摯的友誼更無可取代。
但當時的我，沒有辦法和父母溝通，因為我吃過的米不如他們吃過的鹽多，我所認知的「更重要的事」，無從印證。
理解但不認同
對成績的重視，源自於他們未曾擁有過的人生。
母親出生在重男輕女的家庭，國小畢業後便需幫忙家裡的麵店，無法繼續念書。父親則是讀完初中，靠著當木工學徒，辛苦地掙錢，才能夠讓兒女一個個都能考高中、念大學。
不想我們再走一次相同的道路，這條路太坎坷、太艱辛。
而念書－是擁有安心平順人生的入場卷，因為考試成績好，便能考上「好」大學，做份「好」工作，不用再走辛苦路。
當時的我，並不認為只是「念好書」，便能與後續的「好人生」劃上等號。
再也推不開的門
我一意孤行地追求我認為更重要的事，唸完書雖然已半夜，仍熬著夜將班聯會的事物做完。然而，試圖兼顧的努力嘗試，換來的是父母更強烈激進的言語，那張紙條，徹底將門封死。
那道門，隔開了我與父母的心。門的那側，是對成績的焦慮、對孩子未來的擔憂、對我的不信任。
我沒有足夠的溝通能力與勇氣，去好好地表達我的感受與想法，也不認為父母有接納不同視角的心胸。
隨著時光的推移，那道門愈來愈厚重，厚重到我們聽不見彼此的聲音。
是放棄溝通、抑或是拒絕聆聽，種種負向的情緒層層堆疊，那道門，沉重到我已無力推開。
最後一根稻草
即使已經有穩定的工作，母親仍時不時會有情緒勒索的言語，這些負向能量穿透門，字字句句狠狠地在我心上劃刀，大腦也長出防衛機制，反射性地認為他說的「每一句話」都帶刺、都會傷害我。
我選擇關在房門內，不去面對相左的價值觀。
某天母親只是問起一件小事，一向選擇沉默、忍耐、放棄溝通的我，彷彿被按下核彈開關，突然爆炸，似乎是累積多年的情緒，那天突然失控。
放棄也是一種解方
表面的和平因我而失衡，於是我搬出去，開始自己的租屋生活。
每年只在重要節日時返家，即使回到家中，也不太和父母有對話。因為對我而言，有對話就可能因為被反諷而受傷，傷口累積太多會爆炸，為了避免衝突再產生，那麼，一開始就不要說話。
那道推不開的門，長了好多灰塵，陰暗且讓人厭惡碰觸。
這種逃避現實的鴕鳥心態，對當時的我而言，是最舒服的處世之道。我認為不可能改變父母的想法，因此以最低限度的相處模式，讓關係維持在不會產生衝突的平衡點，一晃眼便過了十年。
這些年，如果有看電影或電視劇談到親情議題，總會讓我哭紅了眼。我深知，那是一塊痛到無法踏入的幽暗角落。
而事情的轉機，悄然無聲地到來。
轉職而生新契機
前年我轉職到非常跨出自我舒適圈的工作－非營利組織的街頭倡議募款員。
需要大量地和不同類型的陌生民眾接觸，聊我們在乎的議題，尋求認同、進而邀請捐款支持。也因此，需要提供極大的情緒價值與輸出正能量，才能夠打動他人。
這樣的工作性質，竟使我從中頓悟了人生。
在我的頭頂上有著組織重要的使命和理想，即使這位民眾的其他價值觀跟我不同，也不影響我的倡議內容，因為不管他的其他想法如何，只要他認同我們在意的這件事情便足以。
我既然可以和形形色色的人暢談組織理念，並從中產生連結點，又為何不能跟我的父母形成這樣的關係呢？
將和父母的接觸點，當作是和民眾閒聊的開始，捨棄所有的背景脈絡與既定印象，曾經會令我受傷的言詞，則視為「有趣的」民眾的回應，不往心裏去，給予適當的反饋後，接著談論我想說的事。
我不奢望改變父母，但我能改變我自己。
透過情感上的抽離、放下預設立場的心態，反而修復了與父母的關係。
門的這一側
我終究希望父母晚年能過得舒心快樂，他們負能量的言語與尖銳的反諷，透過換位思考的轉譯，理解其背後「非惡意」的觀點，再用正向表述連結回我頭頂上的目標。
我始終知道，那道厚重的門仍黯淡無光，受過的傷、結痂的心都還在那。正是因它存在，更能體醒自己不要複製傷害，成為造成他人傷疤的人。心，也在千錘百鍊後更為柔軟而堅強。
不知不覺，房間多了另一道百變門，門上有片玻璃，透出溫暖的陽光，灑落房間。
每一次打開那道門，都能看見新的風景。
下一次，也會從心開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