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政協委員、徐匯區中學校長曾憲一 在兩會語境中提出「取消中考與高考是早晚的事」，理由指向人口銳減、應試教育僵化，以及現行考試難以選拔真正具創新潛質的人才。此言一出，旋即在《網易》《知乎》等中國平台引發激烈爭辯，反應之強烈，遠超一則教育改革建議所應有的强度。
其所以如此，恐怕不在於「改革本身」，而在於這樣的話，究竟是在什麼制度條件下被說出口。
壹、在中國，體制內人士的發言，從來不是「個人意見」那麼簡單若以歐美社會的理解方式，校長或教育專家公開倡議制度改革，或許可被視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責任實踐；然而在中國語境中，情況顯然不同。曾憲一不僅是重點城市知名的中學校長，更重要的是此人具有「政協委員」身分——這並非邊緣角色，而是被納入體制、具備「被允許發言」資格的政策諮詢者。
正因如此，許多台灣與海外觀察者自然會產生疑問：如此高度敏感、牽動全國社會流動結構的議題，是否真能毫無風向地被拋出？ 即便尚不足以斷言是既定政策，卻也難以否認，它至少顯示此一方向已進入體制內「可討論、可試探」的區間。
貳、網民的反彈，實為對「唯一可監督公平」的強力捍衛
細讀中國《知乎》《網易》等網民的反應，你會發現：其核心焦慮並非戀棧應試教育，而是對「程序公平」的深層不安。反對聲音反覆出現的關鍵語句包括：「高考是目前最公平的制度」、「一旦取消，寒門再無出路」。
這些說法並不浪漫，卻極為現實。在一個權力缺乏外部制衡、資源分配高度不均的封閉社會中，分數雖然冷硬，卻至少還可量化、可以比較、可以追溯；也因此，成為普通家庭子女對抗關係網與背景差距的最後防線。一旦改以「綜合素質評價」「推薦」「答辯」「面試」等主觀機制取而代之，民間直覺便會將其翻譯為另一個詞：可操作性，甚至，還很可能是個「政審」。
於是，輿論真正追問的並非改革理想，而是制度細節——由誰來評？標準是否公開？過程是否留痕？結果論否申訴？若這些問題無法被清楚回答，再美好的教育語言，也難以化解社會的不信任。
參、所謂「愚民傾向」，並非反教育，而是反自治
討論中不乏更尖銳的質疑，將此類改革與中共長期的治理取向連結，甚至聯想到文革時期高考停辦、以推薦與政治審查取代學業表現的歷史經驗(習近平正是個最明顯的例子)。這樣的類比，或許過於激烈，卻並非毫無根據。
嚴格說來，中共的治理並非反知識，而是「反個體自治」。最近十年來，「黨對教育事業的全面領導」「愛國主義教育貫穿教育全過程」皆已明文化為政策方向；在此背景下，徦若入學甄選機制同時轉向高度主觀、彈性且缺乏透明制衡的模式，社會自然會非常擔心：教育機構是否會從培養能力，轉而篩選「可治理的人」？
這正是「愚民傾向」的制度版本——不是不讓你讀書，而是讓你無法依靠規則自立；不是取消教育，而是削弱那個仍能讓個體對抗權力與關係的最低程序保障。
肆、改革真正的分水嶺，並不在形式，而在權力者是否受限
放眼世界，許多國家確實不全以單一考試決定入學資格；但它們之所以能運作，是因為評量機制伴隨著高度透明、法律救濟、媒體監督與公民信任。制度形式相似，權力結構卻截然不同。
因此，問題不在於「考試或綜評」孰優孰劣，而在於：當一個社會缺乏權力制衡與程序透明時，任何削弱標準化、強化主觀裁量的改革，都不應被視為進步，而應先被視為風險。
代結語
曾憲一的發言，或許仍可被解讀為「個人之倡議」；但它之所以引發強烈不安，正在於它觸及了一條危險的制度分岔：從可監督的公平，走向不可監督的甄選。在人口銳減、社會流動趨緩的當下，這樣的轉向不僅關乎教育，更關乎一個國家是否仍願意為個體保留依靠規則站立的可能。這，或許才是輿論真正聽見的警訊。
當下中國中等教育現場 1
當下中國中等教育現場 2
當下中國中等教育現場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