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是「深情無比的母親」
最近我們家小孩的社會課老師帶他們讀大江健三郎的《為什麼孩子要上學？》，老師唸了第一篇故事給他們聽，那是一個關於「繼承的孩子」的故事。
二戰結束那時，大江是個小學生。學校的大人在戰時反覆灌輸小孩「天皇是神、美國人是鬼」的想法，但同樣的大人在日本戰敗後突然就「反省」過來，改口說「天皇也是人，美國人是朋友」。戰後一個月，大江每天早上從學校的後門溜走，一個人走進森林裡，「拿著一大本的植物圖鑑走進山裡，把森林裡樹木的正確名稱對照著圖鑑一一地確認牢記在腦中」。在一個下了一場大雨的秋日午後，小小的大江迷失在山中，開始發燒。直到第二天，才被村子裡的消防隊員找到，他昏迷在一棵七葉樹底的洞裡。
發著高燒的大江蓋著棉被躺在榻榻米上，意識模糊之間，彷彿聽見醫師來了，又離去。
我（大江）也覺得我的情況不樂觀，慢慢悄聲問她：「媽媽，我快要死了嗎？」 「我不認為你會死，我希望你不要死掉。」 「我聽到醫生說『這個孩子快死了，以經沒救了。』他覺得我會死吧！」 母親沉默了一會兒，然後說：「就算你真的死了，我還是會再把你生下來，別擔心。」 「但是，那個小孩子和現在就要死掉的我，應該是不一樣的孩子吧？」 「不，是一樣的！我一生下你之後，就會把你過去看到的、聽到的、讀到的、做過的事情全部都講給新的你聽，也會教新的你說現在會講的話，所以，你們兩個就會一模一樣了哦！」母親這麼回答我。 我雖然還搞不太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可是，心情平靜了下來，好好地睡了一覺。
在身為一個父親之前，我就已經讀過這個故事，那時我覺得這是一個哀傷的故事。多年之後再次聽到這個故事，我已經是一個七歲小孩的父親，更是能感受到一種胸口被揪緊的、非常具有實感的難受。我覺得那是因為，對現在的我來說，這個故事已經不僅僅是比喻，而是一種「可能」的事。
姑且不論為人父母的感受，在這裡，我想要討論「學習」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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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孩子要上學？
大江在病癒之後開始回到學校去上課，但無論在教室裡算數的時候，或者在操場上打棒球的時候，在往後的日子裡，大江時常發起呆來，思索著自己究竟是「最初的那個孩子」，或者是「被媽媽『生回來』的、繼承了某個（死去的）孩子的孩子」？大江看著他的同學們，想著「那些同學是不是也繼承了某些沒能長大的孩子呢？」
大江認為答案是「是的」，他以及其他的孩子們，確實都繼承了死去的孩子。「而這件事的證據就是我們大家都繼承了同樣的語言在說話。」這就是大江在那時得到的結論。
「孩子為什麼要上學？」這個小時候困擾他的問題，在大江發現他的第一個孩子「光」（大江光）是腦部異常的特殊生時，再次找上了他。光在語言上發展緩慢，但對於聲音非常敏感，不是適合一般教育體制的孩子，而大江和他的伴侶既有知識也有資源，讓光和他的父母親一起待在家裡，看起來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然而，在幾經猶豫之後，光還是去了學校，進入了「特教班」。在「特教班」裡，大江發覺光得到了在家裡得不到的經驗：
光進入「特教班」不久，就找到了和自己一樣不喜歡噪音的朋友。後來，這兩個小傢夥就常一起窩在教室角落，手牽著手忍耐著，而且光還幫助這位運動能力比自己還弱的朋友去上廁所。自己對朋友有所幫助，這件事情對於在家中只能完全依靠母親的光而言，是非常新鮮、喜悅的。之後，這兩個人就與其他的孩子保持一定的距離，並坐在一起聽廣播裏的音樂。過了一年，光發現自己對人類所作的音樂比對鳥兒的歌聲更敏感。光甚至會把廣播中朋友喜歡的曲目抄寫在紙上，帶回家來，然後翻找家中的CD。就連老師也發現幾乎不說話的兩人之間開始用巴赫、莫扎特等字眼進行交談。
基於這樣的發現，加上對自己童年經驗的思索，大江對於「孩子為什麼要去上學」這個問題做出了總結：
不管是國語也好，理科或算數、體操或是音樂也罷，這些語言都是為了充分了解自己，與其他人聯繫——外語也是一樣。為了學習這些東西，我想不管在任何時代，這世界上的孩子們都應該要去上學。
一模一樣的孩子
對於大江的結論，黃武雄老師在《學校在窗外》說到：「人藉著與世界互動，瞭解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才能反觀自己，瞭解自己。」然而，他也提出婉轉的質疑：「……我不能確定孩子是否一定要去學校，因為今日的學校所教給孩子的，不是連結於人的內在世界的『經驗知識』（experiential knowledge），而是一整套的經過標準化、抽象化的「套裝知識」（package knowledge）。這一整套的套裝知識反而把人從真實世界中分離出來，與不同時空的人類經驗隔離開來。」
「繼承語言」和「充分瞭解自己、與他人聯繫」，是大江支持「任何時代的孩子都應該要去上學」的兩個主張。黃武雄老師肯定後者，但質疑現在的學校究竟有沒有這樣的功能，而我們都知道，「充分瞭解自己、與他人聯繫」不必非得去「學校」才能辦到。而在後面的篇幅裡，我想要專注討論「繼承語言」這一點，因為我覺得它十分危險。
上田萬年（1867-1937）在日本風起雲湧的近代化過程中，是著名的「国語」（日本語）學家、語言學家及教育官僚，他從語言學家的角度提出形塑「國族」的看法：
語言對於使用的人民而言，就如同血液之於其同胞，如肉體上所示的精神上的同胞。以日本的國語來比喻這個道理，日本語應該就是日本人的血液。日本的國體，主要是以此精神血液來維持……言語不單只是國體的標識，同時也是一個教育者，是所謂情深無比的母親。
「國體」是日本在轉化成近代化國家時期的重要概念，也是日本本土及殖民地在發展近代國民教育的初期，最主要的核心概念，其內涵包含了大江在二戰期間聽見老師灌輸的「天皇是神」的觀念，以及「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這種要求國民為國家統治者的意志、「無私」犧牲自己的想法，在二戰時期的日本內地與殖民地台灣，人民都曾因為這種國族思想吃盡苦頭，其影響甚至擴及整個世界。
由此說來，上田萬年的想法與大江「繼承語言」的說法十分類似。將上田萬年「情深無比的母親」這個比喻嫁接到大江的故事中，「把你過去看到的、聽到的、讀到的、做過的事情全部都講給新的你聽，也會教新的你說現在會講的話」，可說是無縫接軌。沒有選擇地繼承這個社會「現在會講的話（語言）」，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故事裡大江的媽媽對大江說：「所以，你們兩個就會一模一樣了哦」，對照某些壓制孩子反抗與詰問的教育現場，其「有效率」的程度簡直令人不寒而慄。
有權者（例如國家或媽媽）像這樣為了某個或某些目的操弄人的思想，只要稍加思索，就會萌生出令人不快的感覺，即使是大江小時候，也曾因為覺察到學校的大人在「語言」上的「矛盾」，而展開逃學的自學生涯。病癒後回到學校的大江，雖然覺察到「繼承語言」的正面意義，但卻忘記了自己曾經警覺到的、「繼承語言」的負面可能。
繼承的選擇
在和編輯大中討論這篇文章的時候，大中說：「不過聽大江光的音樂，會覺得『繼承語言』也許不是那麼硬的概念（雖然以兒子的作品去詮釋爸爸的言論也怪怪的）。以這張專輯來說，他的音樂語彙大概都是從歐洲古典 - 浪漫時期的音樂繼承來的，繼承這些東西並優美的說出來，繼承這些東西所以可以體會它們的美好，我覺得可以這樣形容。」
- 大江光第一張音樂專輯
我相信大江所贊同的「繼承」，必然不是與上一代「一模一樣」的「複製」，但在這個大人全面掌權的世界裡，在那些大人的指令不可違逆的教育現場，那些從「該學什麼」到「學到什麼程度」都由大人們不由分說地制訂的學習場域，「繼承」與「複製」之間，時常沒有一條夠清楚的界線。
而在眾多的遺產之中，孩子究竟要繼承什麼，又要挑戰什麼，終究應該交由孩子的意志來判斷。
孩子的答案
自己是不是「最初的那個孩子」，或者是「繼承了某個（死掉的）孩子的孩子」呢？社會課的老師將大江的疑問，交給我們家七歲的小孩。
孩：「應該不是吧，我沒聽說過這件事啊。」 師：「不見得要告訴你啊。你怎麼知道你學的那些事情，像是裁縫，不是因為死掉的孩子學了，所以你才學呢？」 孩：「因為那些都是我自己想學的啊，是我自己選的。」
每一個孩子都不是為了替代誰而「生回來」的，也不必跟誰「一模一樣」。
教育或許不該是一個痛失愛子的「情深無比的母親」，為孩子決定他要繼承的「語言」，而更要試圖為孩子擋住主流社會總是要複製孩子的那些影響，撐出一個空間，給孩子「繼承」與「拋棄繼承」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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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朋友共同分享、推動「合作式教育」的概念，試著建立由父母、小孩與教育者共同合作、建構的教育場域。在這個寫作計畫中，我想要寫下我在教育現場的記錄及相關問題的思考，希望能讓讀者和我一樣，在繁雜的教育／教養現場得到些微的救贖，且保有討論和省思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