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記的華夷與三教

三寶太監西洋記的華夷之辨與三教人物(象山慶1993.10)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羅楙登撰（以下簡稱《西洋記》），大約刊行於萬曆中期，是一本內容駁雜而文字俚俗的小說，具有「歷史演義」與「神怪想像」的兩種性質，於史實與虛構之間，頗有象徵意味。歷來學者對它的評價並不高，但這往往是文學觀點的偏差，未必即是定論。本文擬就此書情節中涉及傳統中國的「天朝意識」與「華夷之辨」的觀念，提出討論，並印證於明代中葉前後有關海權與倭寇的特殊時代問題。

一、華夷之辨

從古以來，中國的政治思想家對於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的問題就很敏感，這其中包含了種族的異類與文化的異質兩種判斷，進而有優劣的評價，總稱為「民族思想」。原始儒家的經訓已有「荊舒是懲、戎狄是膺」（《詩經》）、「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孟子．滕文公》云：「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把華夷之辨的理論明確化[1]。此後，自視優越的華族即不願與夷狄混同，乃有相應的排外自保的舉措。如戰國諸侯多依山築城以防禦北方異族；而秦皇漢武之北擊匈奴、隋煬帝之出征突厥；漢唐諸帝之對外和親、輸幣、賜號，反追認諸夷源出夏祖……等；或以軍事行動驅彼出境，或以政治策略誘其附庸；而諸夷亦每自進於華夏，以此為榮，如北魏之遷都漢化、隋唐之改姓歸宗。華夷之辨於是成為價值判斷。

若依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謂：據亂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夷狄進之於爵，天下大小遠近若一」；前者不足為訓[2]，而後二者影響深遠；升平世是「辨華夷」，正本清源；太平世則是「均覆載」，平等同仁；而最終理想在於用夏變夷，普天同化[3]；此即所謂天朝意識的階段性內涵。

在中國歷史上，「太平世」始終不曾實現；而「均覆載」則成為英君霸主反覆宣說於詔敕裡的政治口號，如唐太宗云：「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又云：「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4]且至於現實上較多被承認的「升平世」，及文化衝擊或外族入侵的時代，經常在學術界重提強調的，則是民族本位的「華夷之辨」，如顧歡〈夷夏論〉，從語言、風俗、服飾各方面肯定華族居大地之中，有聖人治化，故最尊貴：「東有驪齊之醜、西有羌戎之流、北有亂頭散髮、南有剪髮之身；姬孔施禮於中；故有夷夏之別。」這種觀念長期沈澱而凝聚為每個知識分子的民族情結。蕭公權云：

明代以前中國曾兩經大規模之外族侵略或征服；前有北朝，後有蒙古；魏晉佛教盛行，士大夫多受麻醉，除道士利用種族文化觀念以為衛教之工具外，儒家殆少有申明膺攘之義者……理學家專精力於身心性命之學、三綱五常之教，而夷夏大防，反少致意。故蒙古入侵，而程朱學派之大儒許衡，竟為之劃謀定制……推衡之意，殆謂夷狄能行漢法，雖異族亦可為君；三綱五常須正，而華夷可以不別，然而類殊心異，不可同群；用夏未能變夷，奉夷卒以陵夏。[5]

這裡情況主要是想以文化的認同來融攝種族的異類，但在現實上並沒成功，直到明太祖起兵倒元，乃根據民眾仇視元人的心理，而強調種族與文化的尊卑，其〈諭中原檄〉云：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皆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之內，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知冠履倒置之歎……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

蕭公權認為此檄是「中國最先表現之民族國家觀念」，檄中雖仍襲古義，以文化區分族類，但是已有「略似民族主權及帝國主義者優秀民族之說」。這個檄文裡的民族思想，在明初為方孝孺繼承且引申，其〈後正統論〉認為古代的詩書及孟子，把夷狄比擬為寇賊、洪水、蛇蟲；又說孔子所以稱許管仲的，就在於能「攘夷狄」：

失所貴乎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也，以其有禮文之美、衣冠之制，可以入先王之道也……彼夷狄者，侄母烝雜，父子相攘……故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

這裡仍是以傳統的「文化」作為區分，而不能兼及「血統」問題。但是這種正面的夷夏之防的思想，在方氏之後，再無人注意，必到明朝滅亡，異族再侵之後，才又由王夫之重申大義，建立毫不妥協的民族尊嚴。

而嘉靖年間，由於東南倭寇與西北俺答的侵擾，沿邊及沿海百姓的受塗炭，而嚴嵩父子當權，政府腐敗，幾無軍事力量與之對抗，每有議和與海禁等不當措施；此時或唯有重申尊夏攘夷之說，以提醒當政者，視此寇掠為國恥，積極剿撫之，如楊繼盛〈諫馬市疏〉云：「堂堂天朝，下與邊寇互市，冠服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即為此意。而萬曆間刊行的《西洋記》小說，若依其前序所說「西戎即序、東事倥傯」，則顯然亦有感於這種由外族寇掠所引起的夷夏之防的觀念，所以，全書充斥著這類文字與對話。而究其思想根源，則不外乎前舉明太祖〈諭中原檄〉與方孝孺〈後正統論〉的延續與發揮。但是，前人強調夷夏之防，多在異族入侵的危急存亡之時，堅持種族的不同，評定文化的優劣，乃為了中國政權之不容外夷侵奪，中國百姓之不許外族奴役，這多是起於民族自保的動機，而永樂帝遣使海外以及《西洋記》內文所強調的華夷之辨，則是以中國的政權與文化為絕對優勢，因而尊貴之、宣揚之，強使外夷朝貢、附庸、認同，這則有帝國侵略的心態。

《西洋記》第一回已經說明玄天上帝臨凡，是因為「胡人治世，箕尾之下那一遭腥羶毒氣，尚且未淨。」第十回又說：「從胡元入主中國，乾坤顛倒，妖邪極多，精怪無數。」這是把胡元異族比喻為禽獸妖邪，染汙了中國聖地；而成祖遣使西洋，原有「宣耀國威」與「牽制帖木兒」的使命，當然也有華夷之辨的含意。即就《西洋記》所言「撫夷、取寶」，前者是以天朝聲威撫諭醜虜，今其開眼界、知敬畏；後者則中國歷代政統象徵的傳國璽，豈可長期流落外夷之地而蒙塵受辱？因此，《西洋記》便極力描寫這種思想的現實表現。

從人事方面看，對外夷極盡侮蔑。第八回，外夷來朝時，作者這樣形容其長相：「原來不是我中朝文獻之邦，略似人形而已。頭上包一幅白氈的長布，身上披一領左衽的衣服，腳下穿一雙犛牛皮的靴，口裡說幾句侏儒的話。」從服飾言語的粗俗質野而稱之為「略似人形」，這已經很諷刺了；而作者又慣於自命「天朝」、「中朝」、「南朝」、「南人」、「上邦」，相對的外邦便是「番狗奴」、「西番」、「醜夷」、「黠虜」、「小國」。又說：「遐邇一體，率濱歸王」；永樂帝也自云：「朕父天母地而為之子，天下之民皆吾子，天下之財皆吾財，天下之寶皆吾寶。」這種狂妄自大的口氣，是從古以來的傳統意識，是處於閉關自守的領土局面下，不曾與國際間平等來往，而產生的無知與膨脹，但明朝中葉以後，西方帝國已經開始海外侵略，拓展殖民勢力，而明室猶長期實行海禁政策，關起門來做著天朝大夢，其是可悲之極。《西洋記》帶有濃厚的民族思想，因而極力尊崇永樂帝的神聖與權威：「聖人作而萬物睹」，除了國內五穀豐登，普現祥瑞之外，連海諸夷也同樣蒙受風調雨順、海不揚波的恩澤，第七十八回，藉著刺撒國的降書說：「大明國皇帝，躬神睿之姿，撫休明之運，百蠻奔走，萬國謳歌……聲教塞於天淵，威靈震於戎狄。」這種尊國君為聖人、天子，稱中國為天朝的觀念，在全書中宣諭諸夷的詞句以及番邦降書的語氣裡，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張天師說：「凡夫修到神仙地位，三朝天子福，七輩狀元才。天子神仙，一而二，二而一。」真命天子，自是神仙臨凡，福報甚廣，且權威足可號令中外。以下詳錄各國降書的有關文字：

金蓮寶象國：竊聞天子者，受天之命，內主中國，外撫四夷，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尊親。（第三十二回）

啞魯國：側聞天下之義，當混為一，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有伐用彰，無遠弗屆。（第五十一回）

阿魯國：側聞天計有罪，兵義者王，夷必賓華，理屈斯罰。（第五十一回）

蘇門答喇：竊聞大國，天之所設；天子，天之所生；德風翔乎河源，武幨節乎月窟；率甯人之有指，先元戎之啟行，用廣威光，克服討罪。（第五十一回）

南浡里國：側聞天啟聖朝，神資良弼，必有懲討，以致昇平。（第五十二回）

金眼國：側聞天命有德，天討有罪，聖人中天地而為華夷之主，首民物而為紀法之宗；同此有生，罔不率俾。其藐西洋之醜類……。（第六十八回）

吸葛剌國：側聞天故昌期，篤生明聖，神陰景運，誓殄妖氛；矧能茲天討之遺，鬼誅之異。（第七十二回）

木骨都束國：側聞惟天有日，惟民有王，上下之分既明，事使之義斯定；遠人未服 徂征……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為之而卷祲。（第七十七回）

從這些引述可以看到帶著政治神話的帝國形象：永樂帝是受命的天子，中國是天敢的聖朝，因此，昌期景運，聖人治世，主於中而撫於外，德成遠播，莫不尊親。推而廣之，則天命所在，天下當混而為一，故此天朝受命征伐，以彰天討，以甯妖氛；代天賞罰，共致太平。所有王師天兵，替天行道，南下西洋，撫夷取寶，各國皆應望風歸順，永為藩籬，不可逆天負固，自取敗亡。所有番國的降書都如此說，而南朝將官也都這般想，第二十四回云：「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我天兵西下，你何政謀動干戈，擋吾去路，這是自作孽不可活。」又第七十八回云：「中國是個聖人之邦，日月出沒之地，莫不賓貢。」又第八十二回云：「這是他們不知天命，負固不賓，自取其罪。」這真可說是掉弄文句，把天朝天兵看作一種非理性的勢力，所到之處，只有服從，聽候處分；任何抗衡都是不自量力，無知頑強。這種一面倒的傾向，原本來自中國傳統的天命觀念，並且把它與民族思想及軍事力量結合，就成為橫掃一切的霸權主義。第四十六回云：「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天命之吏，代天行事，有絕對的效用。第五十回女兒國降書云：「明王大一統，率土無二臣。」另外，在下面的章回裡，前後數次說到同樣的話語：

自古到今，有中國才有夷狄，中國為君為父，夷狄為臣為子；冠雖敝，不置於足，履雖鮮，不加於首。（第四十五回）

中國制夷狄，夷狄事中國。這本即是理之當然……只要你知道一個華夷之分就是。自古到今，有中國才有夷狄，中國為君為父，夷狄為臣為子，豈有個臣子敵背君父？中國為首為冠，夷狄為足為履，發有個足敢加於首？豈有個履敢加於冠？（第六十八回）

有中國才有夷狄，中國居內以制外，夷狄居外以事內，汝等享地平天成之福，不可忘我中國。（第六十一回）

自盤古到今，有中國才有夷狄，中國居內，夷狄居外；中國為君為父，夷狄為臣為子。（第七十二回）

你國王僻處西洋，不知夷夏之分。自古到今，有中國才有夷狄，夷狄事中國，如子事父，天分然也。（第八十四回）

這些再三申明的話語，不但把華夷之辨推展到極點，甚且引申出先後、上下、內外的自然因果與倫理尊卑的關係；假如這種論調成立，則華夷可以是一家，但家中自有長幼倫序以及相應的名分禮數，必須絕對服從，不得任意僭越或變置。

「有中國才有夷狄」這句話，從一般的世界史來看，或有其種族起源的先後與立國建邦的早晚，這兩重客觀的意義；但這都只是自然的時間順序，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但若以天朝意識來說，卻又被曲解為：「因為有中國的存在以及恩澤的廣被，夷狄才可能存在並安居樂業；所以夷狄應知感戴，且接受中國的領導。」而這裡又隱含一個認識上的問題：「中國」與「夷狄」只是名詞相對的假立，而沒有實質必然的意義。它是在中國的立場而指斥域外民族為夷狄，且附加了文化優劣的價值判斷；彼諸外邦若不承認中國為宗主，則亦不必自視為夷狄。這組名詞的成立，必須以中國本身強大而穩定的軍事與文化力量為基礎，迫使夷狄俯首認同。因此，每當中國政權衰落或變置時期，便會有這種名詞的淆亂與重估。第二十八回，鄭和也曾說「在商為義士；在周為頑民」，成王敗寇，名義可以隨時修改，本無必定，只有立場問題。即以六朝顧歡〈夷夏論〉為主而衍生的兩派爭論而言，亦可作證：在儒家則中國為夏，印度為夷，夏不當奉夷，夷不得猾夏；在佛教，則印度為中土，支那為邊地，中土須軟化邊地，邊地應仰慕中土。因此，只要明朝政府堅持自己是中國，是華夏、天朝，且又有優勢的文化與武力，足以支持其號令，則相對的，域外各國便只好淪為邊地、夷狄、番邦了。這亦沒有商榷的餘地。

《西洋記》也有此認識，所以剛開始時，海外各國都自稱「你既是南朝，我是西土，我和你各守一方，各居一國」（第三十四回）；或「只是我們西洋各國……若是南朝人」（第四十六回）；他們並不自認為夷狄。只有在戰敗投降或情願附庸時，才會說：「小的們不幸生於夷狄之國，……今日幸見天使，如撥雲霧而睹青天。」（第四十五回）而降書也才自稱「僻處一隅，罔識天高地厚。」（第四十五回）或「俾黑子之地，列夷對之尊；進椎髻之夫，與冠裳之盛；雖天王之眷存即厚……。」（第五十回）這些都是勢窮力屈以後的反應，並非真正臣服。我們可以再舉金蓮寶象國的降書來看：

竊聞天子者，受天之命，為天之子，內主中國，外撫四夷，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尊親。某僻處西戎，罔瞻冠服，致干天怒，爰示旌旗。履天載地，識生成之有自；沐霜擳雪，知收斂之無遺。倖具犬馬之知，敢肆蝮蛇之毒？敬將書幣，用展精忱。永作外藩，時輸內貢，矢心惟一，誓無二三……。（第三十二回）

又賓童龍國的降書亦云：

側聞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明明天子，既以一人而撫萬邦；渺渺夷封，敢不以葛里而戴一主？矧茲蕞爾，敢肆猖狂？敬勒函韋，用旌效順……。（第三十二回）

另祖法兒國降書則云：

敝國僻處海隅，眇焉螻蟻……釜魚假息，敢所望乎？窟兔待擒，是所分也。（第七十八回）

自稱「僻處西戎」、「渺渺夷封」，以及「犬馬之知」、「眇焉螻蟻」、「釜魚」、「窟兔」等，都是自認夷狄，等同禽蟲的意思。

除了上述自然因果的附會外，又衍生第二層的倫理尊卑的關係，即「君父」與「臣子」的比喻；這多少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意味，即便一切海外諸國，只要是同為天地所覆載，都須尊中國天子為君父，且自盡其臣子之禮分。這原本是儒家的倫理學說，卻要放之四海而皆準，未免過於文化本位主義了。第三十七回云：「上邦為父為祖，下邦為子為孫。」第六十一回云：「昔我太祖高皇帝，驅逐胡元，混一區宇，日所出入，皆為外臣；今皇帝念西洋等諸國，僻在一隅，聲教未及，故特遣官遍視，索愛猷之遺璽，取歸命之表章。」第七十二回又借雷應春與番兵的對話云：

我南朝大明國是天堂上，可下同你這西洋？……你既曉得天上（只）有一個日頭，就該曉得世界上（只）有我南朝一個大明國……豈不聞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我南朝大明國就是一個父親，你西洋百十多國，就是一班兒子。

這是很有趣的比擬，卻含有嚴肅的意義，把君臣與父子合併來談，同時兼有國與家、忠與孝的兩層倫理關係，且以天、日作為中國的象徵，更把這個關係絕對綱紀化了。這種比擬是否合情合理，能否被普遍認同，於人心於事實都不能客觀成立；但從古以來，中國人皆視此為當然，不容爭議，如第五十回云：「夷狄奉承中國，禮所當然，不為屈己。」又第八十四回云：「夷狄事中國，如子事父，天分然也。」即使國勢衰弱，不堪為天下宗主，亦仍然抱持同樣的態度，以至於事勢不明，迂腐不堪。

上述兩點仍只是籠統的政權與天命的觀念，而《西洋記》所謂華夷之分，還有比較具體的內容；即種族與文化的優越感。前面曾引用方孝孺所謂「先王以禽獸畜之，不與中國之人齒。」而彼夷狄亦曾自云「幸具犬馬之知」，這個觀念有兩層含意：一是智力較低，二足教養較差；書中每常自負的說：「終是南朝人物，心巧神聰。」或「南朝人不是好相與的。」（第二十回）因為是天朝聖人治下的百姓，必然普沐教化而為上等國民；而相對的，被放逐在這個禮義之邦外面的夷狄們，則往往被形容為「醜夷叵測」、「黠虜難制」（第二十二回）；或「到底足是個番國的人，有三分稚氣」；更諷刺的是第四十六回，女兒國國王說，該處的女人不知何時起，都遺傳了一種天生的禁忌：「西洋國的男人再沾個得身；若有一毫苟且，男女兩個即時都生毒瘡，三日內肉爛身死。」因此，全國都是處女。但「若是你南朝的人物，正好做夫妻。」於是中國男人在彼國便成為難得的奇貨，往往因眾女爭奪而披撕成碎片。另一個例子是第四十九回，觀世音菩薩說：紅蓮宮主降生後，他「心心是佛，口口是經，甚是敬奉於我，我的意思要轉度他到中華佛國，故此把個淨瓶兒與她，以防夷人侵侮。」這不就暗示夷狄男人皆為異類，為汙穢腥臭的畜生嗎？分明是偏激的種族優劣論，彼夷狄先天不足且進化不深。

但這種偏見很難令人心服，比較具有說服力的還在於文化精粗的差異判斷。也就是：曾否領受聖人王化的陶冶？能否表現制度禮文之美、道德教養之雅而已。這才是實質的廣義的華夷之辨、人禽之分的評準。第三十八回：「我西洋不讀書，不知道理。」第八十六回：「卓彼中華，冠裳人物；蠢茲夷裔，左衽侏離。慨聲教之遠迷，敢遐荒之自絕？」從文明進化的程度來看，中國最高，且最合乎人性，其餘外族，起步較晚，應該無條件接受領導，南朝人以此自負，且凌壓他族，如云：

夷人狡詐，信義不明；中國堂堂，恃有此信義二早，若復欺其不見而取之，何以使夷人不復反也？（第二十二回）

這所謂信義，只是一種表態，一種處世技術，甚至是欺人伎倆，而非出於良知的自覺自發。因此，很容易被識破而暴露其傲狠的面目：

我太祖高皇帝，奉天承運，迅掃胡元，定鼎全陵，華夏一統……我們奉今萬歲爺欽旨，寶船十號，名將千員，雄兵百萬，二位元帥，一切天師國師，遠下西洋，一則妥撫夷邦，二則探問玉璽。你們奉上通關牒文，獻上玉璽，萬事皆休，何故興師動眾，敢阻我們去路麼？（第二十二回）

橫蠻狂妄的心態，溢於言表。分明是耀武揚成，欺侮到家，卻還要說得義正詞嚴，其是強詞奪理。因此，對方也不服氣的回答：

俺和你地分夷夏，天各一方，兩不相干，焉得領兵犯我境界？你這都是生事四夷，非帝王遠馭之街，豈不聞漢光武閉關謝西域乎？

這樣的話語顯示了作者並不全然只看到華夏民族的尊嚴，而沈迷於幻想；他同時也能以相對的立場設想外夷的心事，因而對下西洋的名義，有著某程度的批判；是非曲直，兼顧雙方立場，客觀而合情。但是，雖然撫夷取寶，於名義上不順，無以服人，卻又另有說詞，如第二十三回云：

我天兵西下，經過你這小邦，我又不是佔你的城池，減你的社稷，不過是要你一張過關牒丈，問你可有傳國玉璽……便寫下降表，親到寶船，見我元帥……豈不知以小事大者，畏天也；畏天者保其國。我這寶船上謀臣如雨，猛將似雲，殲你這國小將，如折柳穿魚；滅你這個小國，如泰山壓卵。只是你他日噬臍，悔之晚矣。

其意只似「借路過境」而已，於彼無損；但要降書，則不免辱人國體。且以大國小國為詞，已經露出成霸的口氣：除文化教養的懸殊之外，即以軍事力量而言，彼夷狄亦應知弱而伏。這分明是恐嚇，並無道理可說。第二十八回，姜金定與無底洞被捕後，鄭和說：「他倆人兵敗受俘，死於王事，不失為忠。」這忠孝節義在中國，正是聖人所標榜而為倫理教化的主要內涵，能以身行之則為君子人物，應該受到崇敬。但是兩國爭戰，各忠其主，卻還有敵對的政治立場，必須辨明，所以鄭和又說：「在商為義士，在周為頑民。」雖合於死事之忠，卻可惜效命的對象是夷狄。在這裡，南朝的做法，仍是綜合政權（政治與武力）與文化（禮文與教化）的立場來說明華夷之辨的，但多數時候仍以政權為主而文化為輔；因此，第二十八回對姜金定的勤王死事，可以先嘉許其忠，然後數說其罪並斬首示眾；第四十八回對黃鳳仙的叛國來降，則讚其知機：「公私兩利，有何不可。」而略其不忠；第六十七回對哈里虎的「為臣死忠」、三太子的「為子死孝」，則於戰事結束後，收其屍首「以大夫禮安葬之」，並「立碑旌表」。第六十八回則把為國效命的右執班砍頭號令：「逆天者亡，與此同罪。」而把辱國請降的左執班掛紅頒賞：「順天者存，與此同賞。」這在教化的典型作用上，是極其顛倒混淆的做法。但因為以南朝為天為主，而夷狄唯以順逆為存亡，所以倫常道德亦須屈服於政權之下，成為一種功利性的抉擇。第六十八回又說：「賞罰彰明，德之所施者博，威之所至者廣；柔遠人之道，無以逾此。」以賞罰為德威，只可謂法家手段，而非儒家思想；在這種情況下，顯示了「只許中國有禮義，外夷則唯有順逆」的強迫性優勢主義。因此，在斬戮敵將之前，還要故作姿態的問彼：「今日之死，心服不服？」且逼寫供狀；這裡的服不服，絕非德義，而是威勢。我們且看第二十八回，姜金定所寫供狀內容：

供為違抗天兵，自取罪戾事：中國有聖人，萬邦來享；天兵西下，自不合鞠旅陳師，違抗不順；以致戰敗受俘，理當梟首。遭天者亡，夫復何辭？

這真是自欺又欺人，殺身又辱志。何況供狀所寫，都不是真心話，而是「取出供狀式樣來與他看著」，按著現成表格填寫姓名事項而已，掩耳盜鈴，莫此之甚。而南朝還自調為「王者順天應人之師」，難怪夷狄始終不服，總是暫時「在人屋簷下，不敢不低頭」，賺得活命，旋即又叛；南人便又說夷狄反覆無信。類似這種種行為居心，真是殘暴又迂腐。

南船所到，總先以虎頭牌傳喻該國投降，自己則列陣以待。有些國家或一時見機不明，負固不服，而惹動干戈，但終究兵敗認降；這種情況，南朝也不致過分為難，所以不殺姜金定，放過謝文彬。比較特殊的是爪哇國，第三十四回云：「此國王敢於要殺我天使，又敢要殺我天使的從者，卻又併吞東王，合二為一；此亦倔強之甚者。」第三十六回又說：「此桀驁之甚者，目中無中國，我和你今日若不重示之以威，則褻天朝之閬望，動遠人之覬覦。」這次是在「撫夷取寶」的例行公事外，又加上「興師問罪」的特別任務，報復心強，竟把俘虜的三千名番兵，押赴轅門外，全部砍頭，且將屍身剝皮剛肉，下釜煮羹，今三軍分而食之！「至今爪哇國傳說南朝會吃人。」這種行為的殘忍野蠻，實不忍聽聞，即使夷狄番邦亦不致如此，而天朝將兵竟能若無其事，可謂變態的「禮教吃人」；且濫殺無辜，亦與往常作風不類：第六十五回也曾俘得金眼國的許多番兵，而彼時則說：「這些人，上有所命，下不敢不從，殺之似覺無辜，其情可憫，不如放他回去，傳語番王，教他早早歸服，這卻是體天地好生之仁，也足以表我中國莫大之量。」但為什麼不能貫徹這個仁心大量，卻反而殘殺爪哇國無罪番兵？這便又回到華夏尊嚴與夷狄順逆的偏見上，而其根源性觀點則是種族優劣說，第六十五回云：「番兵蠢若犬羊，殺之誠不足惜。」也就是方孝孺所謂「以禽獸畜之」的觀念的延伸。夷狄既然是禽獸，是犬羊，則殺之固可，煮而食之亦可；反正夷狄非人，不與華夏同類，則亦無人道良心的問題。何況，由於王神姑請救於火母禪師與驪山老母，鬧得不可開交，連國師也差點應付不來；前嫌今恨，總算其賬，罪在不赦。所以征服爪哇國後，不肯接受投降，而說：

我堂堂天朝，明明天子，希罕你什麼降言降表？我天兵西下，拉朽摧枯，希罕你什麼通關牒丈？我中國有聖人，萬方作貢，希罕你什麼禮物土儀？你這釜底游魚，幸寬一時之死，足矣，何敢多言？

把十三個「助約為虐」的頭目（其實也是聽命於君，效忠於國而已），各剮一千刀；而對曾經勸諫投降的左右頭目「各人賞他一副紗帽圓領，角帶皂靴，以表他夷狄之有臣。」對盡忠職守的總兵官咬海干，則說：「你這番狗奴，只曉得持戈仗劍，撥亂四鄰；你今日也把我天朝大將，當個什麼人看承？敢如此倔強無禮？」一刀兩段，祭了海神。對爪哇國王，則說：「罪大惡極，不容於死……這等惡人，當即時梟首，但殺之似涉於專，故此械送他到京師，那時節，生殺憑在咱萬歲爺。」這已是怒恨之極。幸得仁義為本的王尚書為彼求情云：「械送到底是個威劫，不如得一段心服，才是長策。」這才免其死而受其降。但看他供招的「服狀」內容，除了前述「要殺南朝天使」，自應於國際外交上有所負責；此外如「不合恃強，吞滅東國國王，併二為一」，這則是本國內政問題，實不必受干涉，南朝於此未免欺人太甚。但總括爪哇國最大的罪狀則為：「不合天兵壓境，負固不服，提師抗拒」，因為寶船將兵乃奉聖明天子欽旨，前來撫夷取寶，番國應當知機識時，奉表稱臣，唯諾依順，任憑處置；卻不該另生意見，違天取辱。所以，第六十回的錫蘭國王，只因降戰之間，略有遲疑，便被南船攻破城池，俘虜定罪，把他用鐵索穿了琵琶骨眼，坐在囚籠裡，傳諭各番邦云：「敢有負固不賓者，罪與此同。」又說：「你可曉得天命有德，天討有罪，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自今以後，要曉得有我天朝在南，年年進貢，歲歲稱臣，才是個道理。」凡此種種，都是侵略者的面目與說詞。

從上面的論述，以文化為號召，以武力為後盾的「華夷之辨」，雖不能徹底降服外邦，卻也是帝國主義者常用的伎倆。《明史》本傳云：「以次遍歷諸國，宣天子詔，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力懾之。」恩威並施，雖理想上也認為「與其劫之以成，不若懷之以德」，而事實上各番國幾乎都不領情不感德，最後仍須勞師動眾，才能逼降。第五十回，王尚書云：「無故加入以兵，未有不駭愕者，……須先著一員游擊官，傳下虎頭牌去暗示各國，令其自服；倘有不服者，發兵圖之，則我有辭於彼，彼亦心屈。」這裡所謂心服心屈，並非出於誠意，而只是技術性的運用而已。我們看看虎頭牌內容：

照得天朝歷代帝王，傳國有璽……我大明皇帝，盛德既膺天眷，宗器豈容久虛？為此欽差我等，統兵前來，安撫夷荒，探問玉璽消息。等因奉此，牌仰各國國王及諸將領，如遇寶船到日，許從實呈揭玉璽有無，此外別無事端。不許恃頑爭鬥，敢有故違，一體征剿不貸。

這完全是命令的語氣。無故侵人疆界，擾人清平，還不許抗拒。起初也只是掉換通關牒文，借路經過而已；後來變本加厲，便要索取降書降表，干涉內政；且又自稱為天德、天討，而陷彼夷狄於愚頑、有罪；其根源理論，即是種族上先天的貴賤以及文化上後天的優劣。尊卑上下的華夷名分，千餘年來已成為堅固的傳統偏見，使他們不能平等對待西洋各國。所有優越感與侵犯性，都被合理化為天命的當然，而免除了人性良知的省察。表現在言語行為方面、便總是狂妄自大，或機詐狡猾，且虛偽做作。第六十二回，軍卒王明向金眼國王說：「王臣雖微，位在諸侯之上；吾乃天朝之臣，禮當長揖，何拜之右？」這絕不是平等的外交關係。又王尚書說：「西洋僻處海隅，曉得什麼夷夏之分？驟然加以刀兵，豈有不驚駭者？不如……這才是個先禮後兵之道。」但不論以禮以兵，何先何後，在西洋看來，都同樣是辱君滅國，這才是事實真相：「從下我們西洋來，已曾經過一二十個番國，大則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小則逼勒降書降表，索取進貢禮物。今日來到我們國中，豈肯輕放於我？」（第六十二回）因此，各國驚惶怨憤，或者望風歸降，求保首領；或者傾兵抗拒，存全國體；南朝船隊給他們的印象是惡運，是天災，是海盜。第六十七回金眼國王說：「近者不幸，更被南兵侵擾，變起門庭，禍廷骨肉。」類此屈辱哀怨，流傳在西洋各國間，成為共識，且載於歷史。而南朝仍自負的說：「自從兵下西洋以來，已經取了這些國。也有一等易取的，也有一等難攻的，卻部是他心悅誠服，並不曾勉強人半分……諸葛孔明還要七擒七縱，我們怎敢全仗威力把持？」（第七十二回）蒙昧無知，自欺欺人。後來終於被揭破：「何故提兵深入我西洋之中，滅人之國，絕人之嗣，利人之有，食人之財，是何道理？」南朝卻只能答以「這是他們不知天命，負固不賓，自取其罪。」（第八十二回）

所有這些昧心言詞，振振沾沾，瞞天過海，其實那為著紓解他們的罪惡感，因為這趟任務的原始動機並不公正，旅程中又難免殺不辜而行不義；但是上有王命不可違，前有眾怨不可犯，內有良心不可欺，在這些因素夾攻下，他們只有以天朝意識與華夷思想來說服自己並曉諭番人了（所有這些深層的矛盾與轉折，只有金碧峰最清楚，所以他終始冷眼旁觀，調停折衷，且經常婉言諷諫，點破愚迷；他所扮演的角色，是歷史的見證與人性的提示）。

因為有著政權與文化的優越感，於是而有無端干涉與強迫輸入的情況。船隊每到新的國度，依例要詢問該地的形勢、氣候、物產、文字、曆法、刑罰、婚娶、弔賀、王位、臣職等，這頗有入鄉問俗，文化觀摩的意味，但他們真正的目的乃在於偵探觀察，比較批判，然後設法「用夏變夷」。如第三十二回征服金蓮寶象國後，賜給該國降將們員領與海青，且云：「你受了去，今後穿此員領時，你顧名思義，只可惜文，不可習武……自今而後，只可穿衣吃飯，不許海上為非。」這是解除國防軍備，禁制其行動自山。第四十五回對爪哇國勸降的頭目，也是賞他「紗帽員領，角帶皂靴，以表他夷狄之有臣。」這些都還是表面上局部的獎懲，對該國的政權與文化並無重大影響。但他們的終極理想卻是：「還朝天子如相問，為說車書混一家。」也就是讓西洋各國徹底漢化，完成所謂車同軌，書同文的天下一家。在這個理想之下，她們經常要以身作則的建立某些典型，供彼學習；或者以己度人的貶斥某些惡俗，命彼革除。這種本位主義的作風，大則絕人生路，小則壞人傳統。如第四十五回，孫陀羅等國人民前來進貢，自云：「小的們不幸

生於夷狄之國，無用地可耕種，朝不聊生，只得擄掠些往來商貨，權且度日。」鄭和便曉論說：「智士不飲盜泉之水，君子不受嗟來之食，你這不義之物，我怎麼受你的？只你們這一念歸附之誠，卻也是好處……古語有云，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你們今日朝不聊生，還是我們德澤之未布。」言下頗有清廉罪己的意思，使人感戴。而第五十回在龍牙山又遇到同樣是「生長蠻夷地面，無田可耕，難以度日，故此不得已為之」的強盜，鄭和卻說：「你們今日部該砍頭……我這裡饒你死，只是你們今後不可為此……我叫你們自今而後，只可清飢，不可濁飽。」只會強制彼等不得繼續擄掠，卻未曾教以另謀生路的辦法，這等於是借刀殺人。鄭和明知道這不是根本解決之道，他們「目下必不為非，但不能持之久遠。」而仍不知通變，卻又派人到龍牙山上刻石為碑云：「維天之西，維海之湄；墨二子兮，路不拾遺。」迂腐虛飾，而眾人竟稱許這是「與人為善之心，天地同大。」

其次，關於土著風俗的問題：第四十五回，在吉里地悶國：「男女斷髮，穿短衣，夜臥不蓋其體；凡遇番船往來，停泊於此，多係婦人上船交易，被其淫汙者，十死八九。」鄭和認為這是「惡俗」，於是把酋長「杖五條」，且又吩咐說：「男女有別，人之大倫，你做個酋長，怎麼縱容婦女上船交易，淫汙人我？……你今後要曉得人之大倫有五，不可縱他為非。」這其是無端橫禍，莫名其妙；而作者云：「這都是三寶老爺用夏變夷處。」假如所謂的文化，是指人民適應環境而發展形成的最佳生活方式，則文化的異質，必有其特殊的自然與人文的背景，因時因地，不須相同，亦無優劣，南船將兵以中國文化為最高等，而強迫輸入給四夷，改變並擾亂其原有傳統，這是極霸道的心態與行為，而他們卻視為當然，甚至是施恩布澤。第五十回革除彭坑國殺人祭神的巫俗，倒頗合乎人道且開明，因為「天地以生物為心，故此一個人命，關卅三天。」但是，彼國民智尚未進化，怎能聽懂這話？又麻逸凍國：「俗尚節義，夫死，婦人削髮釐面，七日不食，與死夫同寢，多有同死者；七日不死，親戚勸化飲食。俟丈夫焚化之日，又多有赴火死者；萬一不死，終身不嫁。」若依前面人命關天的觀點，這也該是惡俗，但因為類似中國「不事二夫」而殉死或守寡的風格，卻值得讚歎了，所以鄭和說：「夷人有此節義，奮戰奇哉。」男性主義的倫理盲點，華夷皆同，故彼此附和。這種以己度人，用夏變夷的本位主義，豈有客觀？更可笑的是第五十九回在帽山，土著俱是赤身露體，金國師云：「佛是金裝，人是衣裝，……莫若也學眾人，下身圍條花布手巾吧。」後來該地居民果然都花布蔽體，據說「這也是燃燈佛一場功德。」又第六十回，大葛蘭國的人民「不習詩書，不知文字」，鄭和便「賞賜他巾服袍笏，教他升降揖遜，禮樂雍容。」類似這些，都只作表面功夫，不顧事實；只有短期效用，而非長遠之計，夷狄即便懾於軍成，慕於虛榮，暫時仿而行之，亦不過如沐猴而冠也，但南人對此作法，則頗自是自負，第六十二回，對金眼國說：「我等特來取這玉璽，兼取你們的降書降表，正今你們歸我王化，不終於披髮左衽。」這是強詞奪理，一廂情願；因為他們認為「夷狄之道，不足為訓」（第七十八回），必須完全接受中國文化，盡去舊俗，才有升格的可能。若不慕王化，不識大體，便如第八十四回銀眼國的負固不服，都由於：「本等你們是個有眼無珠，不識好歹，也罷罷，今以後也不許在這裡立國，也不許你們在這裡為王，也不許你們在這裡做什麼番官番吏。」從此，銀眼國便從地圖上消失，不見經傳了；這便是抗拒天兵，拒絕華化的最後下場。

以上是天朝意識的華夷之辨，用於政治與文化上的意義。同樣的觀念擴展到神怪世界，也有明顯的差別。由於中國居宇宙之中，縱貫三界，橫通四海，得天地靈氣之所鍾，多有浩然正直，肉身成道的人物，夷狄則僻處海隅，風土澆薄：「俱是些沙漠地界，無山林叢雜，無岡嶺綿亙。」（第二十八回）又人性粗蠢，不知向道，卻「多有草仙木仙花仙果仙，史有一等雷師雨師風師雲師，又有一等山精水精石精，各樣的妖術，也不計其數。」（第二十七回）即是說，雖然也有些通靈變化的物類，卻都是低等的動植礦物，久而成精，興妖作怪，愚弄番民；道行較高的也會偶然「冒領人皮，假充仙長，上犯天條，下手王法」（第二十一回），但「久假必歸，故此鬼怪妖邪，只一現了本相，即時就消沮閉藏。」（第七十一回）或者也有些誤入歧途的道人，學些旁門左道之街，便也稱神號仙，惑亂人心：「西洋地面，妖僧草道極多，雖不是什麼嫡門正派，其實的利害，不可勝當。」（第七十五回）又或者是三界中已經名註仙籍，卻未斷三毒，去三尸的神仙，思凡下界，擾害生民，尤其「西洋地面，專一出這等個女人，倒有些貧嘴」（第四十八回）；因為這些上陣的女人，多有邪街，且不守然諾，其法術與法寶，又多屬怪異的婦女性格，陰毒已甚，以致南朝鬚眉男子，每受其苦，凡此種種情況，總歸是《封神演義》第五十三回，姜子牙所說的「用兵有三忌」；西洋海國，所以不受王化，難以馴服，多因這類妖仙的阻撓作怪，只要看看這些抗拒天兵者的來歷與法寶，便知其性質：女將則如姜金定的石井圈兒、王神姑的甲馬幻術、王蓮英的蜘蛛羅網法，以及白夫人的飛刀與套索；妖仙則如羊角大仙（天生頑石成精，後為元始天尊大徒弟，名為紫氣真人，私盜法寶，騎鹿下凡）；火母禪師（驪山老母的火童兒，被激下山）；金毛道長（北天門玄天真武上帝的四大神將之一，盜寶下凡）；陀羅尊者（佛爺座下盜食的鬼精，化身臨凡）；金角（牛精）、銀角（羊精）、鹿皮（鹿精）三大仙：飛鈸禪師（三國時汜水關鎮國寺靜長老）；引蟾仙師（鞋鞳星，佛母收養的白牛）。從這些出身來看，大抵皆非三教的正派道法，或者道行未高，或者入於邪門，或者凡情末斷；而因為「中華佛國」（第四十九回），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又有聖人治世：「朝廷洪福齊天，一呼一吸，百神默應；一動一靜，百神呵護……再有那個鬼怪妖魔，敢來作吵？」（第九十七回）所以他們存身不得，轉往西洋地面另謀出路，鋌而走險。

相對的，代表中朝的寶船上的僧道，如金碧峰是「三千古佛的班首，萬代菩薩的領袖」，不僅系出名門，且位尊道高，一切佛門正果的神聖都要敬事他（包括釋迦牟尼、玄天上帝），而其他二教的祖師徒眾也須禮讓他；而張天師「名下無虛」、「按天上的星宿」（第三十九回），從東漢．張道陵以來，祖傳的天師，只此一家，每得皇帝敕封；又專門是驅神役鬼，代天買罰：「原來是個正一法門，百邪逃避」（第二十五回）；所有道教神將，皆須聽從他的符今，並且「天下有一等狂神惡鬼，擾害良民，有一等鬼怪妖精，為災作祟，這都是貧道該管的……通天連地，出幽入冥，豈有海外不服管之理？」（第二十五回）以鬼神世界來兼併中外，且統攝於中國三教管理，這仍然是用夏變夷的觀念的延長。

從這裡再衍伸下去，則以中朝聖人的天威，甚至又可以貫通三界而「用陽變陰」，所以下西洋到了盡頭，誤入酆都鬼國，派遣五虎將闖入探路（這原在天師與國師地圖上預定的十八國路線的終站，只是對該地的民情風俗毫無認識而已），他們說：「怕他什麼閻羅天子，怕他不寫下一對降書？」（第九十一回）這是把鬼國比看作夷狄一般。又說：「我們五虎將軍，日戰陽間夜戰陰」，所以陰陽不隔，俱在撫夷取寶的範圍內。而閻王則抗議說：「你大明國朱皇帝是陽間天子，我酆都國閻羅王是陰間天子；地有陰陽，職無尊卑，禮無隆殺，焉得你反問我們要降書，問我們要寶貝？」這口氣正如西洋各國對南朝所說「天各一方，互不相擾」的意思，但南朝人卻蠻橫無理的說：「我們兵下西洋，已經三十餘國，那一國不進上降書？那一國不奉上寶貝？饒他是個勇猛大將軍，饒他是個天地人各仙長，也都是這等帖耳奉承，又何況你這些瘟鬼？」鬼國既在西洋十八國之內，且也只是陰陽人鬼之異而已，如何能免於中朝聖人的威權？所以「陰陽雖異路，通問之禮則同……內外挾同，豈可沒個互相援救之意？」到後來，閻羅王果真也奉上短札、寶貝，作為收場，到這種地步，才算是用夏變夷的徹底，中朝文化不僅遍及四夷，革其舊俗；甚且通達冥間，得其認同。並且，沿途所有戰事所有殺戮，橫死者雖不服氣而往冥司控冤（據實而言，這確是帝國侵略者無可逃避的罪行），但因有著華夷之辨的前提（以天朝天子的身分，遣天兵而肆天討，這是替天行道，所有抗拒者皆是「自作孽，不知天命」，死是該死，不得埋怨），所以閻王還要「內外挾同」、「受私瀆法」的硬斷，替南朝遮飾；裝模作樣的把這些冤死鬼逐宗查對

，追溯到三世以前，宣判說他們都是宿業報應，合該被殺；而南朝不過是借刀殺人而已，並無罪過。這樣的宣判，未免敷衍塞責，所以又引致「五鬼鬧判」，崔判官（也曾是中朝人物，唐太宗時地方官）又強詞曲說云：

南人何嘗滅人社稷，吞人土地，貪人財貨？南人之來，不過一紙降書，便自足矣。他何嘗威過於人？都是你們偏然強戰……也是你自取的。

南朝天兵下西洋，撫夷取寶的事，經過仙佛的保證與陰間的對質之後，竟變成一場撒播禮樂文化，清除夷狄惡俗，宣布天命歸向，解救西洋人民的神聖使命了，從華夷之辨而用夏變夷而天下一家，便是這樣完成的。

然而，這麼堅強的民族自尊與文化自信，是否能激勵晚明的人心士氣，使他們振作團結，內而改善行政組織，外而恢復海權優勢，讓華夷之辨的傳統在面對歐洲殖民船隊時，依然有效且落實？這恐怕已經是往日的浪漫了。甚至更嚴重的是，邊寇未除，而滿清異族竟昂然入主中國，乾坤再次顛倒，山河幾度蒙塵；則《西洋記》的夷夏之防，卻又成為先知的預言了。

二、三教人物

《西洋記》第十五回，永樂帝在朝堂上欽點將帥及分配職位的名單，大致如下：

國師金碧峰；天師張真人；大元帥鄭和；副元帥王某；左右先鋒張計、劉蔭；五營大都督王堂、黃棟梁、金天雷、王明、唐英；四哨副都督黃金彥、許以誠、張柏、吳成。

另：指揮、千戶、百戶，及各部兵卒與雜役，皆有定數。這些人員中，只有幾位因為特殊條件與遭遇，而分配到較多情節；如十五回，欽天監報說：「帥心入斗口，光射尚書垣」，天象顯示，應驗在司禮監掌印太監鄭和，及兵部尚書王某；十六回則說，鄭和是「上界天河裡一個蝦蟆精轉世，他的性兒不愛高山，不愛旱路，見了水便是他的家，故此下得海，征得番。」而王某則是「上界的白虎星臨凡，有這個虎將鎮壓軍門，方才個斬將搴旗，摧枯拉朽。」其次，左先鋒號「東塘」、右先鋒號「西塘」，蝦蟆精見了塘，得伏水土；塘有西有東，保證下得西洋又轉回東土；這就叫做：「吃緊處相生相應。」如此配置，從星宿信仰及字號取義，頗有天命際會的暗示，巧合而週全。以下即標舉重要人物而分論之。

（一）五虎將與王明、黃鳳仙

國師、天師、正副元帥這四位百領之外，其餘將官只有六位是「上應天星」而有特殊地位。第十六回啟程出海時，金國師向永樂帝預告：等完成任務回朝後，便知「某人是某星」。第九十回在酆都鬼國，有自稱「五虎將」，大鬧陰司，閻王也說他們是「天上星宿」，不敢得罪。這五位分別是：武曲星唐英、黑煞星張柏、天蓬星金天雷、魁罡星胡應鳳、河鼓星雷應春。[6]既有這種非凡的來歷，似乎應給予較多描述，以凸出其性格與地位，但胡應鳳與雷應春的職銜較低（游擊將軍），且沒有單鎗匹馬的功勞，似僅湊數，其情節分量不及其他次級將官。第六十八回插寫雷應春的形貌與性氣云：

虎軀七尺、臉似煙煤、眼似曙星、聲若巨雷；穿一領綠錦袍，披一領雁翎甲，手裡一把月牙鏟……平生性氣剛強，就是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他也視之坦然，只當沒有。

又第七十二回，他奉命去吸葛喇國開示招降，說了些「天無二日，民無二主，南朝大明國是天堂上的日頭父親」，把國王得獻表稱臣；此外，並無特殊表現。其次，胡應鳳只在整體戰略的調遣時，出現幾次姓名，卻不曾單獨描述，第九十回才形容他：「紅紮巾、綠袍袖、黃金帶、錦拖羅，手裡拿著一條三十六節的簡公鞭，坐下跨著一騎賽雪銀鬃馬。」這些文字並不能為讀者塑造鮮明的形象，既少言語，又乏動作。作者似乎把重要篇幅都給了另三個虎將，如金天雷是個矮子，第二十七回云：

身長三尺、膀闊二尺五寸，不戴盔，不穿甲，全憑手裡一件兵器，重有一百五十斤，叫做個神見哭，任君鎲。

這種相貌頗滑稽，有點似〈封神〉的土行孫，出陣時不引人注意，第三十五回曾用他當「誘敵之餌」，使敵將輕心不防：「好說他是個散財童子，他又多了些頭髮；好說他是個土地菩薩；他又沒有些髭髯；這卻不是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手裡一桿的兵器，又不在十八般武藝之內，老大的不聞名。」矮則矮，怪則怪，卻是「膂力絕倫……行兵之時，不按部曲，不繫刁斗，令人接應不及；雖欲取勝，道無由也。」更妙的是，書中常拿他與黃棟梁搭配出陣，此人「身長一丈二尺，膀闊五尺，使一條三丈八尺長的鬼見愁，疾雷鎚。」金黃二將乃成為「一個短、一個長」的對比。第二十七回如此取笑：

一般勇猛，無二猙獰……神見哭的任君鎲。怕什麼甲伏鱗明；鬼見愁的疾雷鎚，誰管他刀鎗鋒利。騰騰殺氣，你你我我，同時賽遇六丁神；凜凜英雄，阿阿儂儂，一地撇開三面鬼……長的長窈窕，撞著開路先鋒，咱說什麼你的長；短的短婆婆，過著土地老子，你說什麼咱的短。

他的氣性暴怒，常掛在口邊的是：「管他什麼關，只是殺上前去。」第六十三回，曾自喻云：「蟲蚊哇牛，巨象畏鼠，人有技能，豈在大小。」又舉漢光武中興，三尺矮將鄧渾，大破丈二金剛巨無霸的故事，自請赴敵建功，果然有勇有謀，鏟殺了金眼國總兵；這確是「不可貌相」的例子。

但所有將官中，長相較特殊，且出陣最頻、立功最多的是：唐英與張柏。此二人是作者刻意塑造的。第二十四回，張柏出場，棒殺金蓮寶象國的姜氏兄弟，氣勢威猛：

原來這個黑面閻羅王……按上方黑煞神臨凡；九尺之軀，千斤之力，面如塗漆，聲若巨雷，鐵作襆頭，硃紅抹額，烏牛角帶，深皂羅袍；手中使的狼牙棒，本是鐵梨木做的，桿子周圍有八十四根狼牙釘。

此人脾氣急躁，騎的馬「如一塊柴炭坏兒，七烏八黑」，直來直往，殺人不用招數，經常被激受欺，幸而是天神臨凡，諸邪遠避，亦不懼任何妖術；第三十七回，王神姑撮弄許多狼蟲虎豹與毒蛇來廝殺，眾官軍喪膽，只有他沈住氣：

低頭一想，說道：「人與鳥獸不同群，豈有這許多惡獸助他出陣之理？莫非是些妖邪術法？我一生不信鬼神，豈可今日臨陣自怯？」橫著腸兒，豎著膽略，一匹烏騅馬，一桿狼牙釘，左衝右撞，前撻後鞭，不管什麼好與歹，大凡絆著的就是一釘。儘著生平的膂力，大殺這一場……殺得性起，猛地裡喝上一聲，劃喇喇就如平地一聲雷，只見天清氣朗，霧散雲收，滿地飛的都是些紙人紙馬……。

有膽識，夠威風。第四十八回又自云：「不怕天地，不怕鬼神，水裡水去，火裡火去。」憨真剛猛的形色，可比張飛與李逵，乃《西洋記》第一好漢。

唐英則是另一種風姿，單獨出場的次數甚多，個人表演的言行也不少；且容顏瀟灑，舉止風流；又武藝精熟，詭計百端。尤其在航程中臨陣招親，娶得女兒國武狀元黃鳳仙，夫唱婦隨，屢建奇功。第二十三回初次出場，作者用了三百餘字描述他的穿著與配戴，包括：爛銀盔、金鎖甲、紫襴袍、噴花帶、掩心鏡、剪絨裙、寶雕弓、攢竹箭、嵌銅鞭、喪門劍等，極為華麗鋪張；又說他：

自小精通武略，從來慣習兵書；狀元御筆我先除，赫赫名傳紫署；丈八長鎗誰抵，穿楊箭發無虛；降龍伏虎有神圖，海外立功報主。

此外，曾自云：「掛印封侯今日事，十年前是一書生。」似是投筆從戎的出身，頗有儒將的風貌：「面如敷粉，唇似抹朱，清清秀秀的人品，卻打著武官旗號。」自報姓字時，總是說：「征西後營大都督，武狀元浪子唐英」。第三十五回又借敵將的眼光形容他：

清眉秀目，杏臉桃腮，三綹鬚髯，一堂笑色……這分明是個文官，只好去金門獻上平胡表，怎麼做得個武將，鐵甲將軍夜渡關？……自馬紫金鞭，騎出萬人看；問道誰家子？讀書人做官。你敢是棄文就武麼？

如此美貌綽約，不似沙場武夫；第四十七回在女兒國，兩次被銅頭公主與王蓮英捉去，強迫成親；而獄官黃鳳仙看他「器宇不凡，終有大位」，乃設計解救，同歸寶船；由鄭元師主婚，成其姻緣，書中另有許多文字描述他的智勇雙全，如第二十三回在金蓮寶象國，假說比箭而計殺姜老星；第七十二回在本骨都束國，又以「箭要射中，鎗要殺到，卻不傷人，只要心悅誠服」的神技，嚇退雲幕陣。第七十五回更仿效《三國演義》呂布轅門射戰的故事，三箭中旗，為張天師與飛鈸禪師「解交」。這類機智與巧技，可與張柏的愚直憨厚對比，相映成趣。

此外，還有兩個人物，其出場次數及所建功勞，甚至超過前述五虎將；角色的刻劃也明晰而有個性，雖然居於從屬或卑微的地位，卻少不得；即：黃鳳仙與王明。前者是南朝船隊唯一的女將，原是女兒國獄官，後來叛國來歸，嫁給唐英：「文武兼全，才識具足」，且有各項法術法寶，多謀能戰；南朝將領，皆非對手。但身為降順的女性，頗肯謙退讓功，服從天朝規矩；第四十七回以後，寶船及戰陣若遇疑難，多請她出面折衝，或打探軍情；有時單騎前往，有時與唐英或王明同行。如第六十五回，夫妻聯袂上陣，與金眼國三太子比武較技，箭術精妙，所向無敵；第六十九回，又與王明去紅羅山，假扮觀世音與紅孩兒，偵查三妖來歷；後以女性飾物（月月紅、錦纏頭之類）破解金角大仙的邪術；第七十回則與金國師配合，計殺妖仙；第八十二回又設計離間銀眼國百夫人，逼使陣亡；第八十五回，撮弄神通，搬運滿喇加國的金銀，以紓解寶船的錢糧困窘。其間有段夫妻對話，表現出唐英的懦弱與鳳仙的婉順：

唐狀元道：「你便自送其死，終不然教我和你同死麼？」黃鳳仙道：「你是個狀元，豈不聞：生則同衾，死則同穴？」唐狀元道：「你既讀書，豈不聞：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黃鳳仙好惱又好笑，說道：「咳，季子不禮於嫂，買臣見棄於妻，只說是婦人家見識淺，原來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都是頂冠束帶的做出來。」

這段話頗具諷刺，黃鳳仙雖棄暗投明，竭力報效；但在唐英眼中，卻是個叛國者，且身為西洋番女，即使嫁為人婦，仍不得諒解與同心；這種悲劇，總因南朝人的自大與偏見。

其次，王明是個福將，神偷、密探、機伶鬼；據說是「獟頭大掃星」降凡；若論其職級，只是「南京龍江左衛巡邏的小軍」；然其相貌威武：「燕領虎鬚，身長九尺，面如滿月，眼似流星。」性格又伶俐油滑，會說謊應對，第五十二回，佯稱「識鳥音」而奉命出尋鳳凰卵，卻拾得一根「隱身草」；夜宿古廟，又夢見關帝爺說：「西洋的軍功，大半在他身上；只是他出身微賤，膂力不加，刀法不熟。」於是把周倉的兩臂之力借給他，又傳授青龍刀法。這些福運，使他突然發跡變泰，所謂「天假良緣，人逢其巧」；有此自信，便經常「福至心靈」或「心生巧計」，率意施為，多建奇功。是全書中帶有丑角性格的人物。第五十三回，隱身盜取圓眼帖木兒的四件法寶，是「取西洋的頭一功」，喜得鄭王二元帥及馬侯洪王四太監，爭要認他為乾兒子。第五十八回，到撒髮國宣諭投降，自言自語的說些「笑裡藏刀、口蜜腹劍」的笑話，差點被殺死；獲救回船，卻撒謊誇功，這等瘋顛而乖巧的行徑，今人發噱。第六十一回，到古俚國打探敵情，卻扮作遊方頭陀，在市集為人相命拆字，胡說亂道，哄得眾人信他是活菩薩，國王竟因此自動降順。第七十八回曾自陳本事云：

幼時有個戲法兒，做得極妙；或是托夢於人，或是燈花報喜，或是喜鵲傳言，大則妝神做鬼，小則栽樹開花；怪則蛇蟒鵬鴞，順則鳳麟鴻雁，無所不能，無不精妙。

其實是個弄把戲，玩魔術的出身，兼又膽大心細，有隱身草護體。且得黃鳳仙傳授五行囤法；渾身解數，可充當先行細作。第八十二回在銀眼國，為了盜取敵將的法寶，竟能與昆蟲對話，驅使辦事，而有「瞌睡蟲」、「蒼蠅」、「蚊子」三篇雜賦，甚至木製的「虎頭牌」也開口說話，有問有答。這類文字穿插在情節中，或只為增加科諢效果，不必較論其真偽。第八十七回，寶船撞進酆都國，王明自請前去體探，遇著亡妻，由彼引見崔判官，而遍遊冥界與地獄。類似這些奇遇，都說明只有身為福將的他，才具備特殊因緣，逢凶化吉。不論情節如何荒誕粗俗，都是作者的用心所在。此書原非寫實或論道的作品，它要傳達給讀者的內容，或許更偏重於民俗傳說的趣味。

上述幾位將官，多是上應天星而有超越的來歷與本事，似乎專為這趟任務而臨凡；雖然不像那些和尚道人或妖仙術士慣能旁門左道，但憑個人天生的異稟與威勢，以及體現傳統禮法的浩然正氣，他們也能遇難成祥，無往不利。然而，這些人物都是為了戲劇效果而虛構的，對本書下西洋任務的成敗，卻無決定性作用，這部分的重點在歷史演義中，按例要留給「確有其人」或「影射真人」的主要角色去承擔。在此書中便是鄭、王二元帥及張天師、金國師。這四個人物介於虛賈之間，有巧妙的安排與配合，分別代表「儒釋道回」四教，作者給他們較吃緊的描寫。

（二）三保太監鄭和

據《明史》，出使西洋的主要官員是鄭和與王景弘[7]。兩人的身分並為「正使太監」。《西洋記》所說副元帥「兵部尚書王某」，或即王景弘，卻又語焉不詳，難以確定。若論他在小說中的表現：沈著、深謀、勇決、仁義，純是典型的儒家君子，而不似閹宦出身。趙景深說第十五回描述他「身長九尺、腰大十團」的詞句，其實是正史對鄭和的形容。因此，本文不願將他比附於王太監。以下只論鄭和，《明史》及某些文人筆記皆戴有鄭和的本傳及相關傳說，而近代學者編寫的《鄭和傳》專書，亦有多本[8]。但多史實之考證及細節問題。本文只抽論與《西洋記》通俗演義有關的內容。《明史本傳》云：，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初事燕王於藩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李光璧《明朝史略》則云：鄭和（1371～1435）本姓馬，雲南昆陽人，小字「三寶」[9]，父名「哈只」，原是回教巨族，元代隨軍隊從西域遷到雲南定居；鄭和幼時常聽先人縷述航海經驗。朱元璋平雲南後，鄭和被迫投靠朱棣，並隨從起兵靖難有功，賜姓，擢為內官太監。鄭和的父祖都是「哈只」，乃曾到麥加朝聖的回教徒通稱。而正史記戴，下西洋寶船最遠到達阿拉伯半島的「天方」，即是聖城麥加，《西洋記》第八十六回也說，鄭和在極樂國天堂禮拜寺：「原先回回出身，正叫做回龍顧祖，好不生歡生喜，讚念經文，頂天禮拜。」或即追尋父祖足跡的朝聖之旅。又據袁忠徹《古今識鑒》卷八論其體貌：「身長九尺，腰大十圍，四岳峻而鼻子小…‥極貴，眉目分明，耳白過面，齒如編貝，行如虎步，聲音洪亮……姿貌才智，內侍中無與比者。」具有外交家的風度；又因出身軍旅，習於行軍佈陣。其出使西洋的策略，乃先遊說，而次以武力。概括言之，鄭和的身世使他具備豐富的航海知識及優越的指揮才能。而蔡東帆則批評說：

鄭和出使事，雖宣威異域，普及南洋，為中國歷史所未有；然以天朝大使，屬諸閹人，褻瀆國體，毋亦太甚？且廣賷金寶，作為招徠之具；以視西洋各國之殖民政策，何其大相逕庭耶？（《明史通俗演義》第二十七回）

以太監領銜出使異域，或為不當，但有其淵源。乃漢唐以來，凡與海外貿易有關者，無不有太監參與[10]。且成祖之重用宦者，有其政治意義，如《七修類稿》云：「永樂丁亥，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三人，往東南諸國賞賜宣諭……皆靖難內臣有功者。」朱棣在爭奪皇位的戰爭中，曾得建文集團的宦官們為內應，即位後，為鞏固政權、強化統治，乃任用中官，委以出使、鎮守、監軍、專征等職務。而下西洋之使命，重大而複雜，更須由太監主持。並且，據《明朝史略》云：「元朝時代，印度洋一帶，回教傳佈很盛，而印度洋上的商業霸權，也多為信奉回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所操持，鄭和出身於回教世家，對西洋地方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七下西洋的使命，落在他的身上……。」這些都說明鄭和的各項條件，在當時是下西洋的最佳人選[11]。至於行程中「以金帛招徠外邦」，乃為宣揚國威及誇致貿易而已；並無開拓海外領土、建立殖民地，以奴役其土著、剝削其經濟之企圖。如此動機與行為，比起近代西方的帝國霸權主義，確是和平而磊落也。

再看《西洋記》對鄭和的描寫。第十五回，從命相學論其身材、面貌、氣色，概括肯定他的既富且貴。美中不足的是「老了些」，又「面似橘皮、孤刑有準。印堂太窄，妻子難留」，因而淨身入宮為太監。又說他是「司禮監掌印太監」，這個職位在明代中葉以後，由於皇帝的信賴而與「內閣首輔大學士」並列，稱為內相與外相。鄭和以「征西大元帥」的名義，管領下西洋所有決策事宜；但小說卻讓他表現為優柔寡斷，多愁善感（與此關係的則是殘忍、計較、火性、磨賴、及心直口快、風子樣兒。見第七、二十一回）；整個旅程，他多半躲在寶船帥府中，耽心路途上的艱難延阻；稍遇危疑，便沒了主意。這種形象頗似《西遊記》的唐僧；若論其男性氣概的欠缺，則閹人與僧家同類。但他另有一股忠貞與愚直，奉公守法，竭誠王事，第三十三回云：「人臣無境外之交……自公禮之外，一絲一線，不敢私受。」又第四十六回，將到女兒國，部下以「男女之防」提議路過，不必停留；他卻說：「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豈可徑自過去，把後來人做個口實，說道：當時某人下西洋，連個女人國也不曾征服得。」乃決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身先士卒，古之名將皆然。」親自出馬招降；一者，身為閹臣，不避男女；二者：「是個回回出身，曉得八十三種蠻紇搭的聲口」。女王見了他，卻引動淫念，逼迫成親，臨榻時「用手一摸，只是庭前難覓擎天柱，門外翻成乳鴨池」得知他的生理缺憾，所謂「體陽用陰」；又轉羞成怒，把他寄監囚禁；後因黃鳳仙叛國搭救，才得重返寶船，其行為雖魯莽荒唐，作者稱許他：「盤根鑿節偏堅志，為國忘家不憚勞。」

「撫夷取寶」是永樂帝付托給鄭和船隊的任務，原該由他全權負責，不論行文招諭或起兵征討，皆可就隨行文武官將，調度指揮；但因為：

到了西牛賀洲，說不盡的古怪刁鑽，數不盡的蹺蹊憊懶；還有一等草仙、鬼仙、人仙、神仙、地仙、天仙、祖師真君、中品天尊；一個個都會呼雷吸電；還有一等番僧、胡僧、聖僧、禪僧、遊腳僧、喇嘛僧、靠佛僧，一個個都解役鬼驅神……。（第九回）

西洋地面，妖僧草道極多，雖不是個什麼嫡門正派，其實的厲害，不可勝當。（第七十五回）

若是一般的行軍佈陣，刀箭攻殺，自有「雄兵百萬、戰將千員」對付；但遇這類妖術邪法，僧道精怪，便須另請高明了。本書屬於神魔小說，從主題到形式，皆以神仙魔怪及三教問題為重點，更須有這類特異功能的人物來現身說法，這便是三十四回，張天師所說：「若只是個平手相交，在諸將效力；若有鬼怪妖魔，在貧道、國師兩個身上。」又云：

只這一個天師，呼風喚雨，役鬼驅神，也是十分厲害；還有一個國師，懷揣日月，袖囤乾坤，更加佛法無邊。（第二十六回）

有個道士，說是什麼引化真人，號為天師；還有一個和尚，說是南朝朱皇帝親下龍床，拜他八拜為國師．…‥這國師有拆天補地之才，有推山塞海之手；懷揣日月，袖褪乾坤；天上地下，今來古往，就只是他一個。（第三十四回）

若有什麼凶吉事；這個一則天師，一則貧僧，還須一定要逢凶化吉，轉禍成祥。（第八十六回）

天師與國師，才是此行成敗的關鍵人物；一僧一道，各有來歷與作用：「天師斬妖縛邪，國師扶危濟難。」以下各別論述之。

（三）龍虎山張天師

《西洋記》第九回，張天師第一次出場，自報名號：「龍虎山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領道事張真人某」；第二十五回，下西洋征戰之旗號：「江西龍虎山引化真人張天師」。從這個頭銜可以看到某些歷史問題：道教正一派從張道陵創教以來，流傳至明，千餘年間。是歷史最久，傳承（父子世襲）最明確的第一大派，「天師」之名，源於東漢末《太平經》，其義為「天帝神師」，是上帝派往人間劾鬼驅妖的使者；傳說太上老君於漢桓帝永壽二年降授張道陵「天師」之位，其嗣教者皆襲此銜。教內的說法，認為張道陵所得為「正一」法（於教理為「道心不二」，於世俗則正統獨尊）；明代帝王與此派關係密切，除敷掌天下道教事，並屢次奉命齋醮祈禱，傳授符籙；每代天師亦得封號、賞賜，及各項禮遇。洪武元年，朱元璋稱帝，張正常入賀，賜宴便殿，受封領教，而八月間又去其「天師」名號，改稱「真人」，因太祖認為「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號，褻瀆甚矣。」這是專制集權下的政治忌諱，其後悉遵此制[12]。但朝廷只許真人，民間則沿用天師；若依天師世系，永樂間嗣位的有二位：

四十三代張宇初，洪武十三年封為「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真人」，主領道教事。惠帝建文年間，坐不法，削真人號，奪印誥，成祖即位，復之。

四十四代張宇清，永樂八年封「正一嗣教清虛沖素光祖演道真人」。

如依名號及事蹟，《西洋記》所指天師，應是張宇初，據《龍虎山志》卷上載彼生時：「雲霧起西北，中有金扉洞開，五色靈耀，護衛天神，鎧仗森列。」永樂四年，受命編修道書，後由其弟宇清續成，於英宗正統九年刊行，即所謂《正統道藏》。又個人著作有《道門十規》一卷，及《硯泉集》；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有其傳記，稱彼「列仙之儒」。

據資料云，世代天師傳承的信物有：「法籙」二十四品，上記諸天曹官屬佐史之名，為濟度死厄，救拔生靈之用；又有「太上三五斬邪之劍」及「陽平治都功印」。《西洋記》第十二回，張天師云：「臣的印劍符章，都是從始祖以來，傳授到今日；現有符驗一箱，神書十卷。」似據史實；第九回則說其印文為「漢天師張真人印」，可能是誤傳[13]；又追述其來歷云：

貴溪縣（江西廣信府）西南八十里有一座山，其峰峭拔，兩面對峙，如龍昂虎踞之狀，故此叫做個「龍虎山」；道書為三十二福地。臣祖名喚張道陵，乃漢留侯八世嫡孫，生長在浙之天目山，自幼兒學長生之術，遍遊天下名山，東抵興安雲錦溪仙岩洞，煉丹其中。三年，青龍白虎、旋繞於上、丹成餌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少、又得秘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登蜀之雲台峰，拿住一個鬼主，乞命不得，遂出一物自贖，臣祖開視，只見是玉印一顆，其紐橫撇，紐上霞光閃閃……漢朝孝章皇帝封為天師，遂將玉印開洗，在上面刻有「漢天師張真人之印」八個字，後於龍虎山升仙而去。

這段內容，錯誤百出，按張道陵或生於東漢順帝時，不可能在此之前受章帝敕封；又彼乃沛國豐縣人，曾遊太學，博通五經；晚年乃學長生之術，得金丹，入蜀之「鶴鳴山」，著《道書》二十四篇，自云老君口授；用以誘惑人民，創五斗米教，死後追稱天師，其子張衡為「嗣師」，其孫張魯為「孫師」；至第四代張盛，乃移居江西龍虎山[14]。舉凡這類謬誤，不煩訂正。但作者寫錄這段故事，是為了解釋「傳國璽」的下落，並神化其教派及始祖，故不提「米賊作亂」及「割據漢中」之事。結局則說張道陵升仙，如今並其玉印皆在「兜率天清虛府」。

最可疑的是：張天師向永樂帝提及傳國璽流落西洋的故事，而促成這件勞民傷財的海外行動，其居心為何？顯示自己的博學多聞？為帝國聲威錦上添花？或別有陰謀？總之，由於張天師多嘴，而惹起下西洋的使命，違背道家「清虛無為」的宗旨。《西洋記》對天師的言行，頗多譏貶，常以「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描述他的德性；取媚人君、迫害佛教；獨尊家門，欺壓同道。

先是因玉印之事而傾陷茅山宗，請旨索取其鎮山之印，態度極傲慢；又因磨改印文不成，致使永樂帝怒毀該印。三茅祖師卻也無可奈何。其次，永樂帝差遣他下洋取寶，他卻要脅朝廷「先將南北兩京一十三省庵廟禪林裡的和尚，一齊滅了」；假借政權以消滅異教，末免歹毒。這才引出金碧峰挺身護教，而有僧道鬥法的情節。他每自誇說：「我是與天地同休的天師，麒麟殿上無雙士，龍虎山中第一家。」又「斬妖縛邪的都元帥」、「正一法門，百邪逃避」、「世上只有天大，龍虎山中第一家。」又「斬妖縛邪的都元帥」、「正一法門，百邪逃避」、「世上只有天大，他還是天的師父」等（引見第十二、二十五、二十二回）。十二回又自讚其道法、修煉、丹砂、結證、住家、神劍、玉印、符驗等殊勝本領，且引述所謂宋仁宗御制的「三教之內、唯道至尊」賦，以崇己抑佛。至於鬥法的過程，只是「出神遊歷」及「召神遣將」而已，天師卻要鋪張的建立法壇：「原是個愛奢華的，把個皇城裡收拾得相像個極樂天庭一般的景象。」要桌子、絨繩、桃樹、水缸、旗號；又要丹青手、樂舞生、眾道士；按方位布置，攪水煽火、誦經作樂；來往排場，極為熱鬧；而實際效用如何？外人雖不知其詳，卻也曉得沒了這些道具，就變不出戲法[15]。而即使道具齊全，鬥起法術來，天師還是敗得糊裡糊塗，無招架之地。他便又惡意推荐金碧峰下洋取寶，卻被劉誠意伯罵說：

朝廷要璽，你無故奏上朝廷，滅了和尚；今日你賭輸了，又保舉和尚下西洋。你這還是侮慢朝廷，你這還是顛倒和尚。

百般奸謀毒計只不得逞，自討沒趣；後又奉旨宣召金碧峰同下西洋，金詐死，天師便把他倒埋在風水險惡之地，要他永劫不得翻身。

從上述情節看，張天師實在是傲慢誇張、虛有其表，卻又狐假虎威、惡毒陰狠，本領有限而好勝，性格懦弱而妒忌（第十二回云：天師滿肚子都算計人的心腸）；結果是，害人不成，反被愚弄，本該斬首謝罪，幸得朝廷重臣袒護，才免於典刑，但仍然差他下西洋，取寶贖罪，他卻又推托：「若論小臣傳授祖宗的，不過是些印劍符水，只可驅神役鬼、斬妖縛邪而已。若是前往西洋，須索是斬將搴旗，登先陷陣、旗開得勝，馬到成功，才不羞辱了朝命，小臣怎麼去得？」這是實情，但與前時的耀武揚威相比，則有矛盾，欺下瞞上，大逆之罪也。凡此種種描述，都顯示《西洋記》作者對正一派張天師及其教法，似有微詞[16]。擴而言之，對明代中期以後，深得帝室寵信的整個道教及其神仙、教義，皆無好感；因而，藉著各種情節表現他們的貪嗔痴慢（但又稱許遁世清修的道士如陳搏，張三丰等）；相對的，以金碧峰為典型的佛教，則評價極高，極力刻劃他「慈悲為本、方便為門」的形象，以及「一切不取、萬法俱明」。關於佛道優劣的問題，留待第七章再作較論。

（四）然燈古佛金碧峰

關於金碧峰的來歷，可引證的資料甚少，唯《茶香室續鈔》云：「明．郎瑛《七修類稿》云：太祖建都南京，和尚金碧峰啟之。見客座新聞。」此事若可信，則金禪師應頗具聲望。《明高僧傳》卷三，〈釋慧日傳〉云：「太祖洪武二年，詔赴蔣山佛會……嘗與別峰同法師，金碧峰禪師輩，賜食禁中……。」此亦可證確有其人，唯事蹟不彰。又魯菴普泰《八識規矩頌補注》序云：「龍華金碧峰，圓通常無塵。」其輩分與道行似頗尊高；《圖書集成》亦云：「碧峰禪寺非幻菴，有沈香羅漢一堂，乃非幻禪師下西洋取來者。」則又有其寺[17]。

這些資料的真實性如何，似與《西洋記》的金國師很難牽合。本論文暫拋開這個問題，把他當作虛構人物，較易發揮，而不似張天師、鄭和、王尚書等人，多少須受歷史資料的限制。在同類型的神魔小說中，除肩負特殊使命的主要角色外，總會有個輔助者，他以自身的超絕本領、耿直個性，實際完成這個使命而不居功，如《西遊記》的孫悟空，《平妖傳》的蛋子和尚與聖姑姑，《女仙外史》的鮑姑與曼尼。對這類角色，小說會詳盡的描述其出身、宿命、本事、及心靈狀態等，建立完整的形象；且對情節的推展及主題的呈現，有決定作用，但他們在小說所呈現的三教神界裡，其法力與階級總是較低微而受制約，必須俯首聽命，如孫悟空被如來佛收伏而受苦於觀音的緊箍咒，蛋子與聖姑都是盜學天書的神術而被九天玄女剋制，鮑姑與曼尼則是道魔二教的門徒而服從教主教規。例外的只有《西洋記》的金碧峰，是「然燈」佛爺臨凡，有超越的身分與神通：「三千古佛的班頭，萬代菩薩的領袖」。儒釋道三教的教主都是他的後輩。《西洋記》第一回說明他的來歷是：

卻說當日有十六個王子，一個個出家為沙彌，年深日久，後來都得了如來之慧，最後者就是釋迦牟尼佛也，在前早有八個王子出家，拜投妙光為師，皆成佛道，最後成佛者，然燈古佛是也。釋迦如來是諸釋之法王，然燈古佛是如來授記之師父。詩云：嘗聞釋迦佛，先授然燈記，然燈與釋迦，只論前後智；前後體非珠，異中無一理，一佛一切佛，心是如來地。

這段話於佛經有據；按《瑞應經》云：釋迦如來於因行中第二阿僧祇劫滿時，為儒童菩薩，或名摩納仙人，值然燈佛出世，曾買五華之蓮以供佛；又以髮佈泥上，今佛蹈之；故得然燈佛授記，於未來賢劫之世成神。又《法華經．序品》云：

如過去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爾時有佛，號日月燈明如來……其最後佛未出家時，有八王子……是諸王子，聞父出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悉捨王位，亦隨出家，發大乘意，常修梵行，已於千萬佛所植諸善本……皆師妙光，妙光教化，令其堅固……皆成佛道。其最後成佛者，名曰然燈。

當時的妙光菩薩即後來的釋迦佛。又《金剛經》亦多次提及釋迦佛「於然燈佛所，得值八百四千萬劫那由他諸佛」、「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等，這些資料中，二佛在久遠劫前，曾互為師徒。《西洋記》傾向於《瑞應經》與《金剛經》，以然燈為釋迦的授記師，稱作「古佛」、「老祖」。又說彼佛亦名「定光」，如第四十三回云：

他原日在西天做太子，受生之初，一落地時，已自身邊光焰如燈火之亮，故此叫做個然燈佛。因他錠身置燈，燈字又從金，因此是錠身，從世翻為錠光佛。

這個別名亦有根據，即《智度論》卷九云：「然燈佛生時，一切身邊如燈，故名然燈太子，作佛亦名然燈，舊名錠光沸。」

傳統小說中也常見然燈佛，如《西遊記》第九十八回，唐僧師徒被阿難與迦葉所欺，取得「無字真經」；卻被「那寶閣上有一尊然燈古佛」知悉，云：「東土眾生愚迷，不識無字之經，卻不枉費了聖僧這場跋涉？」乃差白雄尊者奪回假經：

「教他再來求取有字真經。」而全書結尾，有詩讚曰「南無然燈上古佛」。據此，則然燈在中土信仰乃是最古老的佛祖師爺。又《封神演義》也有然燈道人，乃闡教煉氣士，元始天尊門下十二弟子之首，論輩分，為第三代（鴻鈞老祖傳授三大弟子：老子、元始、通天；而演出闡、截二教）；且某些教內道人後來被引渡西方成佛菩薩（如俱留孫、文殊、普賢、慈航），他卻無緣。但第四十五回卻說他「相貌希奇，形容古怪，真是仙人班首，佛祖流源。」唯全書情節並未說明他與佛教的關係，只云「靈鳩山（元覺洞）下號然燈，時赴蟠桃添壽域」，或乃兼具釋道的雙重身分。雖然輩分較低，卻有特殊地位，正邪對抗的重要戰陣與危難，多由他救援解決，如指揮群仙大破「七絕陣」；又其他十一位師弟因犯殺戒，削去三光而成凡體，只他道行高深，免此厄會。

類似《西遊》與《封神》的然燈佛形象，皆不同於《西洋記》；後書又有所發揮；為了「解釋僧家厄難」而臨凡投胎，成長過程頗具神話意味；又因法力殊勝，見聞通徹，對下西洋任務，從始至終的參與主持……，使他實際成為小說的主要角色。

第一回云，然燈老祖往訪觀音菩薩，尋求南瞻部洲的「善地、善爹、善娘」；二聖相會，談興大發，在靈鳩山頂講經說法，四海龍王俱來恭聽，且獻寶皈依；水族羽毛亦各供養，隨喜信受。然後老祖去杭州湧金門金員外家托生，借肉住靈；金氏夫婦乃金童玉女調降，善根不泯，崇祀觀音，因撈月吞星而有孕，睡夢間無痛分娩，隨即雙雙坐化，返回天庭，留下這個孤兒：「兀然端坐、雙手合掌、兩腳趺跏。」被官府送往淨慈寺出家：「不開口、不睜眼、不聽聞、不舉指、不下足」，終年只是面壁打坐。後遇滕和尚指點，悟其本來，乃正式披剃受戒，並開講經典妙義，馳名於杭州，會眾奉上徽號為「金碧峰」，隨後又有「剃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的妙論[18]。在法會圓滿前，收服前身徒弟非幻及徒孫雲谷，其間穿插許多佛教傳說（慧達禪師、阿修羅）及道教神話（四瀆、五岳）。並掃蕩四路妖精（天罡、鴨蛋、葫蘆、蛇船），得回前世龍王所獻寶貝（束井玉連環、波羅許由迦、金翅吠琉璃、無等等禪履）。以上便是金碧峰禪師的出身；接著又有「解釋厄會」與「僧道鬥法」的情節。若按《西洋記》所述，永樂帝為「玄天上帝」降凡，乃道教尊神，則其「興道滅僧」的行為，是可理解的；但正史的明成祖應不會有此舉動，因靖難之變的功臣姚廣孝即是僧（小說稱他為姚太師，每迴護佛教人事），成祖似只該因他而崇佛，或至少佛道並弘[19]。唯《西洋記》既以「摩訶僧祇遭他厄難」作為然燈托胎的因緣，在不違背史實的情況下，便把厄難的起因，轉嫁給張天師的惡意唆使；卻又安排「真武爺由玄門中出身，歸佛門中正果……道號南無無量壽佛。」這是前此所有筆記傳說與宗教典籍所未聞，而有崇佛抑道之意[20]。

張天師惱羞成怒：「我今日就在這個取璽上，要滅了他的僧家。」他要脅永樂帝先將全國和尚滅了，才有計往西洋取其國璽：「萬歲爺只是取璽的心勝，便自准依所奏，即時傳出一道旨意，盡滅佛門。」成祖的輕信與魯莽，近乎不可理喻。《西洋記》如此安排，似頗牽強。除非成祖原自排佛，否則，以其慈悲英明與天地無私的氣度，絕不致於因為傳國璽而無故滅僧；第十一回曾云：「三教九流，都同是上位之赤子，上位何厚何薄？何愛何憎？」

這些情節雖不合理，卻有特殊作用：逼誘金碧峰出面解釋。信風消息傳到杭州靈隱寺，金碧峰云：「摩訶僧祇果其有此厄會，我若不行，佛門永不得興起，我原日為什麼來住世也？」乃罷講經典，起身朝覲，當面質問張天師：「我們出家人也不支架子，也不貪嗔痴……是法平等，無有高低；但不知你有何能，欺心滅我佛教？」雙方於是賭鬥神通道法；釋教的簡易自在，終究勝過玄門的繁難有漏。永樂帝亦悟前非，而責怪天師「侮慢顛倒」。到此為止，所謂「僧祇厄會」已經解除，然燈佛臨凡的使命也已完成。卻又被天師倒荐下西洋，於御前拜為「國師」；雖然他謙虛的說：「貧僧是個軟弱法門，就只會看經念佛，況且領兵動眾，提刀殺人，卻不是和尚幹的勾當。」但永樂帝仍求他前去「作個主張」；國師這才取出預備的「經摺兒」呈覽，其內容包括：航海路線地圖，所需船隻規格，及動員將帥兵馬器械等清單；永樂帝傳旨，依摺施行，並親臨主祭啟航。

《西洋記》所述金碧峰的個人事蹟如上，讀者所看到的國師形象是「慈悲為本，方便為門」；相對的，張天師則是妄自尊大，挑撥是非，卻又怕事卸責，兩人的行跡可有比較性的結論：下西洋的任務原是張天師挑起的，或許只為了炫耀他個人的見識，以獲取帝王青睞，獨尊本家，而此舉除了為帝國錦上添花，別無具體效益；建言之後，卻又貪戀祖傳家業，不肯擔當「取寶」重任；第十五回云：「小臣去了，龍虎山中沒有了人。」國師則說：「天師之言差矣，豈不聞：為國忘家不憚勞？」推三阻四，竟轉嫁給金碧峰，其居心乃真小人也。至於然燈佛的臨凡因緣，在僧道鬥法，挽回聖意後，已經了結，並無義務接受朝廷委任，再淌塵世渾水；他亦知此行勞民傷財，徒然無功，且戰陣廝殺，殘害人命，不是出家修行者本分。但因永樂帝厚囑，拜為國師，他不便拒絕，只得應允隨船出使，作個「證明功德」；相機行事，調解紛爭。或許這趟行程已在預料中，永樂動問，他便從袖裡提出各種計劃摺兒，促成此事，但寶船所揭示「撫夷取寶」的兩項政治任務，他並不關心；途中總以「不是我僧家的事」為口實，保持適度的消極與

被動。多數時候，他在座船內打坐養神，不願出面；而所有事情的前因後果，則瞭若指掌（既有六種神通，又有信風報訊）：一者讓諸將及天師從容立功[21]，二者保持僧家戒律，三者藉此磨鍊南朝軍士，以消其傲慢。由於他的崇高身分及無礙法力，總是扮演客觀的督察與調和者，為華夷雙方化解敵意，調停止殺。

此外，若個別的論其道行及妙用，第十四回律詩：「踏遍紅塵不計程，看山尋水了平生；已經飛錫來南國，又見乘杯渡北溟。花徑不知春坐穩，松林未許夜談清；擔頭行李無多物，一束詩囊一藏經。」是其本相；第十八回：「八寶妝成的毗盧帽，奐肚白的直身，鵝黃色的褊衫，龍錦襴的袈裟，五指闊的玉帶，龍鳳雙環的暑襪，二龍戲珠的僧鞋」是御賜的冠服；隨身攜帶一根禪杖，是西湖保叔塔揉成（第五回）；一個缽盂，是極樂國椰子剖開；一串數珠，是東海驪龍珠穿就（第八回）；寶船上的碧峰禪寺，有山門、金剛殿、天王殿、大雄寶殿、毗盧閣、方丈、禪堂、千葉蓮台、照妖鏡，極是整齊（第十六回）；船上樹著慧日旗，兩邊粉牌寫著：南無阿彌陀佛，九天應元天尊（第十八回）；其行動時，不駕霧，不乘雲，只是金光起處，還狠似飛（第七回）；又有蓮花護體、揭諦守身（第五十五回）；能用飛票、牒文、難香，請求支援（第二十一、四十一、四十四回）；亦會弄甲馬、黃豆、銀錢等把戲兒（第二十二、五十五、七十四回）；有信香、信風，通報消息（第五十五回）；有阿難、韋馱，聽候差遣（第二十八回）；慣做的是排難解紛、度化有情、施食放燈、掩埋屍骨等功德（第四十四、七十七、五十九、八十一回）……。有此智悲兼具的國師，才顯得佛法無邊，才保得馬到成功。

[1]按《論語．八佾》之語義，應採用邢昺疏云：「此章言中國禮樂之盛，而夷狄無也……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謂之華夏者，夏，大也，言有禮義之大，有文章之華也。」以禮義之有無，區別華夷，亦同於孟子以人禽、義利、君子小人之辨，類推華夷之異，華夏有「先王之道」，夷狄則「無父無君」。

[2]按「據亂世」乃華族內亂而互相爭權時，偶有與夷狄勾結或稱臣之事，雖為權宜之計，卻視為恥辱；待政權穩定後，必將又劃清界線或反擊雪恥。如唐高祖曾依附於突厥；至太宗貞觀四年，乃命將出師殲滅其族，且云：「欲為中國報子弟之仇。」

[3]此二詞出於明．鄭曉：《皇明四夷考》序云：「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天德是「三才所統，豈分夷夏」；王道則是「風教殊異，尊夏攘夷」。從升平世進為太平世，必須「用夏變夷」共臻禮樂仁義之境。如《史記．趙世家》云：「中國者，聰明徇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四夷應向慕中國而變夷從夏。

[4]見《資治通鑒》卷一九七、一九八。但唐太宗等視華夷及和親德化的政策，並非「民族平等」的觀念，而是基於儒家理論，以華夏為正統，周邊民族為附庸的「大漢族主義」，詳見趙克堯、許道勛：《唐太宗傳》十二章第四節；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又參閱孫廣德：〈晉南北朝隋唐俗佛道爭論中之政治課題〉第四章；台灣：中華書局，1972年。

[5]見該書第十六章第二節，聯經出版公司。

[6] 「五虎將」之名，或從《三國演義》借來，原指關羽、張飛、馬超、黃忠、趙雲。按《三國志》卷三十六，以此五人合傳；《平話》則云：劉備分封五人為壽亭侯、西長侯、定遠侯、定亂侯、立國侯；此後，演義小說多沿用此號而另組人物，較著名的是《萬花樓楊包狄演義》，狄青、石玉、張忠、李義、劉慶等人，御封「五虎振國將軍」；並由此而續出《五虎平西》、《五虎平南》二書。而《西洋記》的五虎將則配以星宿名；如「武曲」相對於文曲，皆是想像的虛星，乃紫微斗數常用之主星，賞指周武王、象徵武勇與財富；而《封神》則將此列入北斗七星內，說是竇榮之魂。其他小說亦多以名將為武曲星降凡，如前述之狄青即是。又「天蓬」、「黑煞」則為道教化之星辰信仰，亦不甚確定（詳見後章）；「魁罡」或指北斗七星的斗柄，或分化為天罡，天魁二星；「河鼓」或名黃姑、三將軍、牽牛；《曆學會通》云：「河鼓，天車之鼓，中央大星日大將軍，左右小將軍，亦名牽牛星。左右旗為河鼓旗表。」據《辭海》云：河鼓二星即「天鷹座」αβγ，位於牛宿西北，居銀漢之南：與織女相對。

[7]鄭和與王景弘的關係似頗密切，除同下西洋，亦共駐南京，《明通鑒》云：仁宗洪熙元年二月戊申，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內：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外：李隆、沐昕。《西洋記》二十四回，馬公公也說：「皆是俺當初在同守備的時節……。」但此事應在第六次出使遠航後的安排。

[8]如鄭鶴聲、朱偰、顧頡剛、陳子展、姚名遠、束世澂、徐玉虎、山本達郎、寺田隆信等人，皆曾撰寫鄭和傳出版，詳見《鄭和研究資料選編》附錄。

[9]關於鄭和稱為「三寶」之問題，詳見《中國海軍史》，頁405，附註（1）。有認為「舊名」三保；有說是「太監」通稱；或云鄭和曾皈依佛教，「法名」三寶；或如《堅瓠集》引《碣石剩談》云：「三寶太監者……相傳下海時，有一人忽癩，棄於岸側……後太監回，其人呼與共載，乃獻夜明珠、九鷺香，並太監所得一寶，共為三寶云。」此事在《西洋記》曾改寫為二十回：「李海遭風遇猴精」，及九十七回：「李海告訴夜明珠」的情節，但未以此為「三寶」之由來。

[10]見鄺士元：《中國經世史稿》十二章，第七節。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

[11] 《女仙外史》因為政治立場與歷史角度的選擇，而否認成祖的政權，對下西洋事件，也採取侮蔑的態度。從五十四回起，說唐賽兒破斬日軍八萬，致使西洋八國來貢，而日本特使「捉得鄭和」來獻，月君道：「殺之不足以辱司寇，可削其鼻、割其兩耳，解至交界地方，交與彼處，以辱燕賊。」鄭和被遣回後，成祖「勃然大怒，令立斬於城外。」這些情節既無稽悖史；不能據情理以翻案，卻只掩耳目以滅實。

[12]詳閱莊宏誼：《明代道教正一派》，台北：學生書局，1986年。

[13]按天師祖傳的印文，所謂「陽平治」，在蜀都彭三十九隴縣，乃張道陵初起之處；漢末五斗米道初建二十四治，後增為二十八治，皆以「陽平」為第一。明代，天師印為正二品，銀印二台。只可施於表箋文移；又有「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為六品銅印，用於符籙持信。此外，歷代個別給賜的有「正一嗣教大真人府」金印、「掌法仙印」銀印、「宗傳」牙印、「上清觀提點」印等，但無所謂「漢天師張真人」之玉印。

[14]按此說出自《三國志．張魯傳》，曾為傳統學界所認定，但近人則多懷疑之，並翻其案；如任繼愈：《中國道教史》第一章云：「三張的世系是張魯自為師君後，製造出來的；一是用以抹殺張修的辦教功績，消除他在教內的影響；二是用以張大自己的門庭，樹立張氏家族在教內的權威。」

[15]三十九回，金碧峰教天師「不帶官兵執事，不帶符水草龍」，單身出陣，卻施展不出法力，而被王神姑多般戲弄，生死不得。若論天師家傳法術及隨身法寶，則不外：神氣出遊（十二回）、及神劍（二十七回）、符驗（十九回）、草龍、九龍神帕（二十五回）、掌心雷（三十二回）、淨水碗（四十一回）等。其本人則頭頂「三清牒印、玉帝敕命」，百神護呵（七十五回）；出陣時扮相是：「如意冠玉簪翡翠，雲鶴髦兩袖扒裟，火溜珠履映桃花，環珮叮噹斜掛，背上雌雄寶劍，龍符虎牒交加。」

[16]明代短篇小說如《三言》、《二拍》亦多類似看法，對天師派「火居道人」頗加輕貶，如《初刻》卷二十七。又《女仙外史》五十五回也提及永樂年間的張天師，卻說是「廿七代嫡孫，名沖，號涵虛羽士，能驅遣雷霆。推排海嶽」。按天師世系，二十七代乃張象中，時當宋仁宗年間，距明初張宇初，已隔十餘代，且嫡傳天師並無名「沖」者，亦無號「涵虛」者（按，張象中未曾受封）。又說這張羽士任龍虎山修道，與世隔絕。五十六回，燕王遣使往宣，他說：「豈不知希夷先生之語乎？九重丹詔，休教彩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貧道槁木死灰，雖雨露不能榮、烈火不可然；天使賷詔遠來，得無誤乎？」這種形象，似與《西洋記》不同。而二書都載有張大師與祖師張道陵聯絡的辦法：《西洋記》第九回云，張升天後在「兜率天清虛府」，並帶走玉印；嗣位的天師可從小路到飛昇台，登天取印，而唐代風水先生把此路鑿斷了，幸而：「臣祖遺下有一個指甲，臣等急要用印之時，焚起香來，把那個指甲放在香煙上薰，各喚燒難香，臣祖就在半天之中現身顯化。」而《女仙外史》五十六回則云：「當日道陵真人升天時，遺命後人能學道法者，倘有緩急，寫個情由，打上玉璽，焚於爐中，即有功曹傳進天師府，謂之家書。」因張道陵現任「玉虛師相」，長居天界，而嗣位天師只是地仙，須由天君導引，川陽神乃能登天朝祖，（按：道書及小說皆云：玄天上帝後封「玉虛師相」，領九天採訪使；《封神》云，玉虛宮乃元始天尊居處。而傳說之玄帝即元始化身也。《女仙外史》以此銜轉給張道陵，誤甚）。《西洋記》的張天師總是多言惹禍，自尋煩惱；《女仙外史》的張羽士後亦下山助陣，卻被祖師張道陵責備云：「人能慎言，庶無後悔，汝這出山一番，雖云有數，到底是語言上惹來的，將來尚有大難……。」凡此種種，即可對照細讀。

[17]見《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六六七卷，江寧府記事。又《西洋記》一百回云：「國師不受官職，著工部擇地建立碧峰禪寺，以求祀事……有篇非幻菴香火記可證。」是則其人其廟，或皆事實。據《圖書集成》非幻禪師曾隨船下西洋，而《西洋記》把他列為金碧峰的徒弟，本名「飛喚」；又有個徒孫，號為「雲谷」。按：非幻即「無涯道永」禪師，俗姓吳，本貫浙江衢縣；師承於傑峰愚禪師，為大鑒下二十四代、南嶽下二十三代、少林三十世；駐錫「江寧府靈谷寺」。禪宗典藉多有其傳略，如《五燈會元續略》、《五燈嚴統》、《繼燈錄》、《補續高僧傳》、《續燈存稿》、《祖燈大統》、《五燈全書》……（《卍續藏》一三四－一四五）。其次是雲谷，《西洋記》說他號為「無盡溥禪師」。但查閱禪籍，未見記載，唯明末有「雲谷法會」禪師（見憨山老人：《夢遊集》；又有《雲谷和尚語錄》，俱為《卍續藏》一二七冊），此僧於當時頗著名，小說或僅借用其名號而已。

[18]此大段情節應用佛教傳說與典故，頗多妙解，如慧達禪師晝則高塔說法，夜則蠶繭棲身；阿修羅與帝釋爭戰敗歸，藏身藕孔；又飛來峰之由來，淨慈寺之因緣；及靈隱寺碧峰會，大志禪師講《法華經》，法建和尚說《華嚴經》等。又與滕和尚的對答機鋒，極盡巧思（詳後章）。按「滕和尚」應即是唐初「騰騰和尚」，字「仁儉」，受業於禪宗五祖之弟子嵩山慧安（景德傳燈錄第三十）；有「了元歌」傳世，原文是：「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空，悟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識取自家城廓，莫漫尋他鄉郡。不用廣學多聞，不要辯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煩惱即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人來問我若為，不能共伊談論；寅朝用粥充飢，齋時更餐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心中了了總知，且作佯痴縛鈍。」此歌在《西洋記》只截取六句，而文字與順序略有更動。

[19]據史載，僧道衍以神道設教而陰助永樂靖難，所借名義乃「玄天上帝」，永樂則「披髮仗劍應之」；即位後大修武當宮觀以祀之，並依自己容貌改塑神像，頗有自許為玄帝之意；又多次遣使訪尋張三丰，或問道法，或求仙藥；似與道教之關係密切。但《西洋記》作於萬曆年間，神宗及其母后皆佞佛敬僧；羅楙登亦傾向佛教，對正一張天師頗有微詞。故「興道滅僧」既無事實之根據，卻又成為小說「讚佛貶道」的反諷。

[20]引文見五十八回。按此說甚離譜，無量壽佛即西方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其來歷因緣備載於佛教經論，眾所皆知；與玄天上帝扯不著關係；且「南無」意為「皈依」，不可作為名號。《西洋記》這種混淆釋道的情節，或與唐宋以來「三教調合」的思想有關。其始作俑者，如魏晉六朝以「老子化胡為釋迦」，「儒童菩薩漢化為孔子」等傳訛。《封神演義》亦以商周之際，闡截二教的道人被接引到西方（印度）而修成正果，開創佛教。其後，釋道彼此的神仙與僧伽，亦可互換身分；虛無與涅槃，不妨互為註解。此種現象，於明清之際，極為常見。現存有關玄天上帝傳說的兩種資料（見後章）中，余象斗編撰的《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傳》亦同此說云：玉皇大帝欲聞佛法，乃指一魂化身修道，歷經四世，蕩魔除妖，後拜然燈佛為師，得其授記為「無量壽佛」。

[21]二十八回，國師云：「真人不露相……又且前面有許多的國，各有許多的妖僧妖道，有許多的魑魅罔兩；張也推我去，李也推我去；我都去了，卻教這些下西洋的將官，功績從何得來？損人利己，豈是我出家人的勾當？」以他的道行及身分，是不需要世俗功名以炫耀本家的，何況出洋前已派定職務，十五回：「明日出師之時，斬妖縛邪，在天師身上；扶危濟難，在國師身上；彼此都要用心竭力……不負今日倚托之重。」船隊所有成員，各司其職，不可越位爭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