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6-12|閱讀時間 ‧ 約 33 分鐘

儒家治理與中國・二︱對話西方哲學與新儒家:儒學如何超越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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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31日,台灣大學政治學系舉辦石之瑜教授的新書討論會,活動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黃旻華教授開場、中山大學政治所榮譽退休教授廖達琪主持,並與政治學者施正鋒、台灣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兼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蕭高彥、《風傳媒》總主筆夏珍、台灣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曾國祥進行對談。
石之瑜教授的研究領域涵蓋國際關係、中國研究、政治心理學、文化研究與知識人類學,不僅學術專著等身,更對西方主流學術思想帶有強烈批判,且時常在兩岸媒體發表時評。此次新書《當代中國的儒家治理與社會主義專制》(Confucian Governmentality and Socialist Autocr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聚焦探討當今中國政體下,儒家和社會主義原則如何塑造公民與領導者之間的互動,同時期望超越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立。作為關心兩岸思潮的媒體,《香港01》獲邀前往採訪,此為系列報道第二篇,全部共三篇,本篇聚焦哲學與儒家的思想對話。

儒家治理與中國・一︱超越民主與專制 石之瑜:歸屬與支配是關鍵

蕭高彥:民主在中國與西方都經歷變化

針對石之瑜的新書,蕭高彥回溯了五四運動與新儒家兩個脈絡。

首先是五四運動。蕭高彥指出,五四運動眾所周知,是講民主跟科學,德先生與賽先生。而民主其實就是西方傳來的外在支配方式,所以從後殖民的角度來講,民主本身就是一種外來的存在。「比較有趣的是,我覺得石老師一直在反抗『科學』,但所謂『反抗科學』的意思,是石老師拒絕成為西方這種有自由主義預設的科學的研究對象,因為這種研究就是用自己的範疇重新整理被研究的對象,最後走向物化。」

接著是新儒家。蕭高彥表示,從半個世紀以前的新儒家視野出發,傳統中國具有民本思想,但沒有民主,所以新儒家提出了「開出民主」的說法,不論是牟宗三先生的「良知的自我坎陷」這種本體論的說法,還是像張君勱先生的「通過憲政」、「建立制度化」,總之是有這樣的想法。「而石老師這本書的基本架構,就是希望完全超越這種傳統想法,這是我的理解。」

蕭高彥接著討論石之瑜書中的儒家治理性與社會主義專制(autocracy)。「如果為autocracy採用一個價值中立的譯法,我會翻譯成『獨治』,這是嚴復用的話,一個人的獨治。」蕭高彥指出,講到獨治,嚴復希望談的就是中國傳統以及當代治理中,獨治並不是民主的完全對立面,而是有自己的一種整合方式。

蕭高彥舉例,石之瑜書中提到所謂「話語的人民」(discursive people),就類似《尚書》中的「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情境,也就是領導者會竭力掌握民心,而在這個過程中,獨治的統治者與人民能夠彼此牽制。如果領導者體察民心,就不會遭遇猛爆型的、所謂「改朝換代式」的叛亂,相對地,人民本身也可以產生一種道德上的壓力,讓領導者來理解。

蕭高彥指出,石之瑜也在書中提到「互助」(solidarity)與「團結」(unity)的對比,前者是西方式的,由社會契約跟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構成,強調有限的政府與民主的過程;後者則是通過前面講的民心論,來證成領導(leadership)為主的說法。

蕭高彥也提到,在思想史的層次上,石之瑜書中運用了「翻譯批判」(critical translation)。例如石指出,中國古代本身是有「民主」這個詞彙,但中國古代的民主是「民之主」,也就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現在講的「民為主」,主客其實是倒過來的。蕭高彥補充,基本上19世紀以前,中國人應該沒有現代民主的概念,或許正因如此,石在書中提出一個觀察,中國人對民主的概念無法在文化潛意識上,完全擺脫「民之主」的政治想像,導致了落實民主的過程中,會習慣強調某種領導威信。

蕭高彥總結,石之瑜在通過前述的理論跟思想史分析後,得出一個結論:「民主」或「民為主」,其實跟「獨治」不完全互斥,因此能從治理等各角度,為民主與獨治進行調和,例如所謂「關係平衡」(balance of relationship)與「權力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以及預防內捲、也就是「腐化」,石提到了預防腐化的一些輔助性制度,在西方民主就是審議式民主,在中國獨治就是群眾路線。

接著,蕭高彥提出三點討論意見。

第一,西方對民主的認識其實存在斷裂。西方把民主當作積極價值,大概要到19世紀中葉以後,再來要到20世紀後,才認為這是普遍價值。也就是說,西方並不是從雅典時期開始,就認為民主是最好的制度。蕭高彥指出,這點是很有意義的,凸顯了歷史其實有持續性也有斷裂性,當人們去讀16、17世紀以前的西方文本,就會發現其實很多論述,跟同一時期的中國思想差別不大。

例如中國有三綱五常,而西方從亞里斯多德(Aristotle)一直到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其實也一直都有所謂「自然支配」(natural ruling)的概念,包括男性對女性、父母對子女、主人對奴隸或奴僕,而這三種「階層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先是構成家庭,再形成所謂「完美社群」(perfect community),也就是「國家」(state)。這其實是西方傳統的政治思想。

蕭高彥指出,石之瑜所批評的理論,大概發生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前後,但如果看更早的布丹(Jean Bodin),其實就沒有社會契約論,而是強調主權論與家庭。因此把社會契約論當作現代西方的自由民主的組成,這部分可能還是要做個區分。

第二,中國的近代變化也值得考察。蕭高彥說明,近代中國一開始翻譯世界政體時,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種,而當時的「民主」一詞,強調的其實是「民為主」、而不是「民之主」,所以當時還發明另外一個詞叫「民權」,例如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在19世紀下半葉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國都是用「民權」這個詞,而不是用「民主」。而「民權」的使用,例如梁啟超等人,其實主要目的還是爭取國會,而不是否定君主。所以可以發現,從「民權」走向「民主」,這本身經歷了很長時間,中國的近代變化相當值得考察。

第三,蕭高彥表示,其實西方也有資源可以討論石之瑜關心的「所有體制服膺的終極體制」(regime of regimes),也就是各種體制構成的原則中,不偏向自由民主的部分。例如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憲法學,裡面有一個非常哲學的討論:代表性與同一性。其中,代表性就是指,當國家的組成具有高度異質性,人民就會傾向授權代表,也就是霍布斯的利維坦(Leviathan),接著就會產生一個主權者,作為代表人民的統一體,也就是石之瑜所講的「團結」(unity)。而這種授權代表的方式,其實就是一種權威的統治方式,在高異質性的國家中,這種作法是有必要的。

蕭高彥指出,石之瑜提到的solidarity,就是讓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盡量結合,最標準的就是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式的民主,但這當然有一些前提預設,就是國民的同一性必須要存在,或者必須要塑造。所以代表性跟同一性其實會在不同體制中,以不同的方式結合起來,這就是施密特談的,其實也可以跟石之瑜提出的unity與solidarity對比相輝映。

曾國祥:振興儒家不可忽略的背後張力

曾國祥則首先分享了兩個主要閱讀心得。

第一,曾國祥表示,石之瑜意在打破學術陳規,尤其是把自由主義當成理所當然、然後預設西方中心的主流政治科學典範。藉著強調身分歸屬(belonging)與權力支配(dominance)兩個元素,石之瑜希望找到政治理念最基本的組成,進而重建一般政治學原理。從書中敘事也可看出,石之瑜以「規範」(norm)形容自由主義,讓人想到西方哲學中常見的,所謂「規範」(norm)與「邏各斯」(logos)的對立。曾國祥認為,石之瑜所謂「所有體制服膺的終極體制」(regime of regimes),其實就是民心。

第二,曾國祥指出,石之瑜在超越所有二元,包括中國與西方、民主與獨裁、國家與社會的過程中,其實有意預設一個「非常儒家式的本體論或宇宙論」,也就是所謂unity,來與西方的solidarity進行區隔。而石之瑜所強調的「團結」(unity),其實就是王陽明已經講過的、或王陽明之前的張載也已經有的觀念,「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

曾國祥進一步陳述,自己在閱讀當中有一個很深的感觸,石之瑜從後殖民語境描述的所有西方政治,包括民主在內的政治現代性的價值轉譯,已不只是翻譯問題、方法論問題、知識論問題,還是一個本體論問題,「石老師很深的本體論焦慮,在這裡呈現出來。」

曾國祥接著針對宇宙論相關議題,提出三點討論。

第一,儒學的異質性。曾國祥指出,在儒家的傳統分歧中,最大的當然就是漢唐經學跟宋明理學之爭。所以即便石之瑜所謂有別於西方的「團結」(unity)概念,在儒家裡面,其實也從來是分歧的。

而這個分歧在當代語境中,出現一個有趣現象:台灣新儒家繼承的是宋明理學,所以牟宗三會通過康德(Immanuel Kant)來轉化學說,這樣的新儒家在處理關係與宇宙論的時候,會傾向帶出個體性、道德自主性。但中國現在的政治儒學,這2、30年以蔣慶為代表的學派,其實完全是要回到經學,要回到《春秋公羊傳》,要回到大一統的論述。「就我而言,如果本體論關鍵的話,那現在這個差距,事實上是一個本體論的差距。」

第二,是儒家的角色。曾國祥表示,傳統儒家扮演了跟制度完全結合的角色,「石老師某種程度上是要回來這裡,中國現代的政治儒家也要回來這裡」,但余英時先生也曾提出一個重要論點,那就是儒家經過五四、近代中國的巨大思想轉化,已在今日成為遊魂,無法在制度上扮演角色,所以對余英時先生來說,儒家今天只能是一個「日用常行」,尤其余後來又受羅爾斯(John Rawls)政治自由主義的影響,認為古典儒家的宇宙論,就是一個「全面性學說」(comprehensive doctrine),所以無法重新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社會。

曾國祥接著陳述,正因儒家的宇宙論,對應的是古代整個世界觀,所以牟宗三最重要的貢獻就是「自我的坎陷」,「自我的坎陷」事實上意味著宇宙論必須跟政治哲學分區隔開來,所以儒家如果在當代還有前景的話,以台灣的新儒家而言,其實就是要把宇宙論跟政治哲學開出來,「開出民主,事實上就是要重新建構一個新的政治哲學。」

第三,是儒家的一元論。曾國祥指出,儒家與專制的關係,錢穆跟張君勱已經辯論過,林毓生先生也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論點,認為五四運動是全盤的反傳統,但這種全盤的反傳統,其實是受到傳統儒家的一元論影響,也就是說人們相信有絕對真理。

而這樣的現象,其實就是史華茲(Benjamin I. Schwartz)所謂「普羅米修斯的張力」,就像近期電影《奧本海默》(Oppenheimer),其實它原著英文小說的名字就是「美國的普羅米修斯」(American Prometheus),也就是相信能力無邊、相信人定勝天。「這是傳統儒家在政治上可能會帶來的趨勢,就像張灝先生批評的,這些東西如果沒有化解的話,事實上要重新在當代社會振興(revitalize)儒家,不管是用它來重新超越民主、或重新超越獨裁的目前所有限制,我覺得還是有一些哲學上的、思想上的工程必須完成。」

原文發表網址:

202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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