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弗蘭茨.瓦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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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社會民主黨創立至今已有百餘年的歷史,對德國勞工與社會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本書概述討論它的發展歷程,包括成立背景、組織運作、黨員及群眾基礎的變化、黨的性質及其綱領路線的轉向。
二戰前,該黨群眾主要為傳統勞工階級,綱領也保有部分社會主義元素。二戰後,隨著產業結構的轉變,該黨群眾基礎亦從勞工階級轉到中間階層、從勞工大眾轉為雇員群體。
為因應經濟與社會局勢,該黨路線做出了巨大調整:它拋棄「產業公有化政策」等社會主義的基本綱領,並且以選戰作為路線主軸,為顧及大量中間階層的選票,而從勞工階級政黨轉變為所謂的「人民黨」。他們放棄了推翻資本主義。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形成與十九世紀中期工業發展、勞工階級與資本家的對抗密切相關。在這個過程中,該黨內部始終存在改良派與革命派的分歧。革命派主張推翻資本家統治,由廣大的勞工階級及其政權掌握權力,改良派則傾向在資本主義內部對其進行修補。該黨經常在兩者之間擺盪,但多數時候往往較偏向後者。
十九世紀後期,德意志帝國宰相俾斯麥發布〈反社會黨人法〉,並且同時推行社會福利制度。儘管十餘年後禁令解除,但這種兩面手法卻對社民黨的發展有直接的影響。
禁令期間,社民黨的組織、宣傳、遊行等空間遭到限縮,被迫轉入地下活動。然而黨組織與工會的日常運作,仍需要許多專職人員才可維繫。同時,許多積極的社民黨知識份子也紛紛進駐保險與社會福利等部門,運用資源從事改善勞工待遇的行政事務。這於是使得黨內逐漸形成一批行政官僚,他們的經驗使他們往往傾向於行政實務,主張透過與資本家及政府協商來改良現況,而較不熱衷於革命的理論與願景。改良派在黨內從此便逐漸佔據上風。
一戰末,德國爆發十一月革命,大量勞工與群眾參加起義,迫使德國皇帝退位並終止了戰爭。
這段期間,德國共產黨不斷呼籲在各個職場建立勞工蘇維埃(勞工會議),以便推進民主制度,讓權力不再侷限於少數資產階級、大地主及其政治代理人,而是應該轉移到佔社會大多數的勞工群眾及其組織。但社民黨卻不以為然,他們擔心資產階級和軍政高層將會伺機反撲並全面限縮他們的政治活動,同時也擔心權力被革命的勞工群眾和德國共產黨奪走。於是,他們便以「保衛革命」為由,與資產階級聯合一同絞殺德國共產黨與勞工群眾的起義。
皇帝是退位了,但資產階級與舊貴族大地主及其官員仍穩坐政府部門高階職務,資本家也仍在各個職場持續掌握大幅權力。資本主義在十一月革命後並未從根本上被動搖。
其後,儘管社民黨尚未完全拋棄社會主義旗幟,而每當經濟危機出現時,黨內也仍不時有少數反對派會提出社會主義的主張,但往往也僅是曇花一現。社民黨的政策經常是在某種程度為勞工贏得了「當下」,但對未來卻少有規劃和方向。一九二○年代末經濟大蕭條期間,社民黨也由於缺乏明確的經濟政策和綱領方針,而讓納粹有機可趁。當時,納粹通過發展戰爭軍事工業及反猶政策,大幅提升德國人民的就業率,甚至讓原先追隨社民黨的許多青年和勞工獲得穩定就業的生活和保障,從而消解了他們反抗納粹的條件和心力。
二戰後,社民黨亦面臨諸多問題,使其逐漸改弦易張。
其一是經濟成長、勞工待遇與生活得到改善。其二則是來自資產階級聯盟執政當局基民黨(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的挑戰,他們打出「大眾福利、共同富裕」的旗幟與政策,爭取到大多人民群眾的支持。而此時社民黨大多主要在穩固黨務,並未擴大加深與群眾的聯繫。一九五○年代末,基民黨與資產階級聯盟贏得全國過半的選票,使得社民黨出現改革聲浪。
社民黨開始主張「與基民黨靠近」,甚至要成為更好版本的基民黨,並強調教育、科學發展、基礎建設、專業技術及專業人員。一九五○年代末,社民黨提出〈哥德斯堡綱領〉,將社會主義安置於「多元」精神下的一個位置而非政治議程,同時也放棄生產資料國有化的綱領,甚至承認過去的宿敵教會為同伴。這些綱領的驟變也使得部分老社民黨員疑惑不解。社民黨於此公開徹底放棄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變革,而轉向只在資本主義內部尋求改良。
在媒體的引領下,社民黨為了爭取人民群眾的支持,也開始在形象上強調幽默、風趣、創新、面向群眾,而非在「社會主義」的口號中墨守陳規,變得死板、枯燥、乏味。社民黨的一系列作風開始圍繞選票為主要考量,選票對社民黨政策的影響變得日益重要,尤其是中間階層(中產階級)的選票。
當時隨著工業及傳統勞工階級的減少,以及國民教育使許多人得以升遷,社民黨的群眾基礎也從傳統勞工階級逐漸轉移到雇員群體,包括私人企業的職員、公務員、教師等中間階層。一九六○年代中期經濟危機,社民黨參與聯合執政,推行部分計畫經濟、社會福利政策等措施,亦使社民黨贏得更多中間階層的支持。
然而資本主義週期經濟危機究竟應該如何解決?黨內少數青年派別對此則有不同意見。他們指出,儘管推動各項福利措施,但現行整體制度仍是資本主義,仍是資本家對工薪大眾的剝削,而現行的國家政權,從根本上說,仍是資本家及其官員用來支配工薪大眾的機構。因此,他們主張應該建立屬於廣大工薪大眾的社會主義政權,進而規劃協調生產與分配才可能有出路。但正如前所述,這些意見大多非常微弱,幾乎不被重視。
不過有意思的是,青年派別的意見其實也點出幾個問題。其一,資本主義週期經濟危機已在歷史上反覆出現許多次,然而這個問題似乎一直沒有得到太多的重視和討論。資本家們往往習於將這種危機給自然化,並通過縮減開支、減薪、裁員等取消勞工權益的方式,來維繫他們自身的支配權力和資本主義的運作。反資陣營則大多聚焦於分配和福利問題方面兜圈子,而較少談論勞工民主式的經濟規劃,也就是由各行各業的勞工組織起來掌握權力,進而依據勞工大眾的需求和步調來同時調控生產和分配等路線。
分配問題始終離不開生產規劃問題。因此,假如只將重心放在前者,那麼,一旦利潤率下滑而再次爆發週期經濟危機,人們將很容易陷入被動,甚至可能很難拿出具體的經濟對策。這也是社民黨在面對一九二○年代末經濟大蕭條問題時的短板和硬傷。
其二,雇員這一同樣為受雇/受薪者的群體(即工薪大眾——特別是基層員工群體),究竟屬不屬於勞工階級群體的一部分?
依據馬克思的界定,勞工階級是指不掌有公司企業等生產資料,而向資本出賣自身勞動力換取報酬的群體(參看《理解階級》)。按照這個定義,他們很顯然屬於勞工階級。但對於這個定義似乎又有許多人不大能接受,反而會將自己劃分在勞工階級之外或之上。在他們看來,「勞工」更是一種下層地位的標籤,伴隨一系列負面印象,如骯髒、粗俗、缺乏教養、沒有文化。他們必須與之作出區隔,並將自己置於中間階層(中產階級),才可凸顯自己「高人一等」,並避免自己遭到「降格」。
這也許和他們工作及職務劃分的複雜性,及其主觀心理的社會等級階序有關。不過較為可惜的是,本書較缺少這方面的討論,例如:雇員的工作生態、雇員對自身位階的看法、雇員的工會、雇員與勞工的關係、社民黨與工會的關係等問題。
而如果與台灣對照,部份情況對我們來說可能也不會太陌生。因為台灣也有為數不少的雇員,我們似乎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例如:廣大的雇員群體(工薪大眾)經驗著什麼樣的工作生態?在什麼樣的客觀條件上,他們可能形成一種勞工階級,甚至能夠組織起來向資本家發動抗爭?而在抗爭之餘,他們對於生產和分配問題又有著什麼樣的想法?在主觀意識方面,他們在什麼情況下可能會認識到,自己其實也是廣義勞工階級的一部分呢?
本書主要在勾勒德國社民黨發展的基本輪廓,並闡述它拋棄社會主義綱領、從勞工政黨轉變為所謂「人民政黨」的歷程。
簡言之,社會結構與群眾基礎的轉變、選戰、媒體等因素,使得德國社民黨公開拋棄推翻資本主義的前景,在政策上則多以中間階層為主要考量,注重在資本主義體制內部改良,而取消徹底的變革。
儘管德國與台灣社會不同,但德國社民黨與群眾的關係、路線方針的轉變、雇員群體的階級屬性等問題,作為對照,仍是留給我們一些參考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