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個案們不談氣候變遷」：面對生態危機的心理反應──《地球就是諮商室》選摘

我的個案安珀在近日持續高溫的天氣中滿身通紅地到來，而治療剛開始，她就談及對於春季異常高溫的擔憂。她停了幾秒鐘，看著我，好像是在試探我的反應。當我反應過來，回答她「妳在擔心氣候嗎？」她點點頭，繼續滔滔不絕地說著未來看起來是如何一片渺茫：當前的世界局勢似乎非常不穩定，許多國家的政治開始右傾，十分令人擔憂。她總結說：「然後還來了個川普。他否認有氣候變遷，我覺得我們根本完蛋了。」我發現安珀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懷著這些對未來的想法，但這是她第一次對任何人，甚至對她自己承認這一點。安珀最初是為了尋求解決飲食失調的問題而接受治療，在前兩年的治療中專注於處理她的內心世界和關係模式。當我問她想到氣候變遷時心裡的感受如何，她可以辨識出一些情緒：恐懼、悲傷、憤怒、難以承受和無能為力。當眼見其他人遭受如此明顯的苦難時，她對於自己過著如特權般的生活感到內疚。她能怎麼辦呢？當她將話題轉換至處理這問題有多困難時，我認識到她面對這個世界的感覺可能有多麼強烈，而要與因此衍生的罪惡感共處尤為艱難。然後我問她：這些感覺會不會在特定時間浮現。她告訴我，下班後的夜晚她經常非常難受。前一天晚上，有關氣候變遷與相關遷徒的特別報導，促發她又發作一次暴食症狀。看著這麼多人被迫從屬於他們的土地出走，這使她想起了十一歲那年，她與家人從廣闊的沙漠和蔥鬱的綠洲，遷移到潮濕灰黯的倫敦郊區──這對比十分強烈。家中沒有人談論整個家庭因為這巨大變動而遭逢的絕望失落。

安珀剛開始接受治療時就向我講述過她的故事，但這時她已經準備好面對因為失去家園和歸屬感而產生的悲傷。她將沙漠描述為一個令人敬畏的所在，在那裡她感到自己心胸開闊，而且「如此寬廣的地方有助於她在內心找到一片平和的空間」。回首過去，她覺得這使她對地球充滿了敬意。

她意識到在這個嶄新而陌生的倫敦城裡，家中沒有任何人想到要幫她消化這份悲傷。當時她的解決方案是通過安慰性飲食來麻木自己，將煩惱轉移到她和身體的關係中。當她體認到自己因童年失去家園而悲痛時，安珀逐漸開始更加地由內感受到自己踏實地存在著。偶然間，她獲得當地政府配給的一小塊土地，在那裡親手種植自己的食物，這成為她重要內在滋養的來源。她發現，傾聽身體的聲音可以幫助她了解植物和土地。舉例來說，當她閉上眼睛，手裡拿著種籽時，種籽會告訴她他們需要被種在哪裡，種在土壤中什麼樣的深度。她的身體正成為一片土地的盟友，而非敵人。隨著她逐漸遠離對食物的沉迷，轉而投入於人類和非人類的關係之中，她直覺感受的發展支持了心理治療的內在歷程。最近，她成為了當地城市農場計畫的志工。安珀認同自己是跨種族的混血，而在那裡她找到一個由多元文化所組成的社群，人們在此分享他們對全球危機的感受，這緩解了她的孤立感。

經過一段時間，我們回到她先前的結論：「我們根本完蛋了」。她對未來有什麼想像？對她來說最令人不安的，是巨大的不確定性：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即將面臨一個極為艱難的時代，但不確定會是何時、如何、在哪裡發生？我們會做為一個物種存活下來嗎？她的結論是沒有一個地方安全。接下來她所持續探討的問題則是：「什麼可以幫助她在這些極度的不確定中存活下來？」「她在哪裡可以找到自己的信念？」參與脫口秀喜劇課程，幫助她找到了內心的愚者，這意味著她要走下懸崖，臣服於當下的各種意料之外的情境。

對此過程的反思

令人驚訝的是，一句關於天氣的短評很容易就令人忽略，卻能揭示人們對未來的生存恐懼。榮格分析師湯瑪士．辛格寫道：「滅絕焦慮正在氾濫，儘管它經常以群體或文化焦慮的替代形式被表達出來，而不是直接表現出對滅絕的恐懼」。他認為這與毀滅焦慮（annihilation anxiety）不同，毀滅焦慮是對個人生存感到威脅而生的深層恐懼。滅絕焦慮可能會導致各種成癮、焦慮和其他心理健康問題。我在其他地方寫過一篇關於一位個案的故事，她用毒品和酒精來麻痺她當時對地球環境無法表達的焦慮。心理治療師蘇珊．博德納寫道：「仔細研究一些年輕人的臨床資料中可見，借酒澆愁型的酗酒和解離性唯物主義（dissociative materialism）的某些面向，可能是人們與其生態系統之間關係變化的體現」。

生態焦慮、否認與推諉

「生態焦慮」（eco-anxiety）這個更籠統的術語已經沿用了十多年。布賽爾和愛德華描述過當一個人開始意識到生態危機時的各種不同感受，例如震驚、不知所措、絕望，以及傾向退縮到拒絕承認的狀態。如前例中的安珀所示，在生態焦慮下還存在著多種感受。深層生態學家喬安娜．梅西是最早提出我們需要「榮耀我們為世界感受到的痛苦」（“honour our pain for the world”）的人，我們需要明確指出並探索浮現出的感覺，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要以群體的方式來分享這些感覺。她強調，我們的情緒反應是對災難性生態危機的一種健康反應；讓情緒流淌意味著我們可以從麻木和無感的狀態，轉變為感到有能力付諸實行，用她的話來說，就是「從絕望到培力」（from despair to empowerment）。她開發出一套療程，就是知名的「重新連結的工作」（The Work that Reconnects）。

無感（apathy）常是我們陷入麻痹狀態的一種反應，面對如此緊急的危機卻無法行動；這卻被誤解為缺乏關心。實際上，絕大多數人確實非常關心地球和我們的未來，但他們可能因無法處理強烈的感覺，而轉化為麻痺沒有反應。同樣地，他們可能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其規模程度感到不知所措，因此並不總是明白可以採取的行動。石化燃料業的投資者傳播的錯誤信息，更進一步混淆了這種情況。推諉（disavowal）一詞有助於描述為何許多人明知氣候變遷的驚人事實，卻為了繼續日常生活視而不見；引起焦慮的現實被與意識分離開來，使我們無法對緊急情況做出反應。這有別於否認（denial）狀態，後者是駁斥氣候變遷的事實。明確指出這些不同的狀態有助於治療師和個案溝通，識別出我們所有人在應對氣候變遷時遇到的困難。

「我的個案們不談氣候變遷」

許多心理治療師說，他們的個案並沒有提到氣候變遷。當然，總會有些人不希望將世界大事的討論帶入他們的治療時段裡。但是，某些個案希望確實地表達自己的恐懼，這也是有原因的。對於某些人而言，氣候變遷是令人恐懼的，甚至會造成精神創傷。創傷經常從意識中分離出來並被掩蓋。它可能會在夢中或漫不經心的言談中再次出現，因為個案既想要又不願意談論它。如果心理治療師曾探索他們自身與地球和生態危機間關係的歷程，那麼就很容易掌握線索，例如對異常氣候的隨性意見，對其他政治騷動的評論，這些都可能導向對氣候變遷的恐懼，或者涉及對土地和人類以外世界的熱愛，這些情感接著可能會引發焦慮和／或悲傷。有時，生態焦慮會被其他心理障礙（例如成癮）所掩蓋。由於在心理治療培訓中，幾乎沒有包含我們與地球之間關係的這個面向，因此許多心理治療師可能無法發現這些線索，並且覺得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應對這樣的問題。

個案可能會擔心他們的焦慮會被詮釋為其實關乎其他某種個人議題（替代性焦慮，displacement anxiety）。在療程中尋找所有政治性題材背後的個人議題，已是心理治療行之有年的專業實踐，當然，儘管有時候確實如此。某些治療師可能還相信氣候危機是個被誇大的議題，個案可能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害怕大聲說出來。我們經常建議採取實際行動以做為回應生態焦慮的有效反應，但是情緒反應的釋放和消化可能還需要更多時間。如果行動得太快，發自「覺得應該」而不是真心誠意，反而可能會身心俱疲。

在治療中其實並沒有針對生態焦慮的標準處方。每個個案狀況各不相同，正如我在這裡所說明的，一旦情緒反應得到釋放，焦慮本身得到應有的尊重，這個歷程可能會朝著許多不同的方向發展，有時亦會觸發過去的其他問題。

我們與土地及地域的關係

大衛．塔西在原住民圍繞的愛麗絲泉（Alice Springs）長大。他描述在他們的宇宙觀中，「地景是一個神話詩意般的領域⋯⋯是一切的中心：同時是生命的源泉、部落的起源，由血脈相承的祖先的肉體所化成，也是驅策個人並創造社會的智慧之力⋯⋯在西方框架中⋯⋯如果地景令人感到具有某種性格或情緒，據說這是由具感受力的主體創造出來，並投射在土地上的。」在我們的文化中，普遍的觀點認為自然是沒有靈魂的，是人類一切活動的背景。儘管如此，許多人還是有著與土地相關的深厚經驗。安珀對地方的熱愛與依賴並不罕見：許多人會描述自己深愛上某個特定地域，以及家的重要性—無論是在森林、高山還是在海邊。

也有些人會描述不同地點的不同質感或氛圍，包括祖先受過的創傷在土地上留下的遺跡。許多民族被迫從家園拔離或被趕走，因而感到憤恨狂怒。許多民族再也找不到「家」一般的歸屬。

我們與土地和地域的關係，不論是在鄉村或城市，對我們的心靈（psyche）來說都至關重要，但這一點在治療過程中通常被忽略不提。深層心理學家奎格．查爾奎斯特描述道，我們與土地之間的關係，會透過夢、神話和故事以多樣的形式顯現出來，這一點在原住民與其宇宙觀中廣為所知，他稱之為「土地心理學」（terrapsychology）。

在此我聚焦於安珀療程中與地球相關的面向上，但這與她正在進行的內在心理工作高度彼此交雜。這說明生態心理治療不僅可以回應生態焦慮，或回應那些熱愛大地的片刻。我們與人類以外世界的關係被交織成個人與自我、家庭、文化和地球之間的相互關係，並且是緊密不可分割的。

文：瑪莉-珍‧羅斯特（Mary-Jayne R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