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動力政治：身體、微知覺與政治實踐

Massumi, Brian. Politics of Affec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布萊恩．馬蘇米著，彭小妍譯，《情動力政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24。

「情動政治學：身體、微知覺與新的政治可能性」

情動理論的基本框架

情動（affect）已經成為當代政治理論中的關鍵概念。在《情動政治學》中，作者馬蘇米從史賓諾莎的定義出發，將情動理解為影響他人和被他人影響的能力。這個看似簡單的定義實際上開啟了一個複雜的理論視野：情動不是個人的主觀感受，而是一種關係性的存在。

微知覺（microperception）是理解情動的關鍵概念。它不是規模較小的知覺，而是一種質性不同的知覺模式。微知覺發生在意識介入之前，是身體對環境變化的直接反應。例如，當我們突然受到驚嚇時，在意識到恐懼的對象之前，身體已經做出了反應。這種微知覺總是涉及身體的運動，是一種「思維中的身體」的活動。

在語言與情動的關係上，馬蘇米提出了突破性的見解。他認為每個語言行為都涉及情動的表達，情動是所有確定活動的基礎條件。他提出「次語言」（infra-linguistic）的概念，強調情動與語言是一個開放性光譜上的連續轉換關係，而不是對立的兩極。過去的語言表達會形成身體記憶，這些記憶又會影響未來的語言表達，形成一個複雜的反饋迴路。

資本主義的情動管理與微政治抵抗

馬蘇米指出，當代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出了精密的情動管理系統。這個系統通過以下方式運作：建立品牌忠誠度計劃、構建社交網絡、實施病毒式營銷，以及建立檢查點系統（如條碼、PIN碼等）來控制通行權並收集數據。這個系統不再依賴傳統的意識形態灌輸，而是直接作用於情動層面，將我們的生命力本身轉化為資本主義的工具。

面對這種情況，我們需要發展「微政治」（micropolitics）的抵抗策略。微政治不同於傳統的宏觀政治操作，它不依賴於理性說服，而是通過影響身體的微知覺來實現政治目的。這種抵抗不是簡單的否定，而是創造新的存在方式的過程。

感官實驗室（SenseLab）就是這種微政治實踐的嘗試。這個實驗項目禁止參與者帶來已完成的作品，而是要求帶來使作品運作的內在傾向。通過各種「關係技術」，如用布料分組等方式，創造基於情感親和性的臨時性社群。這些實驗強調過程而不是結果，強調關係而不是個體。

重新思考自由與政治實踐

在這個理論框架中，自由獲得了新的含義。馬蘇米認為自由不是主體的屬性，而是一種成就（achievement）。自由不是在真空中作出決定，而是在關係中發生的。這種理解將自由從個人主義的框架中解放出來，使其成為一種關係性的概念。

自由必須通過具體的實踐來實現，這種實踐必須是集體的、關係性的。這意味著：

·     自由產生於限制之中，而不是沒有限制

·     自由是情境性的，而不是普遍的

·     自由是集體性的成就，而不是個人的屬性

·     自由涉及潛能的激活和存在力量的增強

這種政治實踐既不是烏托邦式的幻想，也不是簡單的否定性批判，而是在具體的微觀實踐中創造新的存在可能性。這就是為什麼藝術實踐在政治抵抗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為藝術能夠：

·     創造「差異性調適」（differential attunement），讓不同的身體以不同的方式對同一事件產生反應

·     產生超出既有系統的「剩餘價值」

·     通過「激發潛能的限制」（enabling constraints）創造新的可能性

總之，馬蘇米的情動政治學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和實踐政治的新視角。在這個視角下，政治不再是理性主體之間的協商，而是一個涉及身體、情動、關係的複雜過程。這種理解不僅幫助我們理解當代政治現實，也為政治抵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通過關注微知覺和微政治，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創造新的存在方式，這或許是面對當前政治困境的一個出路。

評論

在建構了情動政治學的基本框架後，我們需要仔細探討這一理論的可能性與限制。首先，從哲學史的角度來看，馬蘇米的情動理論與史賓諾莎的實體論有著有趣的呼應。在史賓諾莎的觀點中，上帝並非一個超然於世界之外的實體，而是分散於萬物之間的實質，萬物的總和即是上帝。而馬蘇米更進一步，主張主體間的情動互動是開放且無上限的。如果以《聖經》的比喻來說，這種情動的互動如同受造物之間建構了一座通天的巴別塔。對此，馬蘇米持正面的肯定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馬蘇米特別強調情動的「事件性」。情動不僅發生於主體之間，更重要的是，它始終在特定的事件中展現，因此具有不可預測性和創造性。這正是他重視微知覺與微政治的原因。然而，這套理論框架也面臨幾個重要挑戰：

1.  群體形成的倫理標準不明確

馬蘇米認為當代資本主義透過情動管理將人類物化（thingification），而我們需要透過「脫逃」來恢復人的價值。然而，這種以群體形成來抵抗資本主義的策略並不無瑕疵。歷史上，三K黨、納粹黨與共產黨也都是群體，其成員同樣經歷了某種「成就」與「調適」。雖然馬蘇米提及微法西斯主義的危險，但並未提供明確的標準來區分「良善」與「有害」的群體形成。

2.  資本主義的簡化問題

將資本主義視為外在於人類的「非人怪物」未免過於簡單化。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人類的創造物，直接將其斥為「非人」並無助於解決問題，因為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正是人類自己。儘管馬蘇米認識到資本主義已成為一種「生命形式」，但其「脫逃」概念顯得過於樂觀，缺乏實踐性。

3.  對理性角色的低估

馬蘇米過於強調情動的重要性，似乎將理性決策置於次要地位。他或許會辯稱，自己並未否定理性，而是主張理性本身根植於情動之上。確實，一個人的「理性」觀點不可避免地受到其經歷與創傷的形塑，因此馬蘇米反對將心智理性與身體經驗對立起來的觀點，確實具有一定的說服力。然而，經歷相似創傷的人可能會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有人從中反思並提出超越之道，有人則在深淵中越陷越深。如果僅將這種差異歸因於其他情動事件中的不同經驗與創傷，恐怕難免讓人覺得這是一種「包牌式」的解釋，未能真正回答理性如何在創傷與情動的基礎上發揮作用的核心問題。

4.  個體自由與集體性的緊張關係

強調集體性時，個體的自由往往受到壓縮。雖然馬蘇米試圖透過「差異性調適」來解決這一問題，即「我們都一起置身事件中，但又彼此有差異。我們每個人本來就具有不同的傾向、習慣與行動潛能。」然而，當群體形成某種共識時，個體行為往往被集體情境所約束。這種由作者定義的集體自由，對個別行動者來說，可能更像是一種壓迫。

儘管如此，馬蘇米的情動政治學依然為我們理解當代政治提供了獨特的視角，而其提出的「激發潛能的限制」概念尤為有趣：「假如什麼都可以，就不會有任何成果。我們設置的是激發潛能的限制，充滿詩意及過程性，把某些條件置入設計好的機制中，目的是讓創造性的互動發生，有點像組織性的即興。」

或許，讓隨性與隨機交織，任由熵無拘無束地碰撞，激發出新的「大霹靂」，這種充滿不可預知性的自然演化，正是馬蘇米所期盼的未來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