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渡古文（十二）：勸和論

本系列從遙遠的古中國出發，終於來到近代的台灣。對於我這種年紀的人來說，國文課本出現關於台灣的記述，是頗神奇的事，因為台灣在「大中國好棒棒」脈絡中，雖非又老又窮，但總被視為又小又爛。但不管是否老窮小爛，本系列多數讀者和台灣的高中生就是活在這片土地上，對於相關文字總是比較「有感」。

這種「感」有時是種難以言明的詭異感。我認為〈勸和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或許不出色，但台灣人認真讀，細心想，還是能帶出一些奇妙的主觀想像。而要瞭解這種「感」，得從「豬」談起，也就是「中國豬」。這也許是你想到的那種「中國豬」，也可能不是你想的那種「中國豬」。

在台灣由大日本帝國轉變為中華民國統治的過程中，因為發生了一連串鳥事，因此坊間有「狗去豬來」之說；這成語讓許多外省人不太爽，因為這顯然是說來台灣的外省人是豬。

但在台灣當過豬的，可不只有外省人哦！在更久之前的台灣，還有「漳州豬」、「泉州驢」的說法。漳州泉州都是閩南地區，但出身兩府的移民在台灣的拓殖過程發生許多武裝衝突，也因此互諷對方是豬是驢。當時知識份子為了勸阻漳泉移民的紛爭，還曾寫下「漳人是豬泉亦豬」的詩句，表示再戰下去，那大家就真的是蠢得像豬囉。

但勸和有這麼容易，那就不需要法院和軍隊了。在台灣的清領時期，原漢、漳泉、閩粵等各族群的流血紛爭整整持續了一百多年，直到十九世紀的後半才慢慢停火。對於台灣械鬥的研究相當多，本文並無意介紹或提出新說，只是希望各位「豬的後裔」有空的話，可以去瞭解一下自己的「豬祖先」是如何與「豬隊友」組隊砍來砍去，而後形成當前的台灣人文地景。

〈勸和論〉就是個不錯的切入點，作者是第一位本土進士鄭用錫。進士當然是知識份子，所以鄭用錫可以說是史上第一位「台派文青」了；他不只居處上和那些來台過水就落跑的傢伙不同，在〈勸和論〉一文中，也可看出他「愛呆丸」的真性情。

雖然就結果來說〈勸和論〉好像沒啥鳥用（之後台灣還是互砍了至少十幾年），純屬文青嘴砲，但其中所傳達的溝通倫理想法，或許能給百多年後的我們一些啟示。我們各族群間雖然不互砍，但依然還是會嘴來嘴去的。

對於鄭用錫為何會寫下〈勸和論〉，學界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認為這算是他對「長期內戰」的整體反省，並未針對特定事件，第二種說法則認為他是針對「頂下郊拚」這場泉州同鄉械鬥。我個人偏向支持第二種說法，因為在文字部分他的確有帶到同府相殘的部分。

〈勸和論〉全文可粗分為三段（原文與白話翻譯可參考國文學科中心網站），在第一段中，鄭用錫認為錯誤的分別方式是造成台灣人爭鬥的根本源頭。在第二段中，他主張行政地域之分是政府法令造成的，沒有實質意義，不應成為對立虛耗的關鍵要素。而在第三段裡，他主張讀書人應該成勸和的主導力量，透過家庭教育等由內而外的擴散方法，漸次消除族群之間的械鬥。

〈勸和論〉能成為選文，應是基於其訴求族群和諧的本旨。我們雖然已經很久沒有砍來砍去，但族群之間的矛盾其實仍然存在，或是消退的非常慢，也很容易在政治意識形態對立的格局之下突然升高。

當然，我想應該沒人會懷疑鄭用錫愛台灣的心，但他所講的解決方案，到底有沒有效呢？

我認為〈勸和論〉是因為頂下郊拚而起。頂下郊拚是泉州府人的內戰，是由三邑人（今天的泉州市附近）對同安人（廈門金門一帶，鄭用錫祖籍也是同安）發動突襲，最後同安人被打跑後撤往大稻埕。講說是「戰」，其實衝突只發生在方圓一公里的範圍內，規模不大，但對於同安人來說是個不小的心靈震撼。

在整個台灣械鬥史中，漳泉間或是閩粵（主要是客家人）間的衝突都有明顯的語言要素，因這理由戰成一團，或許還有一點點合理性，因為口音乃至語言的差別的確很容易引發族群之間的不快。直到現在都還有人會嘲笑宜蘭腔、台中腔或海口腔。

不過頂下郊拚是泉州府人自己對殺，或許經濟利益與宗教信仰是更主要的導火線。因此鄭用錫會忍不住發文，除了自己同安人被打爆之外，對於以武力手段解決衝突的不安，外加官府的廢柴表現（連縣衙都被燒了），他才會緊急出來喊停。

以他的學識背景來講（主要是讀儒家經典，特別專長於易經），我認為他了不起之處在於其論述還蠻具有「現代性」的，帶有一點點的啟蒙主義味道。他認為有些區分原則是合理的，像是人與動物之別、善惡之別，但在「道德上」不應從出身地域或社會角色來區分人。

其中又以出身地域這區分原則的問題最大，因為行政區劃分只是政治的安排。或許因為他是進士，有機會離開台灣到各地去歷練，甚至進京當官，透過這種和全國各地人才交流的經驗，他對於用出身地域來肯定或否定人這點，也就可能特別的感冒。

你是什麼地方的人，和你是否是個人才（能力），是否是個好人（品德），是沒有關係的；因此若是從出身地域就否定或肯定某人，那就是以「不相關的條件」排除了他人參與社會活動的權利，這就是現代定義的「歧視」。在鄭用錫的眼中，台灣械鬥雖然有經濟上的背景，但也的確存在歧視的問題。在1850年代的亞洲就能擁有這種想法，實屬不易。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面向是鄭用錫的解決方案。頂下郊拚為「同室操戈」，是一府之內不同縣出身者的內戰。若「家人」之間都無法相親，那就更難以推廣到語言不同、信仰不同、經濟活動衝突的其他群體。

不過如果心中抱持歷來仇殺的積怨，也只採用最簡單的報復手法來尋求解決，那一路冤冤相報下去，問題只會惡化而無法解決。因此鄭用錫跳出報復的思考，轉由道德動機來著手，主張先由親族與鄰里開始拉近距離，有意識的傳播仁愛的思想，來抵消報復的直覺衝動。

要講道理，就只能從士人，也就是讀書人身上做起，因為這些人受到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強烈影響，知道書上有寫這些道理。他認為讀書人的父兄若能依此理出面教訓記仇的晚輩與無知者，再一路擴張至所有陌生人，那麼就能在台灣創造一個人人皆仁人的新樂土啦！

這方法論的基礎應是來自於儒家從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路開展的套路，但這一套在實務上到底有沒有用呢？很多人因為幼時教育之故，常直覺得討厭儒家，而儒家也有一些方法論是怪怪的或爛爛的，甚是根本就是錯的，但在當年的台灣人文環境之中，除了儒家思想，似乎也沒更可靠的解決方案。

對於培養道德能力，當代道德哲學認為並沒有一套穩定可靠的必勝方法，目前學界仍偏向由每個社群自行研發出一套最適合自身文化脈絡的道德理論。十九世紀中的台灣知識份子若是以儒家為主，那走這個傳統套路就沒什麼不對，因為你也沒其他選項。當時的確有少量的西方傳教士，但我想當時的社會氛圍更無法接受這種外來文化，而佛道等傳統宗教，在當時的中國本土都發展得不太順，更別說是以民間信仰為主的十九世紀台灣，又能有多少大師來推動祥和社會。

如果只有儒家可以選，那就好好用。若細看鄭用錫的建議，也並非正統的內聖外王或是宋明理學，而是回到最基本的家庭結構，要讀書人先別當亂源。當時械鬥的背景推力除了經濟衝突，還可能包括了知識份子的煽動，那要求知識份子先管好自己就有其必要性。

而且當時能讀書的多半是有錢人，有錢人通常是一村一落的領袖，只要這些領袖不帶頭做亂，的確可以降低械鬥的機率，或是避免個人衝突擦槍走火變成社群對抗的事件。

但「親其親」還是很難解決「親疏之別」的問題。即便經濟衝突可以透過協商與共享來解決，但語言和宗教信仰的矛盾很難透過推理跨越，只能透過交流經驗。就械鬥的形式與過程來看，發生衝突的社群可能居住得非常接近，但還是無法融合，顯然他們平常是沒有什麼人際互動的，缺乏共同生活的經驗與交流，所以要砍人時才有辦法立刻出手。

在今日的台灣，語言或宗教信仰的差異仍然是社會或政治衝突的引爆劑或催化劑。我們不只沒辦法「親其疏」，就算是要「親其親」，也因為多元文化與世代差異而存在越來越多的障礙，就算是同住一個家也不見得常溝通，更別談是共處於一個社區、一個鄰里、一個鄉鎮市，甚至是一個縣市的人們。我們之所還會有鄉里認同，往往是和其他地區的人戰起來的時候，像是戰南北、戰口音、戰美食。我們是因衝突而團結，也因衝突而分裂。

再回來看鄭用錫的解決方案。若把儒家主張放到當代倫理學的標準中，也不是全無可取之處。在春秋戰國之際的原始儒家頗為看重經驗性，他們認為人的道德判斷來自於生物本能與生活經驗交流而成的綜合判斷，若加上前人智慧的累績成就，就能解決生活中大多數的道德兩難。

而原始儒家認為當時社會的道德問題，主要是對前人的智慧只剩下形式的理解（對禮法只剩形式堅持），缺乏內在道德動能（仁）的支持；不過若能重視這種內在動能，還是有機會透過個人的道德努力，而重建或推展出生活中能依賴的道德原則。這或許就是鄭用錫方法論的唯一出路。

當然，正如前面所述，〈勸和論〉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具體作用，只能算是知識份子對時代的嘆息。那對於族群衝突，還有什麼出路？過去和現在的解決方案會是一樣的嗎？

在十八到十九世紀的台灣，清帝國的禮法形式的確仍在，讀書人也都知道相關法律與道德規約，但政府相當弱勢，整個社會是由宗族體系在主導。當宗族領袖認為暴力殺戮與破壞是正道，就可能讓社會互動走向全面衝突的形式。這種衝突開始時可能是基於拓殖利益，但互殺一段時間之後，就轉變成為世仇的關係，就算已沒有具體利益，還是會持續敵對下去。

政治上的解決方案，可能是要由第三方當公道伯來介入締約，又或是官方體系以公權力來維持社會秩序。原則上台灣械鬥問題的解決比較偏向後者，是經過清帝國與日本帝國武力平叛與推展意識形態教育後慢慢平息。

但這種解決方案在當代社會已缺乏道德正當性，我們面對族群衝突所採用的解決方案，主要還是催化雙方的溝通與互動，讓對立者能透過溝通或共同生活的經驗過程瞭解他人的價值主張，雙方或各方才有機會透過同理心來拉近彼此的距離。公道伯退位了，大有為或具壓制力的政府也退位，人們心中的矛盾就由開放社會的溝通互動機制來解決。

最後，我要再次談談頂下郊拚事件。頂下郊拚之所以能引起震撼，除了相關者都出身泉州府之外，頂郊（現龍山寺）與下郊（現老松國小），還有無辜被捲入的清水巖祖師廟（屬於安溪人），在地理位置上真的非常接近，可說是在同個捷運站的範圍。

在戰鬥的過程中，頂郊人為了繞過現今廣州街上的沼澤，選擇先攻北方的清水巖祖師廟，再取道清水巖祖師廟往南轉攻下郊。但你打開地圖一看，甚至實地走走，就會發現從龍山寺走到清水巖祖師廟，正常也就十分鐘，再走到現桂林路、廣州街之間的下郊舊址，也頂多是十分鐘。這麼近的地方，也在打戰術、殺得你死我活，拆城砸廟燒房子，這要怎麼談安居樂業呢？所以鄭用錫主張親近身邊的人，用同心圓方式向外擴張，一起建構「樂土台灣」，或許也沒那麼粗淺可笑了。

我建議你就找個假日搭捷運去龍山寺站，先從龍山寺走到清水巖祖師廟，然後沿著昆明路走回廣州街，最後順著剝皮寮的小路（就是一日幕僚影片中邰智源和學姊哈啦的場景）散步回龍山寺。全程慢慢走，頂多一小時，但這就是一百六十年前內戰者曾走過的血路。現在大家去迪化街求姻緣的那個霞海城隍廟，也正是因為這場爭鬥毀去舊址，而搬去現址的。

是否有一切都連起來的感覺？或許這就是選錄此文者想要的感覺。你就走一趟，想想那些台灣人為何相殺，而我們又為何相殺。

封面圖片：曹魏（三國）時代的正始石經拓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