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是當人遭逢巨大壓力時,不得不發展出來的應對方式。」
如果說精神疾病有一些正面功效,思覺失調就是讓他能夠還有一個假想的目標,能夠繼續撐著生活。假如沒有這樣,當他面臨失去摯愛的事實,可能難以承受到改以躺在家中爬不起來,沒有任何生活的動力,想要死去,變成嚴重憂鬱症的形式冒出來。
他也可能產生身體上的疾病或狀態,比如說心跳加速、皮膚變差、肩頸酸痛,極度恐懼死亡的情況下過度換氣,產生恐慌,這是一種「失去」之後的喪慟反應。
在我接觸過的思覺失調案例中,絕大多數人在產生幻覺之前,都有至少一件壓力極大的事件,需要他承受難以負荷的現實重擔。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他扭轉現實產生幻想的聲音或影像,心靈深處的索求只有一件事──得以生存。
比如說應思聰認為被監聽,看起來是一種干擾與懼怕,但今天如果沒有這項明確的聲音讓他焦躁、讓他有拍片的動力、讓他覺得女友還活著,他就得面對這些血淋淋的現實,他會不會瞬間就活不下去?畢竟那太痛苦了。
心理治療的作用在於,看見痛苦的背後是什麼,而讓人有能力面對痛苦、接受變化無常的痛苦,理解靈魂的原貌與這一世的終極渴望。
精神疾病,即是自我為了抗衡內心痛苦的過程中,被創造出來的產物。所以更重要的是探究其根源,也就是:「什麼原因讓他這麼痛苦?」
而
我們與惡的距離,說的是只用標籤他人為精神疾病的方式,不去面對真正的原因。
我們與惡的距離,說的是大眾媒體不顧真實情況,一昧地為了收視率煽動觀眾情緒。
我們與惡的距離,說的是我們壓抑內在悲傷、困惑與恐懼,只為了宣洩情緒,殊不知冥冥之中成了創造社會更多痛苦的共犯。
無法理解他人,是一種沒有同理心的表現。但不願覺察自己,是扔棄做為一個人該有的責任。
扔棄後,它會擴大,意識上好像就感覺不到憤怒、悲傷、罪惡感了。因為它跑到潛意識中躲藏起來,成為所謂的陰影,一點一滴侵蝕著意識的光亮。當逼到你不得不去面對自己時,臉上的微笑面具再也掛不住了。若內在原有的憤怒爆發,燒著火紅的雙眼,思考就變成了「
#誰都可以就是想殺人」;若內在原有的悲傷洩洪,擁著沉重的內臟,感受就變成了「
#死了就不會這麼難受」;若內在原有的罪惡感崩塌,懷著躁動的心跳,補償的行為就變成了「
#停不下來的人」
然後下一齣悲劇再度上演,
成為惡性循環。
倘若願意多些理解,也許會發現,精神困擾者只是經歷了太大的壓力,家屬作為身邊人總是一同被拉入泥沼,觀眾即便作為社會的凝視者,卻也難以深入看見事情的更多面向,因為社會的眼光與期待,現代人很難活出一種清明自在的神態。我們被困在一團迷霧中。像是《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的作者指出:「人類事件的複雜度與速度已經超越意志的力量......不斷重組的殘缺影像已經取代了歷史。隨機重組的臨時性狂熱活動,也取代了政治意識與策略。〔1〕」
我們被世界的混亂搞昏了頭,失去了感受他人溫熱的能力。所以《我們與惡的距離》重現與貢獻的是:「試圖還原每個重要關係人的立體人生,從『人』的多元性去建立他『作為一個人』的真實感。〔2〕」
當我們罵著他人是神經病時,換個觀點:「我們又離精神疾病有多遠呢?」
世界很複雜,為了方便理解與掌控,我們容易將各種人事物簡化成最不會傷害自己的樣子,以及最能保護自己的形式。
但如果你願意再深入一些,看見對方的苦,看見自己的痛,會發現原來我們都是一樣的,我們都在為了理想、安穩、幸福,而匆匆地努力著。
當有了「我們」,才有機會一同超越苦痛,從最細微之處,重建一個良善的社會。
參考資料:
〔1〕《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時報出版。
更多文章,歡迎至臉書專頁:標註自由-莊博安諮商心理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