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時往往會根據兩種想像路徑來處理，第一種是純粹抽象、意識形態或類似宗教教義式的想像，第二種則是歷史類比似的想像，將一段相似卻已成為過往的歷史時空加以審視，推測出當下事件所可能導致的發展方向，越具有這種歷史敏感度的人就越能精準地做出預測。預測未來並非什麼天賜神力，而是人們為了生存將智力本能發展開來的結果。以上兩種路徑想像中，撇除第一種可能隨個人政治立場、文化或宗教的不同而有巨大的差異，第二種想像方式往往具體得多，也較能使人信服。
那麼，就台灣人目前身處的東亞局勢，可以有怎樣的歷史想像呢?除了以希臘文明晚期的強權爭霸，或者羅馬帝國晚期和日耳曼蠻族的緊張關係來比喻外，最切乎實際的，還是要屬近代歐洲諸民族國家的發展關係來看待目前東亞局勢的發展較具有可預測性。從兩方的地緣政治發展史來比較，歐洲的長期穩定在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德國戰敗，受國際環境制約的過程，已能成為大陸民族國家從萌芽到多元穩定發展的標竿。而諸社會，雖然在美蘇冷戰後期也漸漸走向各民族國家多元穩定發展態勢，但中國的崛起及其挑戰世界霸權的戰略，反而證明了東亞社會還像兩次大戰時的歐洲，呈現高度衝突和不確定的狀態。近些年來，也有相當多的政治評論家紛紛將美中的對立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與軸心國的投胎轉世。如果依循著這樣的思路，可以想像的是，戰爭不是個人能否選擇的問題，而是與歷史相似的發展必然導致激烈衝突的可能性增加。台灣的政治行動者所能做的選擇是，面對不可避免的趨勢，怎樣的行動才能使政治共同體得到最大的利益或最小的傷害，而不是關起門來假裝中立就沒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