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一群能探索世界、走入社群的小孩—黑龍騎士訓練計畫04：導師工作

導師制度是騎士團最核心的概念，也是我認為其中最值得堅持的概念。雖然對許多人來說，這個提案可能有點新奇，但它其實不是什麼新的提案。

它有點像乾爸乾媽（真的有「親（密）」的那一種），也可以用「家庭醫師」的概念去比喻成「家庭教師」。簡而言之，它是一種「在原有的親子關係中，加上另外一個讓孩子和親屬可以信任的大人」的制度，同時這個大人也會十分認真地把這個家庭放在心上

導師制度是從合作式教育的理念延伸而來，所以要說明導師制度，還是要先說明合作式教育。

台灣的國民教育從日治時期開始，若從1896年台灣總督府公布「國語傳習所規則」開始算，至今有124年。在二戰結束（1944）前，「台灣兒童的平均就學率高達71.3%。……這個數字不要說是殖民地，與同時代歐美先進國家比較起來都不遜色。」。（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

可以說是從這時候開始，教育才開始成為一個問題，出現在台灣大眾的眼界之中，漸漸成為家家戶戶要思考的事。

這一百多年來台灣教育的路線，最早的威權時代是「國家中心」的教育；解嚴之後，漸漸轉變成「教學（者）中心」；然後慢慢以「學習者中心」為目標轉變；然而在補習班、才藝班或安親班的情境裡，教育的中心通常是身為買單的消費者的親屬，這就是「消費者中心」，也就是「家長中心」。

但我認為，所以無論以教育者、親屬或小孩任一者為中心，都是不夠全面的。於是，我提議以一種合作的模式，尋找彼此都能夠接受的教育方向，讓中心在協商中流動。

如果想要多瞭解合作式教育，可以閱讀〈教育商品化，然後呢？〉這篇文章。

在騎士團裡，導師制度就是建立在合作式教育的框架下。

在實驗教育場域裡，親屬參與實驗教育的程度，根據我所知道的，親屬要不是自己得要全職擔任主要教育者，要不就是全面外包交給專業的團隊。教育外包的問題，通常是需要極高的費用，而且親屬跟教育團隊之間時常有走到最後「理念不合」的結果。

而親屬自己擔任主要教育者的問題有兩個，一是親屬對教育並沒有這麼大的興趣跟熱情，以致於時常做得不乾不願、虎頭蛇尾；二是這種模式通常由親屬獨自規劃孩子的學習方案，時常在計畫裡投射許多個人的缺憾跟期望。

基於以上的經驗，我設定騎士團合作家庭的條件有二：第一條是「親屬對教育雖然沒有興趣，但有自己想要投入的人生計畫」；第二條則是「親屬雖然不必事事親力親為，但仍要付出一定的時間跟注意力，跟上教育現場的變化」。

第一條的理由，是希望優先可以解放那些有事想做的親屬。第二條的理由，則是希望親屬要能夠跟教育現場同步前進、保持溝通，以免兩者不知不覺漸行漸遠。

除此之外，合作關係的先決條件，也包括了親屬跟孩子願意讓渡部分的學習自主權，並且對導師有充分的信任感，能夠跟導師合作規劃未來。

當有一個家庭要加入騎士團時，導師會跟親屬及孩子分別立下承諾。我過去是用「契約」這個詞，但我現在會使用「承諾」這個詞。「承諾」建立在關係與守信上，感覺上比「契約」（好像是擬訂後在期約內都不再更動的東西）更有協商的空間。我覺得這個概念比較貼近合作式的內涵。

我自己跟家屬和孩子約定的承諾包括以下內容：

對許多人來說，第一項是個很「奇怪」、很「不習慣」的承諾；而第三項則是大多數人會答應但不一定會做的（趁機抱怨）。

想像有個親屬在划FB河道，看到一個也不是很熟的臉友在揪課程，老師很有名，主題好像也很有趣，而且還限量1500個名額（反正寫限量大家都會覺得要搶一下，數字也沒認真看），這個時候如果不立刻在下面回+1，會不會等等1500個名額就沒了？

然而，如果這是我們騎士團的親屬，按照承諾，他在這個時候應該要想起導師制度，於是就得要先打電話給我，向我告知他想要讓孩子報名這個活動，問我的意見，假如我不反對，他才能去報名這個活動。更麻煩的是，假如他小孩是低年級，因為我反對低年級參加系統性、有明確目標的活動，那大概就一定會遭到我的反對。他還得要拿兒童發展、教育理念之類的東西說服我，才能送小孩去這個名師、限量、有趣的課程。

這不是自找麻煩？為什麼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我不能自己決定他要去什麼活動？

這還不夠麻煩。

假如這個親屬問過小孩，小孩說「名師欸、限量欸、看起來很好玩欸、我要去」，他們還是要打電話給我，和我商量他們兩者之間已經無異議的計畫。這下子不但「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連「孩子都不孩子」了（這個胡適梗是不是要有點年紀才看得懂？）。

為什麼孩子不能自己決定要去哪，還要跟導師討論？這樣難道不會減少孩子向外積極探索的機會嗎？

有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因為人並不是在處於真空的情況下做出決定，人時常因為外在環境的影響，產生各種非理性的焦慮，迫使人做出自己並不真的想要、也未必對自己好的決定和行動。

比方說，曾有親屬因為孩子整天在家讀書，覺得這樣對孩子不健康，而想要逼孩子出門，逕自幫孩子報名了一個限量的登山活動。孩子知道後死活都不願意，但親屬已經預繳了貴貴的報名費，騎虎難下。這時親屬想要孩子去參加活動的心情，就已經不如當初那般單純。莫名其妙而不必要的強迫和互相傷害，時常就在這種情況下發生。

假如這位親屬跟孩子和一位導師建立了合作式的關係，按照承諾，導師就有機會在親屬因為限量焦慮報名之前，為這位親屬分析各種可能性，並且提醒他孩子可能會有的反抗，來避免這樣的困境。

另外一個例子，是親屬提供一個課程訊息給孩子，孩子立刻就說要參加。但我在充分瞭解情況之後，發現他可能是想要跟某個也去參加課程的朋友一起玩。當我向他提出「那還不如我們另外約朋友到你家玩就好啦」，孩子立刻就覺得這個方案更好。於是我們不但省下了學費、避開了因為要符合課堂前提而可能有的「剪裁」，也達到了孩子真正想要的目的。

至於第二個理由，是因為我認為最適合低年級的發展模式，是無方向性的探索，另外還要留給孩子大量的自由時間。所以我反對的不是新的探索與經驗，而是出自於大人的焦慮和期待所安排的、那些（我認為）會對孩子造成「剪裁」的的課程與活動。

親屬跟孩子雖然讓渡了部分的自主權，讓導師參與學習規劃，但卻得到了一個更加客觀的、有經驗的合作者，得以避開不必要的衝突與彎路。

當我和編輯大中討論這篇文章時，大中提到：「大人會投射自己的期望，小孩也會迎合大人的期望，但結果可能是小孩往後會把這些過程中被『剪裁』的經驗，怪罪給父母。……（嚴重的話）就是那種，會自己去吃剩菜、掃廁所……等等，把這些當自己的責任、然後又很不開心覺得為什麼都我在做的人，的強化版」。

當大中說到這裡，我心中立刻想說「等等這不就是我嗎？XDD」。

我的愛做又愛抱怨幾乎可說是人盡皆知。假如我當初有一個導師，而我的導師成功減少了我被剪裁的經驗，我會不會就不會長成這種愛抱怨的人呢。

騎士團的導師的工作十分繁雜，在低年級要協助親屬與孩子調整親子關係、面對親子衝突，在高年級則要協助孩子面對人生困境、尋找人生方向。對內要經營團體凝聚力，對外則要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尋找騎士團參與社群各種實踐與活動的路徑。

如果要說這份工作牽涉到的專業，我也不知道要標定哪些才是。

專業都可以練習跟累積，而在這份工作裡最為困難的，是人與人之間有高度的重疊，但又得要保有個人的獨立性。這對許多人來說不但是陌生的事，也是難以容忍的事。

有些人很喜歡獨來獨往，能不交際就不交際；有些人則是很愛交際，卻沒辦法獨立工作，或者不能在應該保持界線時堅守界線；更多人則喜歡保有「我想交際就交際，我不想交際就不交際」的自主權。

以學習自主權為例，當親屬與小孩要把學習自主權部分讓渡給導師時，親屬通常會有「不能全權控制」的不適感，我自己也時常會有「介入他人人生」、「干預他人自主」的念頭與省察。

但合作式的關係，就建立在這種彼此影響、彼此支持、彼此滋養的干涉上。導師、親屬跟孩子一方面要「一起」面對未來，一方面也要尊重並維護彼此的「獨立性」，讓關係中的每個人都不被他人支配或控制。

導師要試著面對自身對「既獨立又一起」的狀態的陌生與焦慮，還要陪伴親屬們去面對這種陌生和焦慮，這大概是這份工作最困難、也是許多工作者最不想要做的工作。

附帶一提，我合作的小孩對於讓我介入討論他們的學習計畫，幾乎都抱持著歡迎的態度。

到目前為止，目前騎士團只有我跟瑞安兩位導師。先不說導師工作所需的專業能力，光是「既獨立又一起」這件事情，就沒有人想要。人們似乎都想保有「我想交際就交際，我不想交際就不交際」的自主權。

不過，沒有導師仍然可以有其他方案。

俗話說，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這句話放在教育現場，就是三個願意對教育積極投入的親屬，當他們組成一個「既獨立又一起」的團體，就可以取代教育工作者。

考慮到導師非常難尋，培力有意願的親屬們成為這種小型團體，也是我接下來的計畫。當然，問題可能還是一樣：有多少人想要試著跟別人組成「既獨立又一起」的小團體呢？

在這麼多硬梆梆的說明之後，我想在盡量不涉及合作家庭隱私的情況下，提一下我最近的導師經驗。

在騎士團裡，我擔任九個孩子的導師，這九個孩子來自八個家庭，年紀分布從從四年級到國一。最近半年裡，這九個孩子裡，有孩子談了人生第一次戀愛，有孩子第一次失戀，也有孩子第一次進入社會擔任NGO的志工。

我想就簡單說一下「導師的一天」好了。

就是前天晚上，有個孩子打電話詢問我關於戀愛的問題，想要知道我的意見。電話結束後，我跟這孩子的親屬又通了電話，除了討論這件事之外，也順便討論了接下來的學習安排。

當天晚上的稍晚，我跟另一位親屬電話討論孩子最近的發展狀況，以及我們還可以拓展的方向。

也是同一天晚上，有個孩子在某個常態性團體請假。我透過親屬知道，上週這孩子在團體裡有一些事件。看到孩子在群組裡留言請假後，我傳訊問孩子情況，也傳訊息問親屬是否知道什麼。

隔天，也就是昨天，是騎士團的聚會日。我在車站接了幾個搭便車的孩子，一起到了聚會的基地。

當大孩子們到齊後，我向大孩子們宣布我們得到一個擺攤的邀約，稍微說明整個狀況後，由接下聯絡人的孩子跟報名參加的孩子，繼續進行會議。

在這個空檔裡，我去跟另外幾位孩子分別會談，討論他們最近的學習計畫。

早上排定的事情做完了，我在現場晃來晃去看有沒有誰需要什麼幫忙。我發現有個高年級正在看手機鬼混，跟他確認之後，才知道他其實是在陪另一個還不熟悉環境的低年級。我建議他要不要想一些活動來跟低年級孩子有點互動，他回想起自己其實很擅長陪小孩做事，找到了圖畫紙跟筆，陪低年級的孩子開始畫圖。

晃到廚房時，我發現有位孩子正在哭。我陪她慢慢度過，但最後仍然不知道她為什麼不開心。

下午一點，有兩位朋友來訪談，他們想要知道，如果他們想要試著對我們的孩子上程式設計課程，可以怎麼做。我簡短說明現場情況後，把這兩位朋友交接給對程式設計有興趣的孩子。

我再去陪還在不開心的孩子。孩子好點之後，我跟來參訪的朋友討論他們的觀察和疑問，也許之後有合作的可能。

送走參訪的朋友，這天下午在基地旁邊的土地廟旁有騎士團親屬的工作坊。我跟親屬們交換許多事情的意見，包括高年級缺乏社會發展機會的困境，以及剛加入團體的孩子大量投入遊戲跟YouTube影片的狀況。討論中，其中一個麻煩的問題是：「有開創性的、創造性人生，真的是比較好、應該要追求的人生嗎？如果孩子們選擇隨波逐流的人生，這樣不行嗎？」

工作坊之後，我跟部分親屬開會，討論一個社大舉辦的在地教育博覽會計畫。這些親屬透過騎士團承接了其中一部分工作。

會議結束後，我回到基地裡，抓個路過的孩子問了一下，想要瞭解我不在時現場的狀況。

開始抓小孩一起收拾、洗碗，把基地恢復原狀。把物資搬上車，把搭便車的孩子送到車站。

這就是導師的一天。

如果要告訴想要擔任導師的人一件最重要的事，我要說：這樣的一天結束之後，絕對不要打開messenger等通訊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