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立寬
基督新教的「威權性格」傳統
有接觸過西洋歷史的人，都會知道歐美社會從中世紀的宗教世界轉向世俗國家（Secular state）的進程中，宗教改革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由於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對天主教會的強力批判，以及他將信仰界定為「個人直接面對上帝」，而不需透過教會作為中介的革命性主張，這重大影響了日後西方擺脫教會權威，走向世俗化與自由化的趨勢。然而同時間，基督新教卻也創造出新的威權傳統，依佛洛姆的觀點，這個傳統形塑了現代最早的「權威性格」社會心理原型，日後在資本主義社會和極權主義時代都產生了關鍵影響。
弗洛姆首先指出，中世紀晚期到文藝復興，較有現代意義的「個人自由」逐漸在貴族階級之間出現。因為一系列政經環境的巨大變化，使得當時的義大利工商業極度發達，開始出現十分接近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一部分上層階級不再受原先牢固的傳統和教條束縛，跟隨新興經濟型態大力追求個人自由並展現自我力量。然而這種經濟條件的轉變，給貴族階層帶來自由的同時，卻也使原先的中下階層變得更加無力且焦慮。中世紀社會舊有的中產階層（擁有特定技能的技師，如工匠等），面臨新經濟模式的威脅，原先穩定的工作不保，同時因為資本主義的市場競爭規則，使這些舊時代以特定技能獨立經營小型生意的階層，根本無法跟新興的大廠房競爭，因此這些人面臨強大的無力感及遭到淘汰的焦慮。弗洛姆認為這些中產階級的心理狀態，是新教教義獲得社會支持的主要基礎。他接著分析路德教派與喀爾文教派教義背後的心理意涵（礙於篇幅以下只討論路德教派）。
弗洛姆很有批判性地指出，路德神學背後的心理動機是個人的微不足道感，以及隨之而生對「人性」的厭惡。「路德堅信人的卑劣，以及無力靠自身行善的處境。只有當人謙虛自抑，消除個人意志與自尊，上帝的恩典才會降臨。」[1]
路德因為從小受父親極其嚴厲的管教，對權威懷有又愛又恨的矛盾心結，一方面他人格的無意識中有一種難以處理的深層懷疑，使他無法完全信任現有權威（因而反對教會的權威），但同時也是在無意識中，他渴望著被一個無比強大的權威徹底支配，消除這種無法抑制的不確定感。
這種無力、氣憤、渴望讓外在權威解除內心不安的心理狀態，反映了宗教改革時期生存受威脅的整個中下階級內心處境，這正是新教當時能得到廣大中下階層支持的原因。但也因爲這種無力感，即使新教讓個人可以自由而獨立的面對上帝，但無助的個人唯一的選擇，卻是「在上帝面前放棄自己的自由」。[2]
這種「把自己完全交託給上帝」這個神聖權威的想法，可以視作「權威性格」的一種原型。隨著宗教的影響力式微，這種「權威性格」既然可以完全捨棄自己的尊嚴與主體性，徹底臣服於上帝，那麼當然也可以把自己交託給極權主義的領導者、官方敘事下的「民族偉人」，同時也可以是資本主義那偉大自由市場中「看不見的手」。
資本主義對人的物化
分析了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時期個人自由獲得發展的另一面；「權威性格」的出現。弗洛姆接著以這種集體社會心理，檢視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光榮的「自由競爭」敘事背後，根植於人心中持續擴大的「無力感」，以及這種孤獨無力在資本主義經濟結構中造成的物化與商品化。
一個矛盾的命題是《逃避自由》整本書的核心；在現代社會、我們自豪的「自由世界」中，為什麼人會感到如此孤立？啟蒙時代自由主義的精神，強調人作為主體，而非手段或工具，但當人們真的生活在自由的社會之中，卻發現自己在許多方面仍然被視為一個「工具」存在著，尤其是在面對「偉大的」市場經濟時，我們發覺自己成了巨大經濟體系下隨時可被替換的螺絲釘。
資本主義以它對「人是理性經濟動物」的人性預設，將啟蒙時代的「理性主體」，置換成「理性逐利」。而因應「逐利」而生的經濟規則，取代了自康德（Immanuel Kant）以來「人是所有人類活動的最高目的」這個價值追求。外在的經濟產能和技術進步成為人類活動的中心價值，身處其中的人反而淪為工具。於是當這種看法取得了道德正確地位之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從封建時期由宗教建立的牢固階層，變成了理性自利的激烈競爭。
人在這種狀態中是孤立的，因為他必須假設他人與自己一樣，把理性逐利視為最高目的，因而參與在與彼此的競爭之中。當社會關係的本質變成經濟利益的計算時，決大部分的人際關係型態也都會被這種「交易」思維滲透。後果是我們在不自覺中用商品的銷售，來想像人與人的關係。這種想像從最為直接的勞雇關係、商家與消費者的買賣關係，延伸到各種型態的社會團體、友誼、愛情關係中，而這一切影響最深的，莫過於「我們與自己的關係」。[3]
我們在這種「商品銷售」的投射中，將人視為物品，存在的目的即可以被量化出的實用價值。例如像「情場如戰場」這類流行語，就具有將情感關係投射成市場交易的性質，在網路上許多教導個人如何在感情市場中「為自己標價」的課程、影片、文章中，都可以清楚看見「把自己和他人當成商品」，已經成為許多現代都會中的孤獨個人，深層的無意識了。
在這之中個人面對著極深的疏離感，因為他身為一個「完整的人」的整體面向不被承認。他需要把自己想像成商品，參與競爭遊戲，並獲得大家的喜愛，以提升自己的價愛碼。因此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取消了強迫個人遵從集體的「直接暴力」，但市場的商品競爭想像，卻會推促個人無論自願或被迫的與「大眾」一致，因為唯有這樣他才能順利的融入社會而不被排斥。這正是弗洛姆所說的「匿名權威」，它是新時代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權威型態。
極權主義惡夢的降臨
依據弗洛姆的看法，新教和資本主義時代這兩個歷史階段中的負面元素，是催生極權主義重要的社會心理條件。在探討納粹極權主義的專章中，他對納粹的權力意識形態、心理學觀點跟支持此意識形態的社會群眾做了詳盡分析。延續對權威性格的基本看法，佛洛姆開宗明義指出；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就是這種施虐與受虐人格的最極端化類型：
「在希特勒的自傳《我的奮鬥》中，隱含著對權力的施虐性渴求的多重面向。希特勒鄙視且愛護著德國百姓，他與德國百姓之間的關係相當典型的呈現出施虐的特質。希特勒在書中談到社會大眾對於支配的滿足：『他們所渴望的是見到強者獲勝，消滅弱者，或使其無條件投降』。」[4]
據此，納粹意識形態的特徵，就是合理化強者對弱者、上位者對下位者的暴力。而且這種合理化是無條件的，統治者施展權力並不需要理性的理由，只因為他是上位者、是統治者，所以他的地位就必須「命定式」的使人無條件服從。這種論調看似沒有任何說服力，但這僅只是理性層面而言，就非理性的面向而言，它是具有強烈吸引力的。
法西斯主義往往訴諸群眾的情感需求試圖合理化自己的暴力主張，而這之中最關鍵的核心要素就是「種族主義」（racism）。納粹以德意志民族的偉大榮光為號招，粗暴的濫用達爾文演化論的「物競天擇」，主張人類歷史就是各個種族之間不斷的殘酷鬥爭與支配，而雅利安人先天優於其他種族，因此理當擁有對世界合法的支配權。這是神聖的自然法則，凡人毫無違抗的可能性。
以我們現在的觀點可能很難理解這種荒謬主張為何讓納粹獲得如此廣大的社會支持，但弗洛姆卻從當時德國社會的階級處境中，指出了納粹意識形態取得勝利的社會因素。首先納粹的主要支持群眾是正在沒落中的低階中產階級，以及一戰後既得利益受挑戰的資本家。這些深感地位受威脅的舊社會上層階級是基於利益考量出資支持納粹，但對廣大的中低階層群眾來說，支持納粹的理由則是本書不斷強調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孤獨、焦慮和無力感。
在一戰前德國是王朝國家，對向來保守的低階中產階級來說，對君王的認同，是他們與社會產生連帶的重要途徑。一戰後德國戰敗，自由主義者和工人階級的運動獲得巨大成功；王朝覆滅，共和建立，工人階級的政治權力大大的上升。與此同時由於德國身為戰敗國背負巨額賠款，國內經濟不振，再加上1929年由美國開始的「經濟大蕭條」，更是雪上加霜。這些本來就在沒落中的中產階級變得徹底無助，他們失去了所有舊社會中（無論實質或象徵層次）的認同與地位。在這個時候，希特勒激昂的登高一呼，要重拾德意志民族的榮光，對他們來說這成為了他們逃避現實困境的心理救贖與出口。
因此納粹的成功根本上來說還是得回到「逃避自由」的問題。由於資本主義下的消極自由，在心理層面和社會層面無法提供支持人成為真正獨立個體的資源與力量，因而使孤立的個人為了尋求社會連結，投身到極權主義的暴力淫威之下。極權主義的最後一項特徵是，即使連最高位階的統治者，都同時具有施虐與受虐的傾向。施虐傾向不用多說，至於受虐傾向則是來自對神、命運和自然這些超越力量的無條件敬服。就像馬丁路德認為「人唯一的自由是在上帝面前放棄自己的自由一樣」，希特勒也相信自己做這些事並非只是他的個人意志，他不過是遵從了神聖自然法則的要求而已。[5]
下文我們將討論接續討論佛洛姆衷心捍衛的幾個價值：真實自我、自發性、積極自由與愛。
引述或參考出處：
[1]弗洛姆著，劉宗為譯《逃避自由》，木馬文化，頁95。
[2] 參考紀金慶著《偽理性》，65頁的詮釋。
[3] 弗洛姆著，劉宗為譯《逃避自由》，木馬文化，頁144。
[4] 弗洛姆著，劉宗為譯《逃避自由》，木馬文化，頁249。
[5]弗洛姆著，劉宗為譯《逃避自由》，木馬文化，頁262-2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