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會議期間,除了正規議程,旅遊和好幾回合的非正式會談以外,還有個有趣的插曲。
當時義大利公司總經理是一位資深的經理人,據說他和集團的創辦人年齡相仿,而且;兩人私交甚篤。基本上,大老闆的兒子幾乎是叫他叔叔。總之,兩家關係極為密切。
這位義大利大叔跟我很談得來,經常在議程的空檔咖啡時間聊上幾句。下午的Happy Hour喝啤酒時,也喜歡到我所在的小桌來湊熱鬧。我的感覺是,他對東方人感到好奇。他先前的工作其實是日本大商社的西班牙經理,理論上;應該很熟悉日本文化。但是,我的舉止畢竟和日本人大不相同。
因為這層粗淺的熟識,在會議之後不久的隔年春天,他帶著他的大兒子來到台北,所有的行程和他兒子的商業行程都是我一手安排的。那一趟是他的私人行程,也算是請我這新朋友幫忙他兒子做些義務的商業協助。那幾天的忙進忙出,讓我和他建立了更深的友情。其實,我和他的大兒子是同年。
IMC之後的隔年夏天,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變故。這家歐洲跨國企業的創辦人突然猝逝。他是有一天清晨下樓早餐的樓梯間,突然發生血液栓塞,回天乏術,與世長辭。問題是他的兒子還年輕,不堪領導這一盤龐大的事業。可是又沒有事先安排接班梯隊,事出突然。
好巧不巧,他們在創辦人去世之前不久才辭退了原執行長,改回自己親自營運。這下是真的大麻煩來了。
後來聽說,老太太第一時間就打電話給那位近乎拜把的義大利總經理,請他立即北上蘇黎世,共商接手經營的大計。在那種情況下,我這義大利大叔朋友是沒有推辭的理由的。
換句話說,這集團的領導人一夜之間變成了這位義大利籍的資深經理人。這個突如其來的人事變遷,將會是一個丟進池塘的一顆大石頭,它的漣漪很快會擴及公司的每一個角落,首當其衝的將是各分公司的負責人。
果不其然,很快的;我那新加坡上司就被召回總公司。據說,劇情並不太戲劇化,他是當場被解僱,結束了他十幾年駐外的工作,必須打包回瑞士老家。對總公司而言,我相信劇本早就寫好,只是操刀的時刻正好碰上了公司的變故。
這兩個巨大的風暴,一個在歐洲,另一個在亞洲,當然將對我的位置產生巨大的變化。只是,整個情勢實在變化得太快。做為前線實際的市場操盤手,除了靜觀其變,還能有什麼可為的地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