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改變城市的思考方法》談城市史就是城市哲學史

　　本書作為一本輕薄短小、去蕪存菁的「城市史」教科書，涵括上古至今城市演進背後種種改變的設計，有實踐部分、亦有理論部分。

　　實踐方面，如：新型武器的發明影響了城市設計，1453年土耳其攻打君士坦丁堡的加農砲，較傳統火炮投擲距離更遠、更準改變了城牆高度，取而代之的是護城河與土堤，並出現放射狀配置的稜角型碉堡，增加大砲防守的範圍；人口與經濟成長影響了城市設計，因城市規模擴大，導致市中心城牆拆除改為道路；衛生設備的發明與重視影響了城市設計，1596年英國人Sir John Harington設計第一座沖水便器，卻未受重視，直至1842年倫敦公務員查德維克寫了一份報告〈惡劣衛生設備對於倫敦窮人道德與衛生的影響〉，探討下水道系統與人口死亡、生產力的關係，才逐漸獲得重視。

　　理論方面，如：19世紀末英國都市學家霍華德的田園城市，試圖創造低污染、高公共服務，以符合公平正義的城市；1929年歐洲成立的國際現代建築協會（CIAM），追求功能、效率、合理的現代主義建築；1960年代美國記者珍雅各翻轉了現代主義將城市視為「空間與資源運用的合理性」的問題，而是視為「人與社群」的問題，提出由生態環境的角度看城市，城市不是一件物體（規劃者下的產物），而是一個生態系統；1970年代美國建築學家亞歷山大提出「模式語言」，強調使用者參與以及小規模成長可以構成校園、社區甚至都市，背後的人道主義理想亦影響了台灣1980-1990年由下而上、由內而外建築設計思維。

　　本書亦歸納了城市起源的主要三說：一說是早期市集，二說是政權的拓展建造的軍事據點，三說是宗教廟宇為核心集居形成。城市的核心即為貿易（經濟）、武力（安全）與宗教（信仰），城市文明（生活、生產）便是利基於此發展。

　　然而，城市是複雜的、變動的，包含了幾乎所有人類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活動，要如何談論城市史？又為何要談論城市史？若是為了歸納城市的設計方法，那麼該方法是可以複製的嗎？該方法是可以預測城市未來的嗎？在釐清這些問題之前，必須先探討何謂歷史？

　　歷史學家與小說家都在從事「情節構思」（使劇情化）。然而，歷史不同於小說在於，方法與對象的不同；歷史透過歷史學家的專業（技藝），即觀察、批判與分析而形成，其對象為有意義的作品而非意識形態。

　　歷史是既客觀又主觀的，主客分離的歷史就不再是歷史。透過客觀的事實（檔案、作品、文物），再加入主觀的歷史選擇（重要性判斷）、主觀的因果關係網絡（區分必然與偶然）、及主觀的歷史距離（一方面設身處地還原情境，另一方面以超然後設的方式解釋）。而共同的主觀性之所以可能在於－「共同的人性」；即跨語言、文化的普遍人性。歷史最終理解的即是人性，透過重複、相似的人生（對價值、目標、信念、信仰的憶起），讓我們更認識自己、更接近永恆與真理。

　　回到本書談論的城市史，提出東西方文明城市的不同起源、不同實踐及不同理論的發展，背後反映的城市史為單一個別的、因果時間軸上的、偶然的，其結果便是，城市史是不精確的、無法給出預測的。即便城市設計有方法，該方法亦是不精確的、無法複製的。但難道就不該談論城市史嗎？正好相反，而是在談論城市史時，必須輔以城市哲學史的角度切入，即以哲學普遍的、永恆的、必然的統一性，形成辨證關係下的城市（哲學）史，如此的城市史才有預測及關聯於你我生命的可能。

　　人是追求意義的動物，哲學作為一種意義活動，城市哲學史讓城市史有理性化、追求永恆與真理的可能；而哲學亦透過城市史，有了實踐、免於理性暴力的可能。兩者形成一種辯證關係，即哲學既彰顯又摧毀城市史，城市史關聯於相似又不同於哲學。故城市（哲學）史的主體非城市而是人；即透過城市（哲學）史試圖解釋與理解人。讀者在閱讀中一方面完成城市史（作品），如：本書每一講最後皆附有建議的參訪地點，可將自身置於作品之內，理解作品的「處境」，以延續與發揚作品的生命；另一方面透過作品更認識自己。

2022/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