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過去十年常跑矽谷的台灣讀者，或者在矽谷生活的台灣朋友，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你在矽谷所認識的台灣人，多數是現年四十歲以下，或者是五十歲以上。前者多半在軟體或網路公司任職，也有一些生技公司或顧問業、金融業，多半還在當社畜，住在南灣或舊金山；後者除了許多已經屆退或退休，不少有過創業或投資經驗，但熟悉的是半導體與網通業，住在最好的區域或者比較偏遠但很舒適的郊區。
那麼四十歲到五十歲之間的台灣人，尤其是創業者或投資人，為什麼在矽谷很少見？不只在科技界，在台灣人組織如產業協會、商會、校友會，或者頂尖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台灣籍教授，幾乎沒有這個年齡層的（通常要出任組織領導者了），如果有則多半是小時候在美國出生或長大的，而非如早年許多傑出的學者、院長、校長，或者企業創辦人、天使投資人，都是在台灣成年之後，再到美國攻讀高等學位，之後在美國發展。
來矽谷定居近五年前，我造訪矽谷十次。這個現象讓我感到很有意思，也猜測過許多原因，但五年來我總算拼湊出大概的答案。上個月（十月）中旬，我因為籌備建中三十重聚跟參與台灣新創投資年會返台，過程當中我再度驗證，台灣與矽谷的斷鏈、軟體與硬體人才的隔閡，還有台灣這幾年天使組織蓬勃、創投卻面臨人才斷層的完整原因。那麼，就讓我娓娓道來吧。
1976年出生的龍子龍女，有甚麼特別？
說起來我們這屆畢業三十年、多數出生於龍年的六年五班建中校友，除了因出生人數最多導致競爭特別激烈，又是許多舊制如國中男女分校最末代。在國中遇到解嚴，高中開始修憲，研究所遇到九一一事件、九二一大地震、研究所畢業時開始實施科技國防役，出社會之前的時代變革感受就已經極為強烈。
然後從沒有電腦、看著有線電視崛起的小時候，到看著家用網路與手機出現的青少年時期，大學畢業開始的網際網路與軟體時代，結婚生子後開始進入智慧手機跟物聯網的年代。可說是最能銜接前後世代的潮間帶，卻因為美國兩次泡沫、中國市場崛起，而成為台灣與矽谷斷鏈的開端。
千禧年之後，因為民間國防役與優惠的股票分紅稅制，再加上中國崛起、美國遭逢達康股災與金融海嘯，矽谷蕭條近十年、大幅裁員兩次，而那十年期間的理工頂尖人才幾乎都加入台灣科技公司大廠，我的二類組同學們幾乎都在台積、華碩、聯發科或其他電子五哥工作，工作地點不是竹科、內科就是關渡跟土城。最熟悉的是深圳、蘇州、上海、北京，而非聖荷西、山景城、舊金山。
直到分紅費用化加上美國第一次量化寬鬆，科技公司在資本寬鬆與股價飛漲之下大量招聘，才又有一批電機資工人才前往美國留學與工作。但這批台灣留學生與科技業員工，多半服務於軟體或網路公司，而非早年以半導體或硬體產業為主的組成，這也形成了矽谷台灣人的年齡與產業斷層。
矽谷與台灣的產業、資金、人才脫鉤
回到我們這一輩。當年求學與求職競爭最激烈的一代，甚至最用功與聰明的一群，後來成為台灣科技企業最忠誠可靠的主力，一方面是建構了台灣硬體業底氣，卻也種下了在軟體與網路的創新與投資，與矽谷甚至全球都脫勾的現象。
因為舉辦三十重聚，我在統計這屆同學在海外人數的時候感觸極深，相較於那個【來來來台大、去去去美國】的年代，從八零年代開始的建中台大學長們，七八成曾赴美留學與工作，我們這屆比例不到兩成。
而那些在美國工作與生活超過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學長們，當房貸繳清、孩子離家，又遭逢幾次科技業典範轉移，遇到合適的創業機會跟夥伴之後，有一定比例的人會跳到新創公司或開始從事新創投資，也就形成了所謂的矽谷台灣天使。
這些前輩在過去十年對台灣的創投與新創生態系投注不少資源，但因為沒有意識到矽谷人才與產業的斷層，他們的經驗其實很難直接傳遞給小了二三十歲的青年創業者，而比他們年輕十五歲左右的中壯年世代，卻嚴重缺乏美國產業與創業、投資的經驗，相較於千禧年之後在矽谷逐年成長的中國與印度移民，他們當年熟悉的台灣人科技社群、創業與投資氛圍，已經被中國與印度的資金、人才佔據了半導體與創投的領域。
而當矽谷的創投與年輕一代創業主題從半導體與網通轉型軟體與網路公司時，我們持續把資金、人才跟企業資源放到硬體研發與代工製造上。雖然從結果論，創造了全球最強的硬體之島，但那個美國資金加上台灣人才放在中國政策誘因與便宜土地上的機會，不會再有。
天使投資人與創投基金的差異
我曾經談過創投是否需要創業經驗，以及如何在矽谷找到天使投資人。但我好像沒有仔細談過，天使投資人與創投的差別。
天使投資人跟創投公司的最大差別，不是投資規模與階段，而是前者拿自己的資金投入新創，獲利與損失全部由個人承擔；後者是向高資產人士或機構投資人募集資金後再投資，公司每年會收基金規模2%管理費並分得投資報酬的兩成，一般稱為2-20原則。
一般天使投資人之所以會投資早期案件，或者把種子輪募資稱為天使輪的原因，是因為多數天使投資人的資金有限，也難以協助獲投公司有效成長，頂多透過人脈介紹客戶或潛在員工，因此風險高、金額也不大。由於投資階段很早，的確有些案件的長期回報很高，百倍甚至千倍的案例在矽谷都有聽過，但失敗率通常也比之後的機構輪高很多。
不同於天使投資人的投資案件數量與規模差異很大，創投公司通常在一個基金裡投資二十到三十個案件，基金規模固然決定了投資的階段，但因為基金規模與每個案件的投資金額超過個人，所以會投資比天使輪晚期的階段，機構輪通常就是從Ａ輪開始。創投當然也有投資非常早期的模式，但我覺得這比較是把創投當天使在做。典型的創投有很強的新創協助能力，甚至結合基金投資人的資源與連結，加速獲投公司的成長。
也因為天使是拿自己的錢、以個人型態方式投資，創投是拿別人的錢、有公司跟基金投資人在後面。所以投資行為會有一些差異。此外，全球的創投都是沿襲美式創投，也就是負責經營基金的管理合夥人，也會出資投入基金的一部分，通常至少是１％，近來甚至有些管理團隊會投入５％到１０％以上的部位，表示很高的風險承擔。
理解天使與創投之後，再聊聊天使俱樂部。一般天使俱樂部就是把一群有能力做天使投資人聚合起來，投資金額就可以比較接近創投，有些甚至會把成員的產業資源作為投資與輔導新創的工具，相當程度來說也是一種小型創投，只是募資的方式是先有案件再分次募資，而非如創投一般是先募集資金再找標的投資。我目前所經營的ＴＧＡ就是這種集合天使投資人、但投資規模跟資源比較類似創投的 VC-like Angel Club。
台灣天使組織蓬勃與早期投資興盛的現象
上個月返台參與第二屆台灣新創投資年會，觀察講者及與會者的分布，聆聽天使投資機構與創投、研究單位的分享，則證實我在台灣新創圈超過十五年之後的觀察及猜想。
一方面，台灣的早期投資在過去幾年的確越來越蓬勃，案件數量與金額增長之外，企業投資成了主力，而產業多半集中在能源與生醫領域。但除了新創生態系日益蓬勃，我勸觀察到投資人的組成，跟我二十年前投身創投業的當年，有很大的不同。
台灣的創投產業今年滿四十年，但從創投人士的組成、基金的投資人與經營團隊，其實過去二十年沒有太多的新面孔。除了2009成立的達盈、2010成立的AppWorks、2014成立的心元資本、2017年成立的 SparkLabs Taipei，翻開台灣創投公會的會員名錄或理監事名單，多數還是我二十年前就認識的前輩或熟面孔。
但過去五年開始出現不少天使俱樂部，除了經營十多年的台安傑與交大天使，識富天使會、安發天使AVA 與 SIC永續影響力投資等，一個一個出現。一方面是台灣的資金其實相當充裕，尤其全球疫情期間的經濟蕭條、台灣反而逆勢成長，美中對峙與中國環境丕變下，許多台商的資金撤出中國回到台灣，也有不少陸歸菁英帶著在中國多年的創業與投資經驗回台。
可惜台灣的創投產業與法規，至今跟二十年前差異不大。過去二十年台灣本土缺乏連續創業者跟出場典範，也就不容易有新生代的創投，年輕一代創業有成者，寧願當天使投資人或組織天使俱樂部、自籌基金，也不會到總經理制、只能領到年終獎金又沒有投資決策權的創投公司上班。
創投業的人才斷層跟法規老舊，其實也就是反映了科技業人才與創業者斷層的結果。最競爭的一代卻沒有超越前面幾代的創業者，或許是政策與環境的結果。我們這批年屆五十的產業中堅，要創業自覺太老、要投資閒錢太少。該如何承先啟後、帶領轉型、邁向國際，在嬰兒潮屆退之際，也就是我輩最重要的挑戰與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