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燼》還真的燒起來了。
看完《餘燼》之後，第一個念頭是「弄巧成拙」，難怪會燒起來。
電影想要用時間來回交錯；位置轉換；凝視與權力變動等等手法，以「有人死了」作為骨幹，架構在國家體制運作下，受害者加害者的動機和理由都有其複雜性的敘事結構。如果說像福爾摩斯說的，兇殺案都要有動機，《餘燼》的動機就是「真相」。有動機敘事結構才合理合邏輯，才會增添戲劇張力，但這次的動機讓人不禁想問「有必要嗎？」
更關鍵的問題是，電影設定的觀影者到底是誰？是許士節這樣的加害者？或是另一種「兇手」巴黎先生？一概不知情的加害者家屬許小姐？受害者莫子凡和趙之亮？還是在國家體制內的隊長、小隊長、小蔡？
這個問題從根本影響了電影敘事角度，電影以白色恐怖為動機點出國家體制以及體制暴力的問題，提出真相未明的癥結，但要探明真相，卻又被拉回到家庭與個人式的求索──那種基於感情互動產生的告解，而且完成這種告解的其實只有金士傑扮演的特務許士節。
在電影中以白色恐怖為動機，加強歷史、時間、真相的連結，但這些「沉重」的背負，幾乎把每個角色都壓得扁平甚至零碎。為了凸顯白色恐怖、國家體制和體制暴力問題，電影其實不斷表達從1956年到2006年的警察、特務等等「國家機器」始終如一，此時每個角色都成為了運轉機器和電影動機的齒輪。
而電影確實有意識到歷史包袱下角色扁平的問題，所以就加了一些人物之間的衝突，但這些衝突的手法只有在特務許士節身上成功作用，很大的原因是金士傑的演技填補了角色先天不良的空洞。
這種敘事企圖呈現「人」在體制和時代變遷下的複雜多面，但卻讓國家體制和體制暴力變得虛無縹緲，在金士傑演技加持下特務的複雜與角色的鮮明就成為了箭靶，這或許是不少人無法接受的原因，也是變成加害者好像不得已而為之，甚至能以國家信仰脫罪的感受。
如果梳理特務許士節，他應該才是電影的主角，主題曲〈北方來的人〉更像是在唱他，唱他那種因為國家犯錯之後，意識到錯誤，但只能一錯再錯的困境，儘管許士節在小房間、在河濱都是在敘說「事件」，在被女兒責問時，回答了「信仰」，結尾時痛哭，感情上意識了錯誤，但感情仍然沒辦法承認錯誤。
所以《餘燼》的問題是，如果「白色恐怖」是動機，電影希望有「真相」，但在所有人都知道白色恐怖元兇是國家體制和體制暴力的狀況下，他讓沒有「真相」的白色恐怖全部讓「人性」負責。
但如果沒有真相沒有原諒，那凸顯人性的複雜要幹嘛？Who cares？「白色恐怖」作為動機的必要性在哪裡？開了一把白色恐怖的槍，實際卻是空包彈。
此外，當電影裡所有「受害者」都是國家授權的警察、特務下的手時，真相被國家體制和體制暴力掩埋時，歸因於人性的複雜甚至是懦弱，到底算是負責還是不負責呢？
看完電影，不認為電影有要替加害者脫罪，或者不用追尋真相云云，相反地，電影不斷強調真相的重要，不過電影呈現人性複雜和處理歷史包袱的手法過於粗糙，轉身陷入了「當加害者是人時，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屬算什麼？」的死刑存廢困境。
因此，當白色恐怖作為電影動機，存在的意義在於凸顯國家體制和國家暴力，但卻沒有處理國家體制和國家暴力，將問題歸咎人性時，提出白色恐怖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白色恐怖變成敘事結構的累贅，弄巧成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