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用一生時間,將春秋時代的名詞概念賦予更深厚的意義;例如「君子」、「小人」在先秦時期原指上位者和平民,而孔子所稱的君子則更富有個人素養上的意義。
作者說明論語的主張有幾種不同表達方式。「微言」是根據道理本身立言而不考慮現實環境;「大義」是根據現實環境所作的改良性主張。且同樣的話,表達方式也因人而異,有的僅適用特殊對象,有的則可代表一般原則。有些人並未將上述表達方式分別釐清,便以為是論語的矛盾;且由於當時的政治因素影響,許多解釋扭曲了原意,尤其是君臣父子等人倫方面。
作者多從「微言」方面說明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貢獻與地位:
孔子的普遍平等,作者以三點來說明。其一,孔子把原先階級上的君子小人之分,轉為德性上的區別,因而打破社會政治上的階級限制,始階級不再是決定人生價值的因素。其二,孔子打破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障壁,他主張有德者才適合掌握政治權力,統治者應實行以身作則的德治。其三,孔子打破了種族偏見,他認為人之間的各種差異只是教育問題。
然而,論語在政治相關的論述,卻引發了兩個大誤會,其一是「政治叛逆」的說法,說孔子是「勸下亂上,教臣殺君…」;其二是以為孔子的政治目的是想恢復周初的封建秩序。關於誤會一,有人認為論語與左史的記載不合而不可信。然左史是以國政為中心紀錄,且是輾轉傳錄而成;而論語的紀錄是以孔子為主,且是門下弟子的親眼見聞。如此一來,怎能據左史反疑論語?誤會二則是源自孔子說的「吾其為東周乎」、「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實則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以天下為公之形象化的堯、舜為依歸。而當顏回問為邦,孔子答「行夏之時,乘殷之格,服周之冕,樂而韶舞」,此為斟酌四代,何嘗以周為限?
孔子之前的道德觀念都是外在的知識、行為,是以客觀世界的標準衡量出來的。而違仁不違仁,是無法量化的、屬於人的內部精神世界;此時人本自有主體性,不需要求客觀世界的外在條件。孔子將客觀的知識當作開闢內在人格世界的手段,而內在人格世界的價值則是改進客觀世界的動力與原則。
學的方法須由反省、自覺而來。為學的精神,一忠信,二求知,三立德。何為忠信?如朱元晦言「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論在德性、求知等方面,一切方法、功夫,皆應以忠信之道貫徹。
求知的方法,必也學思並重,必也正名。思要以學得的東西作為材料,以主觀思考加以檢別、消化,進而「闕疑」、求證,並由已知去推理未知。孔子言「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即因不思而沒有推理能力。孔子說的正名,包含知識、行為方面。他認為正名是為了語言表達的正確,而這正是行為正確的基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即是。
立德的方法,重在實踐,重在內省。透過實踐,方能下學而上達。舉凡孝弟為仁之本、忠恕為貫徹之道、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等為仁之目,皆是下學;此種下學本身便含有上達的可能性。孔子總是提點學生們要落實在生活中,否則便淪為空談。為何要內省?因為立德須探討人的行為動機,所以要探討自我、反省自我。如「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與積極的內省相對的,是消極的改過。「過則勿憚改」便是孔子對於消極改過的批判。
他雖認為中庸是最理想的性格,但當他說「古之狂也肆…古之愚也直」這類話時,都是建立在各種不同個性中發現其善處、長處並成就之。
下篇:論語中的兩個「性」字與天道、天命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