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作者詳細說明了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並探討論語中的兩個「性」字與天道、天命之間的關係。
孔子用一生時間，將春秋時代的名詞概念賦予更深厚的意義；例如「君子」、「小人」在先秦時期原指上位者和平民，而孔子所稱的君子則更富有個人素養上的意義。
作者說明論語的主張有幾種不同表達方式。「微言」是根據道理本身立言而不考慮現實環境；「大義」是根據現實環境所作的改良性主張。且同樣的話，表達方式也因人而異，有的僅適用特殊對象，有的則可代表一般原則。有些人並未將上述表達方式分別釐清，便以為是論語的矛盾；且由於當時的政治因素影響，許多解釋扭曲了原意，尤其是君臣父子等人倫方面。
作者多從「微言」方面說明孔子在中國文化史上的貢獻與地位：
第一點，中國文化史上是由孔子發揚並實踐了人人平等的理念。
孔子的普遍平等，作者以三點來說明。其一，孔子把原先階級上的君子小人之分，轉為德性上的區別，因而打破社會政治上的階級限制，始階級不再是決定人生價值的因素。其二，孔子打破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障壁，他主張有德者才適合掌握政治權力，統治者應實行以身作則的德治。其三，孔子打破了種族偏見，他認為人之間的各種差異只是教育問題。
然而，論語在政治相關的論述，卻引發了兩個大誤會，其一是「政治叛逆」的說法，說孔子是「勸下亂上，教臣殺君…」；其二是以為孔子的政治目的是想恢復周初的封建秩序。關於誤會一，有人認為論語與左史的記載不合而不可信。然左史是以國政為中心紀錄，且是輾轉傳錄而成；而論語的紀錄是以孔子為主，且是門下弟子的親眼見聞。如此一來，怎能據左史反疑論語？誤會二則是源自孔子說的「吾其為東周乎」、「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實則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以天下為公之形象化的堯、舜為依歸。而當顏回問為邦，孔子答「行夏之時，乘殷之格，服周之冕，樂而韶舞」，此為斟酌四代，何嘗以周為限？
第二點，孔子開闢了內在人格世界——「仁」。
孔子之前的道德觀念都是外在的知識、行為，是以客觀世界的標準衡量出來的。而違仁不違仁，是無法量化的、屬於人的內部精神世界；此時人本自有主體性，不需要求客觀世界的外在條件。孔子將客觀的知識當作開闢內在人格世界的手段，而內在人格世界的價值則是改進客觀世界的動力與原則。
第三點，孔子奠定了中國學術發展的基礎，開始有「學的方法」。
學的方法須由反省、自覺而來。為學的精神，一忠信，二求知，三立德。何為忠信？如朱元晦言「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論在德性、求知等方面，一切方法、功夫，皆應以忠信之道貫徹。
求知的方法，必也學思並重，必也正名。思要以學得的東西作為材料，以主觀思考加以檢別、消化，進而「闕疑」、求證，並由已知去推理未知。孔子言「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即因不思而沒有推理能力。孔子說的正名，包含知識、行為方面。他認為正名是為了語言表達的正確，而這正是行為正確的基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即是。
立德的方法，重在實踐，重在內省。透過實踐，方能下學而上達。舉凡孝弟為仁之本、忠恕為貫徹之道、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等為仁之目，皆是下學；此種下學本身便含有上達的可能性。孔子總是提點學生們要落實在生活中，否則便淪為空談。為何要內省？因為立德須探討人的行為動機，所以要探討自我、反省自我。如「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與積極的內省相對的，是消極的改過。「過則勿憚改」便是孔子對於消極改過的批判。
第四點，孔子肯定了教育的價值，並對於教育方法有偉大啟發；也就是「有教無類」的個性教育。
他雖認為中庸是最理想的性格，但當他說「古之狂也肆…古之愚也直」這類話時，都是建立在各種不同個性中發現其善處、長處並成就之。
第五點，孔子透過總結整理古代文獻，將過去的文化賦予新的意義，以啟迪之後的文化。
第六點，孔子思想中隱含了性與天道的合一，即為內在人格世界的完成。
下篇：論語中的兩個「性」字與天道、天命之間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