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們約略介紹了拜占庭的「義戰觀」，接下來我們繼續來講希臘學者Angeliki Laiou指出的拜占庭戰爭觀特色：「沒有聖戰」。
在東羅馬／拜占庭的戰爭中，宗教當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不同的皇帝、將軍也會大量使用宗教修辭，來激勵士兵戰鬥。但有兩個要素，決定性地把東羅馬的戰爭，與西歐和伊斯蘭的「十字軍／聖戰」區別開來：
首先，是「誰」可以發起戰爭。
在十字軍和伊斯蘭聖戰中，是宗教首腦來發起消滅異教、異端的戰爭。例如十字軍的首發者烏爾班二世。
而在拜占庭，理論上有戰爭發動權的角色，只有一個人：皇帝。
儘管通史錯誤地將拜占庭說為「政教合一」，實際上皇帝並不是教會制度中的首腦，他只是對教會有很大影響力而已。實質上的首腦仍是君士坦丁堡牧首。
換言之，拜占庭戰爭，是由世俗的統治者所發動。而儘管有大量的宗教詞彙修飾，真正開打的考量也往往是很世俗的：收復領土、教訓附庸、防禦外敵……等等。
反過來看，儘管伊斯蘭和西歐聖戰的參與者絕對有世俗考慮，但核心的戰爭發動原因，還是全然宗教性的。
再者，則是戰爭的「宗教犒賞」與否。
在十字軍戰爭中，從烏爾班二世演講延伸出來的概念之一，就是「參加十字軍可以免除原罪」。這構成了西歐人十字軍狂熱的最根本原因。
而將戰爭合理化的源頭，在基督宗教中，或許可以追溯到聖奧古斯汀所說的：
「那些依照神的命令或遵從祂的法律發動戰爭的人，在自身行為中體現了公共正義或政府的智慧；以此身份，他們處決了惡人。因此，這些人絕未違反『不可殺人』的誡命。」
這幾句話也大量為十字軍所援引，是基督宗教的正義戰爭論中的重大來源。
另一方面，拜占庭雖然也知道聖奧古斯汀的教誨，但在這裡基督宗教傳統對戰爭的態度，卻更受到另一位聖人，該撒利亞的巴西流所影響：
「我們的先輩並不認為戰爭中所犯的殺戮應當被歸類為謀殺，理由——在我看來——似乎是，他們願意赦免那些為了維護節制與虔誠而戰的人。不過，也許更好的做法是拒絕讓他們領聖餐三年，因為他們的手仍不潔淨。」
也就是說，在拜占庭，即使是參與「合理戰爭」中的士兵，教會依然認為他們某種程度上，是有罪的——儘管只是最低限度的罪過，還是必須在宗教上給予象徵性的懲罰。
拜占庭歷史中，曾有人試圖衝撞這樣的體制。其中之一，就是馬其頓的皇帝兼名將，尼基福魯斯二世。
他要求教會把陣亡的士兵當作「殉教者」對待，但在教會慎重考量後，回絕了皇帝的要求，正因為這違背「該撒利亞的巴西流的教誨。」
因而，一直到十三世紀，儘管十字軍都出現一百多年了，拜占庭的神學家仍在爭執，究竟把士兵當作殉教者，是不是合乎教義的作法？可以說，拜占庭一直到相當晚，都沒有建立自己的聖戰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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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尼基福魯斯二世。
圖片來源：
Wiki Commons, "Nikephoros Phokas.jpg"
資料來源：
Angeliki Laiou, "The Just War of Eastern Christians and the Holy War of the Crusad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