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結論而言,在眾多「論日本人」的文化思想論述中,有一種觀點認為,日本人很重視外部的眼光,也就是,他們在很在意外國人如何看待日本人這樣的「他者」,樂於以多重折射的方式照鑑他們自身的文化底色。進一步說,這個來自外部的不管正反或對極的評價,即在豐富「論日本人」這一宏大敘述,而各種視角的或跨文化的論日本人,就是在此條件下被催生出來的。我同意這樣的觀點,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來深化自己的日本文化論述,的確是個好方法。
此外,我們還可以發現,所有具有遠見的思想家在完成這個命題之前,似乎都經歷過「意識」主體的重要性,隨著思想的步步推進,最終果斷地做出了決定。在我的解讀,福澤諭吉提出「脫亞入歐」政治主張,正是出於他遊歷歐洲之後,見識到西方列強何以主宰世界秩序的事實,因而對日本國能夠振衰起蔽以此躋身西方強國之林的愛國者。當然,對福澤諭吉的反對者而言,他們必然要批評福澤這一倡議,批評他拋棄和瞧不起亞洲,沒有把亞洲視為同盟共同體。
其實,這一批評是空乏無力不具現實感的。我認為,亞洲只是地理空間概念,他們有各自的利益權衡,有必須面對的地緣政治格局,總是以本國利益為優先,豈可能跟你「亞洲一體」(我也不相信「大東亞共榮圈」這個擴張主義的說詞)?退一步說,如果我與福澤諭吉是同一時代的知識人,見識過世界格局的大變動,我也會毫不猶豫地贊成「脫亞入歐」的政治主張,並且像福澤諭吉那樣,熱心興教育(注:關心教育的明治天皇亦曾資助福澤諭吉創辦慶應義塾),翻譯西方最前沿的學問,為日本的啟蒙事業推動文明獻身。必須說,我作為後世的讀者仍是幸運的,因為我在從福澤諭吉的教育思想中,取得了思想的靈感,以這樣的路徑,探索和挖掘屬於台灣深層文化中的精神底蘊。(2025年4月8日)
延伸閱讀:
斎藤稀史編 《日本を意識する:東大駒場連続講義講》(講談社選書メチエ,2005)
《現代語訳:福翁自伝》(ちくま新書,2018第12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