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續上篇討論。
學者進一步針對「減輕財政負擔」和「提升回應性與創新性」這兩項歐洲PSE興起的主因進行考察，發現台灣恰好相反，非營園的「財政優勢」並非來自將既有公立幼兒園外包，而是在於其單位成本比公立幼兒園低，因此被視為一種擴展「新設」公共托育服務的經濟政策選擇。另外，非營園的創新與回應性，往往出自上而下的規範性動機，例如政府回應家長的需求，或是回應推動新課綱的呼聲（註1，p. 72）。如此看來，台灣的非營園為歐洲PSE模型的一種變體，PSE作為反轉公私組合比重的政策工具，以一種動態調和的方法，在不同國家展開不同的公共利益實踐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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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非營園的討論，官有垣、王兆慶與杜承嶸等（2023）整理了台灣非營園與歐洲PSE組織特質的比較表。另外，透過不同的發展路徑圖，我們可以看到台灣PSE被劃定傾向大眾的利益。
學者們經由訪談研究，發現經營者幾乎沒有以擴大財務收益來實現社會目的的動機。然而除了民間理念與非營園政策契合之外，還有什麼原因促成了台灣特別的非營園模式？使之能成功邁向公共化。
首先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台灣在托育政策上，衛福部、教育部分別出現不同的準公共化政策。王兆慶與王舒芸（2024）認為，兩部會的政策理念、制度遺緒與國家行動者的策略是分化的主因，透過歷史過程論的研究、深度訪談、次級資料分析，有助於我們探究分化的緣由。
兩種準公共化
在制度遺緒上，衛福部早在2015年準公共化上路前，已經有「發發托育補助給家長，同時搭配價格管制措施」的制度遺緒，按照既有脈絡，0-2歲「需求端」模式準公共化，更像是舊有政策的加碼和延續，並搭配微調薪資地板的措施。反觀教育部，最早提出的「5歲幼兒學費補助」，雖然也是補助家長，卻是送托教育部「合作園所」才會得到補助。政府與園所合作，真正意在「供給端」的品質管制和凍漲（註3，p. 64）。
兩部會雖同樣朝向準公共化，但衛福部限縮在制度面上的歷史遺緒，未形塑致力公共化的理念，更缺少與相同理念行動者的共舞。正如衛福部官員 F1 回答：「你問我說公私比例⋯⋯本來我們的政策裡，你公私比什麼我們都沒有」（註3，p. 91）。由於沒有這種歷史遺產，衛福部自然沒有提升就學人數公共化比例的強烈動機，整體而言缺乏「公共化施政的資源及意圖」。又如衛福部文件所述，他們相信公共化托嬰中心「面臨普及性及永續性的限制⋯⋯不僅緩不濟急且服務效益有限」（衛福部〈研商6歲以下兒童托育公共化政策第二次會 議紀錄〉）（註3，p. 91）。
至於教育部，則可見其理念，並能以階段性施政來貫徹。王兆慶與王舒芸分析到，對教育部而言，第一，準公共化是公共化無法快速達標時的「替代品」。第二，運用替代品不等放棄公共化，而是兩者並行。第三，為避免地方政府有了準公共化就放棄公共化，教育部反過來將準公共化給地方的財務壓力，變成地方公共化的施政誘因（註3，p. 77）。由此看來，教育部推行非營園之所以能真正達到準公共化的效果，在於「供給端」制度遺緒、一致的公共化理念，以及與非營園行動者的合作與協商。這呼應了我們先前的討論，托育擴張之路，仰賴論述建構、政府思維與執行，以及公私協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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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非營園政策如何體現一種「準社會民主」的實踐？在《北歐不是神話》中我們看到，社會民主透過「雇主－工會－國家」三方普遍合作，建立起以談判為基礎的經濟制度。其背後仰賴的是對集體與政治過程的信任，而這種信任來自戰後社會運動長期累積的成果，使社運歷史的連續體，得以滲透到人民的日常生活與政治參與之中。因此，在社會民主脈絡下，即使由上而下的國家介入，也能在其中找到個人參與與公民力量的痕跡。然而若僅止於對集體力量的信賴，容易產生大而無用的政府，但社會民主其互動、溝通、變化為核心的倫理觀，發展出「能用則用」、強調彈性與學習能力的實用主義精神，並體現於持續修正與調整的治理能力中。
回到台灣脈絡來看，PSE作為反轉傳統公私部門比重的政策工具，撐開了「第三部門－國家」合作的新空間。有趣的是，承接非營園的第三部門，兼具雇主、工會的雙重思維。一方面，他們追求經營上的永續性，不願虧損，並藉由與政府合作，在市場中闢出一席之地；另一方面，他們秉持集體信念，致力於弱勢兒童扶助，或由教育工作者自組的NPO，企圖改變勞動條件以提升教育品質。「第三部門－國家」之間的合作模式，以動態調和、逐步協商的方式，實踐對公共利益的追求。非營園之所以能在台灣成功推動，並作為準公共化政策，如前述學者所指，正是仰賴了論述策略的建構、政府思維與執行意志，以及民間與政府之間的互動合作。而這些關鍵元素，本身即深具社會民主模式的精神。
註記
- 王兆慶、官有垣（2019）。「市場化」或「去市場化」？非營利幼兒園作為台灣模式的公部門特質社會企業。人文社會科學研究，13(3)，63-81。
- 官有垣、王兆慶、杜承嶸（2023）。具有公部門特質的社會企業—非營利幼兒園的經驗分析與理論意涵。台灣社會福利學刊，19(1)，69-105。
- 王兆慶、王舒芸（2024）。兩種準公共化：衛福部與教育部的托育政策分化成因。台灣社會學，47，71-110。
【延伸閱讀】
平等與社會（一）：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平等與社會（二）：Esping-Andersen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
平等與社會（四）：對Esping-Andersen三種福利國家體制的批評與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