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影論重點：
大量的性有何意義
真正觸動中國敏感神經的並不真的是對六四的描述
片中的死亡畫下怎樣的句點
遺憾的結尾是適合主角的
我們肯定都有這樣的經驗，因為想看得更清楚而靠得更近，卻反而陷入更深的模糊。<頤和園>的視覺語言正是如此─大量特寫卻全數面目模糊，是以形式上的矛盾，映射主角余虹（郝蕾飾演）的心理狀態：在中國，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國家，每個個體顯得格外渺小，越是身處廣袤之中，內心越是逼仄迷失。
到頭來，這樣的「特寫」，不再單指一個特定的角色，而是形成集體的無數個體的普遍狀態，渴望理解自己之於這個世界是怎樣的存在，卻不禁迷失。
在中國影史上，僅只一個余虹，在電影之外，是一個個族繁不及備載的名字。
「我只是想生活得強烈一些」
若非如此，恐怕個體會消隱於人海之中，恐怕短暫的一生也了無痕跡。余虹，為一個純粹的文藝女青年，沒有其他能自我表述的憑藉。對應鏡頭迫近的觀看，電影更以她的旁白，將最隱密的私人日記自我袒露。日記，作為和自己對話的載體，以書寫挖掘自己究竟是怎樣的人，她文字暴露的耽溺與沈淪，是理想主義的精神化，但當她與整個世界衝撞，她的自白在現實主義的語境之中被斥為虛化。
余虹的家鄉圖們，坐落中國和朝鮮的邊境，在歷史上經歷了利益的角力，在生活的表面卻相安無事地融合。這個座標深受權力、利益、認同與未來想像的動態影響，而所謂「邊界」，不只是國與國之間，更是一條內外的分野，劃分在集體與個體、現實與精神之間，但那條線究竟在哪裡？又是什麼賦予它不許越雷池一步的權威？
在中國，高考一直被視為改變個人命運、實現社會流動的「唯一通道」，余虹也藉此得以離開邊陲，是否能期待因著「靠近中心」來理解邊界的意義？對她來說，那是從外部探索邊界，逐漸轉向內在追尋的過程，而這種移動的不確定性，成為了影像中無處不在的飛絮，如此身不由己，也是打在身上的陣陣暴雨，在無形的時空中雕刻出人的輪廓，卻又不是真正的自己。
流通，成了流離。一如余虹從圖們去往北京，又回到圖們─那必然是短暫的停留，繼而出發深圳、武漢、重慶，輾轉了大半個中國，真正成了無家也無根之人。她身邊的人，則是渡海遠行，李緹與周偉從中國到了德國，看似失根的他們，始終也被一道看不見的牽繫緊緊束縛—那不是地理上的國界，而是一種難以切斷的精神連結。
這種時代性的流離，造成了物理性的失所。
對余虹而言，身體就是她的邊界，而性，則是她企圖找到與他者交融的方式。即使在對性愛尺度接受度較高的歐美國家，<頤和園>也曾因大量的性愛場面而遭批評，甚至將余虹標籤為性成癮者。然而，只要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她所「上癮」的並非歡愉本身，她嘗試抓住一種與世界連結的方式，一種強迫自己對生命產生眷戀的手段。這種癮，帶著難以言說的痛苦與孤獨。
鏡頭採取毫不避諱的特寫，卻又模糊掉一場又一場性的本質，在郝蕾深刻的詮釋下，性，從來不是放縱或愉悅的代名詞，更多時候是痛楚的、沾滿淚水的、是自省的。當她離開邊陲的圖們，離開父親意欲提供的保護（這個家中母親是缺席的），她才終於能以身體，去理解生命的意義。
日記、遷徙、性，構成了她的表述、變動、自覺，藉此，她試圖拼湊起完整的自己。
「為什麼我總是急於同你們，我的男孩子們做那件事？ 這是因為，只有在那件事的進行中，你們才懂得我是善良的。 我試過多少種辦法，可最後還是確定了這個極為特殊、直截了當的方式。 我已經一勞永逸地使2個或3個異性瞭解我，理解了我的善良和仁慈。」
片中即使充斥著看似過度的性，余虹卻始終是道德的—不是順從於社會規訓的那種，而是來自靈魂深處，近似薩特與尼采的相對主義倫理。這也使<頤和園>和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性愛成癮的女人 Nymphomaniac, 2013>截然不同，後者更偏向純粹女「性」意識的慾望和毀滅。
<頤和園>裡展示的性或許更接近伯納多·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巴黎初體驗 The Dreamers, 2003>：性作為精神性象徵，作為探索主體存在的一種手段。然而在後者中，巴黎學運成為了重要的背景，不僅挑戰了主角三人之間的情慾平衡，也為其烏托邦式的生活投下現實陰影。其英文片名「dreamers」更是帶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這點與余虹和現實的鬥爭有顯著的不同，儘管片中同樣穿插著歷史事件的參照：從六四天安門、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到香港回歸前夕，但余虹的鬥爭本質上並非政治，更多是來自一個人無法自絕外界的哀傷。
「今天，全天待在游泳池裡，中途可怕的事情再一次發生了，完全不能讓自己安靜地坐著，我想繼續寫字，但我做不到，我採取通常的辦法，靜靜地閉上眼睛，身體一次次地滲出汗水，我很想平著躺下，平著躺下，這樣會對我有利，然後我走到游泳池的底下，在深水區和潛水區的交界處，坐下來。氣息在一絲絲耗盡，我對恢復完全沒有把握，我無知覺了。」
放乾的泳池是沒有價值的，劇烈的疼痛是沒來由的。日記裡暗示那不是第一次了，像是個警鐘，不肯讓她好過。體內的莫名疼痛，與片後段墮胎的情節形成呼應—那些出於善良與仁慈而留下的「果」，本應象徵新的開始，卻總指向一場徒然地掏空。
法文中，性高潮被稱作「La petite mort」，譯為「小死亡」，這種絕望的意象甚至是死亡本身，與全片的性成為了分庭抗禮的存在。與周偉鬧分手時，余虹走上樓頂邊緣，嚇壞了好友李緹，余虹只是說：「跳下去很容易，但我不會」，一如她讀過卡夫卡的一句隨筆：「在戰爭中你流盡鮮血，在和平中你寸步難行」，對她而言，不論戰爭與和平，都無法使她自由，她天性執著於走上那條最艱難的路，至少，生活的粗礪才能讓她確認自己存在的意義。而容易的路，她的自尊，不允許。
然而，死亡卻由李緹替代了。甚至李緹代替驕傲的余虹問出了沒能問出的問題。
離開中國，李緹與周偉來到德國，與不知情的男友形成詭異的三角關係。當李緹得知周偉依然籌謀著回到中國，她問：「那一年夏天我們是怎麼回事？」周偉反問：「現在的我們是怎麼回事？」也是在那一刻，李緹明白生命並不存在平衡的關係，始終有雙無形的手扼住她尚且不曾擁有的自由，於是她像飛鳥一般，帶著笑容從樓頂墜落，那是余虹不願就此畫下的句點，卻是李緹激烈的最後放手。
「無論自由相愛與否，人人死而平等，希望死亡不是你的終結，憧憬光明，就不會懼怕黑暗。」
「人其實是願意孤獨的，人也是願意死的，要不然，為何偏偏與最心愛的人作對，為何對眼前的一切漠然，而去注目永不可及的事物呢？」
前一句是李緹墓碑上的提詞，像是裹足了希望與勇氣，朝死亡一往無前，去擁抱那終極的平等而不願活在不平等的痛苦中。後句則被余虹寫下，卻是把死的意圖當成一種頑強活下去的力量，持續懷揣那無以指望的美好。
也許，是因為余虹，始終貧窮、始終渴望，即使活著使她卑微。
「儘管我的現狀十分難堪，儘管我心頭十分沉重，烏雲遮日，但是現在，我畢竟可以歡快，我就是有這個本事，我覺得我有前途，眼下越是悲慘，我就越解脫。」
「一個人可以拮据度日，但要是換作兩個人，這樣的生活只會讓人心生憎恨。」
她不明所以地痛苦，卻能輕淺地易於歡快；她可以一人承受貧困的艱難，卻不願意與愛人之間沒有餘裕。也因此指向了她與周偉的結局，那些人事皆非，無法僅憑寄託在彼此身上的「初始」而輕易化開；他們已然沒有青春，回不到最初，錯過的時間、分隔的空間深如溝壑，再無法被欲望填滿。
遺憾是適合他們的，一如註定般，時代的青年無法停留在哪段暫存的溫柔裡，他們只得往前，依舊不知道腳下的路、手中的方向盤，指向何方。
婁燁曾說，余虹最快樂的時光，是與周偉共泛頤和園的湖上。然而畫面中，我們幾乎無從辨認那是否就是頤和園；那座象徵中國榮光與權力的地標，在鏡頭裡失去了邊界感，比不上兩個個體生命中那短暫卻真實的燦爛。
事實上，比起露骨的性愛或是政治運動，更令當局不適的，顯然是余虹這樣一個角色，她的渴望、她的仁慈與善良、她的自省與絕對、她那模糊「邊界感」，以及她被整個時代的辜負，都在冒犯一個獨裁政權的正當性。
「分手吧，因為我離不開你。」
余虹的獨立性，被中國視為餘毒，卻沒發現，那是基於一個人類還能有深深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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