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接續上一篇討論。
基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的批判視角，特別擅於揭示性取向如何以犧牲女性為代價進行制度建構，Farhall企圖由此進路，辨識出那些阻礙女性解放的性別結構。基進女性主義關注性取向的原因，正如Catharine MacKinnon所言：「性取向被視為一個更廣泛的社會現象，本質上是作為性別化社會階層動力的展現，其快感源自權力經由性別形式的體驗」（[1989]1991，xiii）。正是這種奠基於權力並作為階層體制的性，構成了基進女性主義對性取向的基本理解。在異性戀霸權的體制中，男性與女性被理解為兩個對立的性階級，而性取向作為制度中介，加劇了男性對女性的剝削。
Farhall進一步考察性取向如何作為父權制度運作的支點，援引Jeffreys的觀點：「正是透過性取向，女性被『生產』為『地位較低的階級』，因為他們被社會化成朝向性感化自身的從屬地位，並渴望男性支配」（Jeffreys，[1990]1993，295頁）。就Farhall看來，女性雜誌的內容正是一種異性戀體制的規訓，將女性的愉悅從屬於男性的需求，並將女性性慾形塑為僅供男性滿足的存在。從「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一詞即可見，其關涉性別之間的互動關係與方向性。在異性戀霸權下，男女關係被建構為一者對另一者的獵捕，在基進女性主義者看來，不對等的關係便來源於強制異性戀社會下指定的方向性與剝削式的互動方式。Farhall的研究旨在拆解主流異性戀範式，此範式包含兩個互為表裡的層次。第一，是分析如何透過女性氣質的性別概念（如外貌、行為與社會角色）將女性置於從屬地位；第二，則是在此基礎上揭示霸權女性氣質如何再生產服膺於異性戀的制度，其規範女性的行為內容，決定哪些行為被允許或不被允許，進而再生產出「好女人」與「壞女人」的二元分類。＊＊＊
然而，基進女性主義也面臨不少批評，而Farhall認為，這些批評部分來自對基進女性主義的誤解。首先，有論者認為基進女性主義是「反性」的；但Farhall強調，基進女性主義真正反對的，是建立在壓迫性權力結構之上的性慾形式，而非性本身。其終極目標，是建構正義的性慾體系。其次，有批評指出基進女性主義過於聚焦男女二元性別，忽略性別光譜中的多元存在。然而Farhall回應道，基進女性主義並不否認性別的多樣性，但在當前權力與特權仍沿著男性／男性氣質與女性／女性氣質劃分的現實中，這樣的分析視角仍具有高度解釋力。在回應批評之後，Farhall轉而說明幾個基進女性主義常用的核心術語，包括「強制異性戀」、「性別角色刻板印象」與「色情化」。
根據Adrienne Rich在〈強制性異性戀與女同志存在〉（"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一文中的觀點，「強制異性戀」是指女性在無數制度與個人層面的壓力下，被迫進入與男性的性與情感關係之中，使得異性戀實質上成為一種近乎強制的社會安排。Rich主張，異性戀是一種維繫男性支配的意識形態，透過暴力與社會壓力得以延續，其壓倒性的影響並排除了其他性關係的可能性。在這種異性戀中心主義的社會中，人們難以想像一種不以支配為基礎的性關係。Rich因此呼籲，我們應將異性戀視為一種具有政治意涵的制度，加以檢視與批判。
關於「性別角色刻板印象」，Farhall引用Moran與Lee的觀察，指出女性雜誌經常將「外貌」與「性慾」混為一談。他們認為，《Cleo》與《Cosmopolitan》等文本傳遞出一種矛盾訊息：即便男性性慾容易被喚起，女性仍被要求透過美容實踐來展現性吸引力，作為達成異性單偶制的「關鍵策略」，而這樣的單偶制關係則被視為女性的終極目標（2011, 172）。這種邏輯延續了Raymond（1986）、Tolman（2006）與Wittig（1996）等人的觀察，即男女被建構為互補的差異存在，其中，女性被視作為男性的他者。
在「色情化」方面，Farhall援引Sørensen（2005）的研究指出，色情化展現出三種趨勢：數量（volume）、清理（clean-up）與碎片化（fragments）。數量指的是色情內容的爆炸式增長，以及因新媒體技術而提高的可獲取性與使用頻率；清理則是指色情日益被主流社會視為「體面」與「可接受」的現象；而碎片化則說明了色情符碼與影像如何超出產業邊界，滲透進入主流文化，使得流行文化日益軟色情化，主流與色情的界線愈加模糊。不少學者指出，性產業的擴張促成了一種以女性物化、貶抑及為男性提供性服務為前提的性慾體系（Barry 1995；Dines et al. 1998；Itzin 1992；Jeffreys 1997）。學者們主張，當代性產業與厭女症、種族主義、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互相交織，並根植於侵略與奴役的實踐（Collins 2000），而這顯然與女性賦權的「性解放」相差甚遠。
儘管如此，自由女性主義，乃至後結構與後殖民女性主義者仍持更為正面甚至慶祝的態度，如Gayle Rubin（1984）甚至強調了一種「性快樂的權利」，無論女性是否因此受到物質上的傷害，或者性產業中的不平等是否存在。Farhall反對這些忽略結構性壓迫的立場，他們假設了女性能以完全地自由意志做出性選擇，而非被社會制度與性別模型所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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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主流女性主義論述——無論在學術還是行動領域——普遍將性產業視為與其他工作無異的職業；而文化理論界甚至進一步將其視為多元性取向的展現與慶典（McKee et al. 2008；McNair 2002）。而Farhall提醒到，在繼承第二波女性主義「性解放」的同時，我們必須超越慶祝式的修辭，提出更深層次的批判性反思。我們應該追問：我們所讚頌的究竟是哪些性慾模式？它們為誰所服務？基進女性主義關注的，正是性慾與權力關係之間的糾葛。我們必須探問：某些性表達是否與厭女、種族歧視、階級壓迫、身心障礙歧視或恐同等社會壓迫交織？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們該如何設想一種超越這些權力機制的性慾模式？至少，我們又該如何努力避免將這些壓迫進一步情色化與合理化？
對Farhall而言，這些問題正是基進女性主義的核心。
下一篇我們會談女性主義三波思潮。
註記
- Farhall, Kate. Sex, Feminism and Lesbian Desire in Women’s Magazines, Routledge, 2020.
【延伸閱讀】
女體與大眾文化（一）：「神力女超人」是賦權還是物化女性？
女體與大眾文化（二）：「神力女超人」是賦權還是物化女性？
女體與大眾文化（三）：「神力女超人」是賦權還是物化女性？
女體與大眾文化（四）：縱貫40年的研究，無處不在的女性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