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26 年初，川普政府宣布美國退出 《 UNFCCC 》、淡出 《 IPCC 》，並同步撤離數十個國際組織，為全球氣候治理投下震撼彈。此舉不僅象徵美國氣候外交路線的劇烈轉向，也動搖了長年建立的多邊氣候制度、科學共識與資金架構。當全球仍在加速因應氣候風險之際，美國的缺席，正迫使國際社會重新調整權力結構與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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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宣布美國退出多項全球氣候協議後，下一步將走向何方？
美國政府宣布，將退出多項關鍵的國際氣候協議與科學機構，包括正式退出 《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 UNFCCC ），降低對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 IPCC ）的參與程度，並終止與其他數十個國際組織的合作。這項決策被視為近年美國氣候外交路線中，幅度最大、影響最深遠的轉向之一。此舉已在全球引發高度關注與反彈，各國政府、科學界與環保團體紛紛表態。國際領袖與專家正密集評估，這項決定將如何衝擊全球氣候治理合作、科學研究體系，以及未來長期的氣候行動與減碳進程。
官方宣布內容：美國大規模退出國際組織的實際範圍
2026 年 1 月 7 日，川普政府正式發布備忘錄，指示美國退出多達 66 個國際組織，其中涵蓋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的核心機構，包括 《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 UNFCCC ）與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 IPCC ）。
UNFCCC 是 1992 年通過的國際氣候條約，目的在於建立各國合作因應氣候變遷的制度基礎，幾乎全球所有國家皆為締約方，《巴黎協定》等關鍵氣候框架亦建立於該公約之下。
相較之下，IPCC 並非條約，而是聯合國旗下的科學評估機構，負責統整與審查全球氣候科學研究。各國透過派遣專家、參與政策與科學會議，以及提供經費支持來參與其運作。隨著美國退出，華府將不再全面參與這些核心工作。
備忘錄中，川普明確表示：
「我（川普總統）已審閱國務卿的相關報告，並在與內閣成員討論後認定，繼續成為、參與或以任何形式支持本備忘錄第二節所列之組織，已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
白宮隨後補充說明，這些國際組織「已不再服務於美國利益」。政府官員指出，此一決策屬於整體戰略的一環，目的是將政策重心由多邊國際承諾，轉向以國內優先事項為核心的路線。
條約、科學與行政權限的交會：退出行動引發的法律與程序爭議
UNFCCC 在 1994 年經各國批准後正式生效，美國亦為原始締約國之一。依照公約規定，成員國確實可啟動退出程序，但相關流程通常需時甚久，且在實務上可能遭遇法律爭議與程序挑戰。
事實上，在過去十年內，美國已兩度退出《巴黎協定》。根據 《 Executive Order 14162 》，川普政府已正式啟動退出《巴黎協定》的行政程序，並預計於 2026 年 1 月生效。
由於《巴黎協定》本身即建立於 UNFCCC 的制度架構之上，一旦美國退出 UNFCCC，也將同步終止其在《巴黎協定》框架內所承擔的國際義務，形同從整個全球氣候條約體系中抽身。
然而，這一決策在美國國內引發憲政層面的爭論。部分法律學者指出，美國憲法對國際條約的締結與退出設有權力分工，批評者認為，總統是否有權在未經國會同意的情況下，單方面退出已獲批准的國際條約，仍存在重大疑問，未來不排除引發司法訴訟，進一步挑戰這項退出行動的合法性。
UNFCCC 與 IPCC：全球氣候治理的制度核心
UNFCCC 是全球氣候治理的主要平台，負責協調各國減排與氣候調適行動。成員國必須定期申報溫室氣體排放數據，並每年於締約方大會（ COP ）中就氣候目標與政策方向進行協商。
在此架構下，《巴黎協定》進一步設定具體升溫上限，目標是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準 2°C 以下，並力求不超過 1.5°C，成為當前全球氣候政策的核心指引。
IPCC 則扮演科學支柱的角色，定期發布彙整全球氣候研究成果的評估報告，為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提供政策依據。若美國未以正式身分參與，將無法在氣候規則談判中發揮影響力，也無法參與塑造全球氣候科學的評估方向。
國際社會的迅速反彈
美國宣布退出後，國際社會反應迅速且強烈。
聯合國氣候事務主管直言，這是一次「巨大的自我傷害」，不僅可能削弱美國在新興綠色經濟中的競爭力，也將損害其面對氣候風險的準備能力。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的 Jake Schmidt 則指出，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與歷史最大排放國，其缺席將對全球減碳努力造成實質衝擊。
歐盟方面對此表達遺憾，但同時重申，歐洲將持續推動多邊氣候合作。歐盟氣候行動執委 Wopke Hoekstra 強調國際合作不會因此停擺，而副主席 Teresa Ribera 則更直白地批評，美國政府對環境、公共健康與人類苦難漠不關心。
多個環保與科學團體警告，這項退出行動不僅削弱全球氣候合作的制度基礎，也可能影響對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資金流向。
批評者同時提醒，美國至今仍是全球主要排放源之一。2024 年，美國為全球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總量逾一成，這也使其退出行動在道義與實務層面皆備受質疑。
全球氣候行動的結構性轉變
長期以來，美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具有關鍵影響力。身為主要經濟體與高排放國，美國不僅參與制定全球減碳目標與排放申報制度，也在支持開發中國家氣候行動的資金架構中占有重要地位。
隨著美國退出相關機制，全球氣候談判並不會停擺，但正式條約與制度設計中將失去美國的直接影響力。外界普遍預期，歐盟與中國等主要經濟體，將在未來氣候談判中扮演更具主導性的角色。
在科學領域，IPCC 的評估工作仍將持續，但美國政府層級的科學參與可能縮減。儘管如此，美國的學術機構與私人研究單位仍可在非政府框架下，繼續參與全球氣候研究網絡。
氣候金融與市場秩序的不確定性
國際氣候金融是支撐全球減碳與調適行動的關鍵工具。《 Green Climate Fund 》與《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等多邊基金，長期仰賴富裕國家出資，其中美國一直是重要來源之一。
一旦美國退出，短期內資金可預期性勢必下降，特別可能衝擊開發中國家的潔淨能源投資與氣候韌性建設計畫。
數據顯示，在 2024 年，美國在前拜登政府時期，每年提供約 110 億美元的國際公共氣候金融資金，占全球總量約 8%。這代表一個顯著躍升——從 2021 年約 15 億美元，增至 2023 年超過 95 億美元，並於 2024 年達到高點。
然而，近期政策調整已取消《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Plan 》。儘管美國過去同時透過雙邊與多邊管道提供資金，並對《 Green Climate Fund 》承諾 30 億美元，但在新政策方向下，未來相關撥款是否落實，仍充滿不確定性。
市場分析人士進一步指出，氣候政策、技術標準與碳市場不僅是環境工具，更是引導全球潔淨能源投資的重要制度基礎。若美國缺席，這些框架勢必重新調整，其影響恐將擴及全球能源市場走向，以及跨國企業的投資與減碳策略。
下一步：法律攻防、替代路徑與全球新常態
退出 UNFCCC 等國際條約不僅程序冗長，也勢必引發法律與憲政層面的爭議。多名專家預期，美國國內將出現訴訟，挑戰總統是否有權在未經國會同意的情況下，單方面退出已獲參議院批准的國際條約。
在此同時，全球氣候治理並不會停擺。各國將持續進行氣候談判，並為後續 COP 會議布局。美國國內層級的行動也可能加速推進，包括州政府、城市與企業在條約體系之外，透過跨國網絡與自願性機制深化氣候合作。然而，在退出過渡期間，美國聯邦政府透過 IPCC 與 UNFCCC 引導全球科學共識與政策方向的能力，勢將顯著弱化。
整體而言，川普政府同時退出 UNFCCC、淡出 IPCC，並撤離多個國際機構，構成全球氣候政策格局的一次重大轉向。即便美國依然是全球關鍵經濟體與主要排放來源，其在國際氣候協議談判與科學評估體系中的塑造力，已被大幅削弱。
這些決策的長期影響，將隨著未來數年的氣候談判進程逐步浮現。各國勢必在一個「美國影響力縮減」的新國際環境中，重新調整全球氣候治理的權力結構與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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