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自由民主的謙謙君子 – 悼李怡先生

李怡先生病逝，享年八十六歲。坊間不乏悼念文字，一如既往，筆者只談自己所理解的，至於其他，則有賴他人補充。

講李怡，可從四個身份切入：政論家、雜誌 / 報章總編輯、文人、思想家。

政論家

毫無疑問，李怡先生確為香江一大論宗，從事政論寫作逾六十年，見證四人幫倒台、九七香港主權移交、台灣民主化乃至近年香港反送中。有別於陶傑的意在言外、毓民的尖銳犀利，李怡的政論常用冷靜理性的態度，具體深入剖析問題，並提出若干可行建議，儘管遣詞用字有過激處，這都是針對事件而發，人身攻擊、陰謀論等，從不見於其政論，此為大中至正之體現，乃傳統文化人的風範。早期持論傾向中共，及後經歷變故，重新認識中國，轉為支持自由民主，再到近年覺悟自由民主必須在地爭取，不能寄望中國民主化，李怡先生邊寫政論，邊對舊日的政治立場加以反省、修正甚至摒棄，這份理性至上、虛心自省，實在難能可貴。

印象最深刻莫過於 2016 年梁游 Refucking 支那事件。當全世界 (包括本土派內部，也包括筆者本人) 都對梁游口誅筆伐，李怡先生連續多篇文章為梁游辯解。他的理由很單純：我年輕時尚且不敢做他們所做的，我現在又憑什麼責怪他們，向他們丟石？政治權謀，李怡先生或有不及，但政治道德、人文情懷，他遠勝其他政論作家。又如新東補選，梁天琦、楊岳橋相爭，《蘋果日報》盧峯之流在社論撰文詆毀梁及勇武抗爭，惟李怡依舊對二人中立，不作任何偏袒。他能成為《蘋果日報》的清泉，絕非偶然。

雜誌 / 報章總編輯

李怡先生辦政論雜誌，始於《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他屢次提到自己編採的大原則：不因為投稿者的立場、意見與雜誌宗旨相違而拒絕刊登或強行刪削。不合理的意見，自有他人看了，寫文章回應，雜誌也一併刊登。相信讀者眼睛是雪亮的，相信言論自由所帶來的思想激盪能成就進步，此直至他做《蘋果》論壇版編輯仍未改變，當時本土派如盧斯達的文章被拒絕刊登，在李怡手上，文章如常見報。竊以為這正是自由主義精神的體現。

他又強調辦雜誌不是單向灌輸，最好是令讀者同時也是作者，互相交流，增進了解。只要有理，哪怕名不經傳，照舊採納。反之，任名聲再響，都要提出商榷。不被權威牽著鼻子走，崇尚意見多元，乃李怡當編輯的處事作風，他作為身體力行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亦在此奠定。

文人

李怡中學畢業後，在左派文藝機構工作，負責編輯文學、哲學類叢書。可以說，其未有時事評論人、雜誌總編等身份之前，已具有文人的身份。他曾透露，文章越寫越好，是因為給愛妻梁麗儀寫情信寫得多。「李怡」二字，原是筆名，取「麗儀」之諧音而來。其又用「齊辛」，共同辛勤耕耘，他對愛妻之深情，不言而喻。麗儀逝世，李怡先生悲不自勝，寫下多篇懷念亡妻的文章，集為《念情》。他一度欲隨亡妻而去，後雖看開，但仍立一墓碑，碑上寫有他和愛妻的名字，以示未來共穴而葬。至情至性是文人一重要特徵，李怡先生明顯具備。

又他的深情不只對家庭，更對已過世的先賢、年青人，也對香港和中國。他引以為傲的三篇訪問稿，專訪新儒學大師徐復觀先生、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及哲學家勞思光先生，謙虛而不傲慢，與其說專訪，不如說是請益。其中如實記下徐復觀「國家越困窮我越愛。現在你把黨放在國家之上，先愛我，你才算愛國，我愛你愛哪一點呢？」、余英時「不能武斷地、不加思索地認為統一就是天經地義……如果用政治強力來統一香港、台灣，恐怕不用幾年，現在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便都消失了」，等於「為往聖繼絕學」。至於反送中後他每為年青抗爭者的不幸落淚，八十年代加入「香港前景研究社」探討香港未來出路，乃至對中國近年貪腐問題予以揭露及鞭撻，無深沉的愛，焉能如此？

他在「蘋論」以外累年為副刊寫小品文章，聞一多、王國維、胡適、黑澤明、馬爾羅、托爾斯泰……如數家珍，更是作為文人的鐵證！

思想家

儘管李怡先生不稱自己是思想家，他無疑較接受存在主義式的人生觀，故有「一個人是一生行為的總和」之說。現實是荒謬的，「真理往往敵不過強權」，但仍有奮鬥、努力的空間，因為「強權永遠沒法代替真理」。悲觀而積極，是其人生座右銘。迥異於陳雲汲汲於城邦理論的建構及驅蝗論述，李怡更多是把哲理融入生活，並且傾向「香港人優先」。香港政府應該以香港人的本土權益為第一優先考慮，此乃其念茲在茲，排蝗、發起族群鬥爭反而是其次，相對溫和 (泛民主派的本土主張，其實以李怡先生的論述為基礎展開)。

在＜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他提到：

我必須坦誠地說，當我們看到殖民主義告別離去的場面，我也含著淚光。如果沒有殖民主義，我們何嘗可以享有自由、法治、人權？香港何來優秀的文官制度？何來沒有受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左右的務實管理？倘若香港早就回歸中國，我們怎能避過反右、大躍進、大飢荒、文革等等災難？香港人怎能夠在法律保障下發揮個人所長？

此番對英國殖民的正面肯定，可以媲美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年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同為萬古長夜之思想燈塔。

關於李怡，還有很多地方值得細訴，如他的幽默 (自嘲不是 Paul Newman，而是 Poor old man。自稱「失敗者」。說凡推動什麼，現實都往相反方向走)、他對閱讀不遺餘力的推廣等。

對中小學生來說，更重要可能是他的讀書法。他推崇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以培養閱讀興趣，遇有名言佳句，用一筆記本抄錄下來，慢慢細味，好讓日後寫文章時使用。他文章內的引用，便是由平時讀書積厚而來。這對今天的莘莘學子仍有相當啟發。

好幾年前，筆者與網上幾位同道一同出書，探討香港與英國的關係，以及香港未來可行出路，李怡先生不介意我們寂寂無名，欣然賜序，今思念及此，實既感激又感慨。序文寫到「歸英」在香港無人提倡，卻是不少香港人心中所想望，觀乎英女皇逝世無數港人前往弔唁，李老確實有先見之明。女皇遠去，哲人其萎，想我香江凋零，能不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