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1-13|閱讀時間 ‧ 約 23 分鐘

中國崛起之威權體制因素的「新政治經濟學」視角？─深度政經分析（13）

作者：陳華夫

美國《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弗里曼17年前（2005年）寫了本《世界是平的》，讚揚世界的貿易壁壘被壓平後的全球化，他並說：「也許中國會成為21世紀的主導經濟強國，但也許不會。我還沒有準備好將21世紀割讓給中國。我們美國人當然不會默認或固步自封地主宰21世紀。我們必須更努力、更聰明地工作。但我們也不會自動成為中國的路障。」（第449頁）

但近日（2022/11/4）他在《紐約時報》寫了篇專欄〈觀點：中國如何失去美國〉說：「正如《紐約客》的中國問題專家埃文·奧斯諾斯 (Evan Osnos) 在 10 月指出的那樣：“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2012 年，40% 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如今，這一比例超過 80%。”如果中國有一個民主政府，現在肯定會有中國人要求知道，“我們是如何失去美國的？”」

針對弗里曼與美國主流媒體《紐約時報》如此有敵意的挑釁「反中」言論，正反映了弗里曼引領美國民意「反中」的基調。弗里曼寫作《世界是平的》是取材他個人的旅行、對話、軼事、研究、及反思，但在評論中國改革開放，中國崛起衝擊美國經濟等議題，都著眼吸人眼球的表揚美國毀謗中國之言論，極不負責任。例如，他在書中說：「聽聽中國環境部副部長潘嶽在接受《明鏡週刊》（2005 年 3 月 7 日）驚人採訪時說：“我們的原材料稀缺．．・・2020年，中國將有15億人口。城市在發展，沙漠面積也在擴大，可居住和可利用的土地減少了一半。過去的50年……[中國GDP奇蹟]即將結束……我們七大河流中有一半的水完全沒用了……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在呼吸空氣污染……我們美國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推動中國加強保護，就是通過改變我們自己的消費模式來樹立榜樣。」（第577頁）

當然，弗里曼引用的這位中國環境部副部長之中國2020年預測，很明顯的完全落空，此副部長的前途因為《世界是平的》的引用也將蒙上陰影，可見，弗里曼的暢銷書及其民意領袖的名聲就是如此不道德的以中國人為墊背，有何公平正義可言？。

甚且，弗里曼個人對中國政治理解膚淺，卻肆無忌憚的做出諸多幼稚的仇中評論，底下列舉一些：「中國領導層“知道中國必須融入全球，他們現有的許多機構根本不會改變和改革，因此他們利用世貿組織作為對付自己官僚機構的槓桿。」（第149頁）、

「難怪一位墨西哥記者告訴我他採訪一位中國央行官員的那一天，這位官員告訴他一些中國與美國的關係，這讓他非常不安：“起初我們害怕狼，然後我們想與狼共舞，現在我們想成為狼。」（第404頁）

“只有當毛澤東令人憎惡的不寬容的共產主義形式被廢棄，取而代之的是所謂的極權主義的自由放任，”2004 年 6 月 21 日，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在福布斯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第424頁）

”毫無疑問，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受益於它仍然擁有可以壓制既得利益和過時做法的威權體制。北京的領導層可以自上而下下令進行許多改革，無論是新的道路還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第429頁）

「我們必須增加一個更傳統的威脅，那就是一個好的、老式的世界的爆發- 震動，破壞經濟的戰爭。可能是中國決定一勞永逸地消滅台灣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或朝鮮，出於恐懼或精神錯亂，使用其核武器對付韓國或日本；」（第586頁）

「中國對台灣的軍事侵略將切斷這些產品的大部分全球供應......這樣的發展將使在美國上市的科技公司市值蒸發數萬億美元，日本和歐洲。”即使中國領導人，如曾任電子部部長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對中國和台灣在世界計算機供應鏈中的一體化程度視而不見，他們也只需要讓他們的孩子瞭解最新情況。」（第590頁）

弗里曼不僅對中國政治理解幼稚，對總體經濟學的GDP，美國貿易赤字、美國國債的理解也是膚淺，他說：「這款中國壓平機一直困擾著世界各地的某些製造業工人，但對所有消費者來說卻是天賜之物。《財富》雜誌（2004/10/4日）援引摩根士丹利的一項研究估計，僅從1990 年代中期以來，從中國進口的廉價商品就為美國消費者節省了大約 6000 億美元，並為美國製造商節省了數以十億計的更便宜的零部件。《財富》雜誌指出，這些儲蓄反過來又幫助美聯儲更長時間地壓低利率，讓更多美國人有機會購買房屋或為現有房屋再融資，並為企業提供更多資金來投資新的創新。」。（第143頁）

但諷刺的，弗里曼眼中這等中國對美國做的好事，卻遭美國前財長拉裡·薩默斯和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等打臉。他倆認為，美中貿易順差最大的中國一直在購買大量美元資產，以保持中國貨幣價值和出口經濟的繁榮，這導致美國的市場游資充斥，利率低下及消費超過貨品產出的儲蓄率長期過低，而助長美國房地產泡沫，是最終2008-2009 年全球金融海嘯發生的原因之一。（詳細，請看拙文強勢美元危害美國及全球的真相？─深度政經分析（12））

所以，中、美的專欄作家及媒體名嘴要以弗里曼為殷鑑，吸人眼球媚俗的言論固然可能名利雙收，其代價卻是煽動反中仇中的美中台海大戰，而禍害人民。美國知名思想家諾姆·喬姆斯基所說的：「說真話和揭露謊言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全球首富馬斯克收購社交平臺推特後，引發假帳號爭議，被批評「販售事實真相是危險且不可取的。」（見推特假帳號暴增藍勾勾付費制喊卡）

事實上，弗里曼所販售反中仇中言論，是反映了長期以來，西方或中國內部反中觀點的邏輯：中國腐敗獨裁的官僚制度持續摧毀中國的科學、工業革命、民主、自由、人權、生活幸福，所以中國威權主義終將崩潰裂解。（詳細，請看拙文世界主流「反中」觀點的背後真相─美中關係（1））

正如知名財經作者吳曉波所說經濟學諾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並沒有逃脫幾乎所有新凱恩斯主義者掉進過的“中國陷阱”：他們往往能精確地診斷出中國的疾病，但是常常給錯藥方，或者做出與未來截然不同的預言。中國經濟——或者說中國民眾的忍耐性，以及集權制度的效率，對於經典意義上的西方經濟學家而言，是一個無法定量計算的變數。」（見《激蕩十年,水大魚大_中國企業2008-2018》，第77頁）

本文將首次以新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理性的分析上述反中觀點的邏輯以揭露事實的真相與一廂情願的謊言。

知名的漢學家、牛津大學拉納•米特教授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2021年1/2月號的文章中國想要的世界─權力將如何重塑中國的野心中，認為中國的威權主義是中國崛起的四個關鍵因素之一，並且做出負面的評價：「自2020年初以來，中國的戰狼外交政策，效果並不理想，其關鍵的原因，並非美國或全球其他競爭對手的敵意。而是中國的威權主義專制體制，它刺激了世界敵對的情緒，而阻礙中國崛起能夠重塑世界秩序(World order)。」但他卻遺憾的並未著墨分析中國威權主義制度。以佐證其評價。（詳細，請看拙文中國崛起之關鍵為何？─美中關係（3））

事實上，中華文明因為地理（黃河氾濫與治理）、氣候（十五英寸（381毫米）等雨線）、與國防等三大因素而發展出舉世無雙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與威權主義制度。（詳細，請看拙文中國威權主義與美國民主之國家治理效能，見證了中國崛起往上升美國霸權走下坡─深度政經分析（6））

由於地域遼闊，各地的風土人情差異巨大，中央的統一政令及稅收，落實到地方，就得酌情辦理，便宜行事。於是產生了微妙的中央與地方之國家治理矛盾；社會學家周雪光如此解釋：「（中華）帝國的架構包容了多元文化和地域間不平衡發展，更加重了規模之累效應和治理困難。我將這一困難表述為“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間的矛盾，即“號令自中央出”的中央集權體制與遼闊國土上地方性差異間的矛盾，前者趨於權力、資源向上聚斂，而後者要求更多的靈活性和自由裁量權以實現有效治理。」(見從“黃宗羲定律”到帝國的邏輯：中國國家治理邏輯的歷史線索)

因此衍生了所謂官場的《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貪汙腐敗的官員得以欺壓百姓的權力尋租與投機倒把。例如，改革開放之初，生產資料緊俏，為了計劃經濟順利轉軌市場經濟，而引入所謂價格雙軌制─即物品價格採用兩套定價系統，因而造成一些國營企業內的高管，低價買入，再高價賣出的官倒的腐敗。

魏德安（Andrew Wedeman）這樣寫官倒的腐敗：「中國的改革紅利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原來價值遭到人為低估的國有資產在市場定價機制下的自然價值回歸，另一個是經濟改革過程創造的大量新財富。改革期間，這些改革紅利主要遭到了兩個群體的瓜分，一個是控制資產轉移過程的官員，這些人掌握著資源從國家到市場的分配，另一個是仍然在市場中創造巨額財富的人。（《雙重悖論─腐敗如何影響中國的經濟增長》[美]魏德安，2013，第409頁）

並且，魏德安比較了中美的腐敗：「中國的腐敗也沒有組織性，這種情況與美國非常相似．．．．，中國的腐敗只涉及個別官員、小集團、個別機構，或者相互勾結的官員、企業主和黑社會，這些腐敗分子基本上是獨立運作的，沒有出現系統性腐敗的跡象。換句話講，只是黨政機關內部的個別人利用權力謀求私利，到目前為止，整個中國政府還沒有墮落成為掠奪工具，腐敗仍然具有離散性。」（第387頁）

中國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的組織長久以來只到了「縣」級。於1923/8月中國共産黨第一個農村支部誕生（見冀中星火——記中國共産黨第一個農村支部）。直到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後，為了順利推進土地改革，而廣泛設立了村支書。例如，小說《四棵楊》寫道：「我們要加強黨的力量，如果可能的話，就培養幾個積極分子，待條件成熟時，咱倆做介紹人，發展他們入黨，成立個支部，你做支書」（《四棵楊》寒川子（2010），第134頁）

因此，中國威權主義之官僚制度是人類史上，首個政令可下達「村」級的政治體制，其形成來自複雜的中國歷史因素、國內政權穩定因素、及國際政治生存競爭因素等。在後文，我會從新政治經濟學視角，說明不管是威權主義制度，還是民主制度，本質上，雖然會影響國家的「治理能力」，但都難逃國家治理之「目標的詛咒」。

哈佛大學的法蘭西斯·福山教授在1992年出版了著名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認為人類歷史的前進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正走向「終結」，而最終勝利的是民主、自由、和資本主義。但諷刺的，他卻在22年後（2014年）修正了此「終結」，他在所寫的《政治秩序及其衰落》新書裡，認為政治秩序的要素除了「法治」與「民主問責」以外，還要增加「國家治理能力」。（詳細，請看拙文美國與中國的國家治理能力之比較─美中關係（12））

中國改革開放40餘年，造就了傲人的中國崛起，也見證了中國威權主義體制的高效率「國家治理能力」。但仍難逃威權主義體制的「目標的詛咒」。（詳細，見拙文「稀缺」導致「目標的詛咒」─為何我們獲得越多，反而失去更多？─深度政經分析（7））

怎麼說呢？經濟學的古德哈特定律說，每一個成為目標的措施都會變成一個糟糕的措施，往往導致「目標的詛咒」或社會學所說的非本意的後果。例如，公司若把銷售的獎勵的目標訂為每月售出的最多的汽車，就會有員工為了衝高銷售數量，而虧本的低價賣出，造成公司的損失。這就是典型的「目標的詛咒」，並可解釋經濟學中理性預期效應。

中國六十年前的三年困難時期（1958-1962年）及文革（1966-1976年）所死傷的人數都是人類史上記錄最高的。當然就成了中西方反中觀點眼中，威權主義體制禍國殃民的鐵證，亟需以美國的民主制度取代之。

但諷刺的，這種帶有意識形態鬥爭色彩、一廂情願的《中國即將崩潰》論，不僅一再落空，反而迎來了中國崛起。（詳細，請看拙文世界主流「反中」觀點的背後真相─美中關係（1））

為什麼呢？從新政治經濟學視角探討三年困難時期與文革的成因，就會發現威權主義體制因素只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與文革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也就是說，威權主義體制及其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因素並非主因，頂多算是共犯。

其主因是當時的中國領導階層及毛主席堅持推行「土地與財產集體化」之「目標」。例如，周其仁教授寫道：「毛主席對集體土地承包給農戶經營的辦法抱有很深的成見。有記錄說，雖然嚴重的飢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許包產到戶，但只要「權宜之計」產生了效果，經濟情況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舉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大旗予以無情打擊。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包產到戶屢起屢背。」（見鄧小平做對了什麼？）

「土地與財產集體化」之「目標」就如民主、自由、人權、市場經濟、計畫經濟是人類意識形態的價值之一，但問題就在，當毛主席及其官僚制度把意識形態的價值作為國家施政的「目標」，輔以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一舉造就了的史上無雙的「目標詛咒」─即三年困難時期與文革的人間慘劇，如「在毛澤東主席領導期間，包括 1958 年至 1962 年的大躍進期間，中國經濟遭受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導致大規模飢荒，據報道死亡人數高達 4500 萬人） 6和文化1966年至1976年的革命（造成廣泛的政治混亂並極大地擾亂了經濟）。從 1950 年到 1978 年，中國以購買力平價（PPP）7 （衡量一個國家生活水準的通用標準）計算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翻了一番。然而，從1958年到1962年，中國人的生活水準下降了20.3%，從1966年到1968年，下降了9.6%。」（見中國經濟崛起：歷史、趨勢、挑戰與對美國的影響）

但歷史總是上演驚人的諷刺，文革後的改革開放開放結合了市場經濟的看不見的手與威權主義體制的計畫經濟之「看的見的手」，積極發展經濟與科技。相對於美國民主體制的「軟性治理」（見《美國反對美國》王滬寧（1991），第258頁）優勢顯著。中國2019年製造業的全球份額是28.7%，約等於美國（16.8%）、日本（7.5%）、德國（5.3%）的總和，如下圖。

並且也在諸多尖端科技領域超越美國。（詳細，情看拙文中美博奕大戰略之中美尖端高科技爭霸的真相─科技與智慧（36））

據統計，2021年中國人均GDP達到1萬2,551美元。接近世界銀行2021年所設定的高收入國家標準1萬2,695美元（見中國人均GDP突破1.25萬美元林毅夫：2025前可成高收入國家）但中國崛起真正的隱憂是GDP高增長當作「目標」來追求，因此承受了不小的「目標的詛咒」。

怎麼說呢？中國是否應該追求GDP高增長雖有爭議（見吳惠林：中國高GDP成長率的美麗與哀愁，及2022年如何投資？盧麒元：選擇空間足夠，但先要規避一個風險）但關鍵是要認清楚不論政府「看的見的手」及市場看不見的手，都無法真正左右國家的GDP成長率，也就不應該以GDP成長率來「究責」，這是因為氣候、疫情、或戰爭等經濟外部因素影響不小，制定GDP成長率為10% 或3% 的實質意義不大。

中國自改革開放到2019年的40年，GDP平均年增長率高達9.5%(人口未富先老...剝開中國GDP成長6％糖衣：4個理由告訴你，為何中國國力必然下跌)。到2022年，中國受清零政策及其它因素影響，估計的GDP成長率已跌至約3.3%。（見中國GDP增長速度低於亞洲其他國家 30年來首次），因此引起悲觀的中國國力下降的疑慮。（見年終報導：中國繼續崛起還是即將衰落？）

但依據新政治經濟學，可持續發展的理想經濟是GDP增長不太熱或不太冷的金髮姑娘經濟，其通脹是2%，可防止經濟通縮及過熱。而中國多年來追求GDP高成長，讓中國承受了高昂的代價─即「目標的詛咒」。例如，累積巨額美元外匯儲備的低效投資問題、房地產泡沫問題、中美貿易巨額順差引起美中貿易戰及人民幣匯價戰、及約1.3萬億美元資本流出問題（解讀中國的資本外逃）等。此皆類似1980年代的日本，難怪引發中國即將進入失落30年的疑慮。（見中國的問題不是南茜佩洛西——它正在變成日本人）

疑慮中國經濟即將日本化的人，忽略了中國政府「看的見的手」，它能比日本政府明智的處理巨額不良債權的房地產泡沫。例如，日本央行副行長若田部昌澄反省日本失落的30年時，在《日本大停滯與安倍經濟學：世界的教訓》中說：「據1993年至1994年任職財政部負責金融檢查的官員高橋洋一推測，財政部在1998/10月不得不投入60萬億日元的‘公共資金’[原文如此]解決了的不良債權問題。他進一步推測，若財政部在1992-1994年間採取適當處置，則所需注入的‘公共資金’只需要60萬億日元的十分之一（高橋2003,40)。從這個意義上說，財政部在處理不良債權問題上失掉先機，而失敗了。」（第147頁）

而巨額的不良債權危機也在中國出現；在改革開放之初，要從計劃經濟轉軌市場經濟時，並沒有採取休克療法─即快速放鬆價格與貨幣管制，及大規模公有資產的私有化。而是先把大部份國營企業私有化的轉成私人企業，以為市場經濟鋪路。於是國有銀行體系因此融資貸款給大量無法創造利潤的國營企業，而衍生巨額的不良債權。在1999年，中國四大國有銀行貸款的不良債權的比率高達25%，早就瀕臨破產。中央不得不借鑑美國，先後成立信達、東方、長城和中國華融等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又稱壞帳銀行）來處理不良債權。

中國當時借鑒美日金融危機的教訓而掌握了後發優勢，再以政府「看的見的手」明智的以央行出面收購（Buyout）這些不良債權，最終把金融危機的風險降低到可控制。（詳細，請看拙文中國真的陷入債務陷阱的金融危機？中國造成斯裡蘭卡的一帶一路債務陷阱？─深度政經分析（8））。

最終的關鍵問題是，中國威權主義體制可以逃脫「目標的詛咒」嗎？答案是肯定的。但並不容易。即使當今世界最強的美國民主體制，其「軟性治理」也難逃「目標的詛咒」，例如，美聯儲一心想把通脹降至2%的目標，而不斷的升息，危及美國及全球。（詳細，請看拙文強勢美元危害美國及全球的真相？─深度政經分析（12））

真正要逃脫「目標的詛咒」，就得在選擇（決策）其治理之目標時，權衡長期的與短期的目標，而把所擁有的資源之價值（效率）最大化。例如，近日的媒體文章說：「中國經濟的上半場結束了，經濟的下半場正在開闢！．．．．上半場，我們的收入來自於“資本”型增長；下半場，我們的收入來自於“運營”型增長．．．．中國經濟的增長，正在從“資本”驅動，切換成“運營”驅動．．．．那麼什麼是運營呢？就是靠管理、優化、配置去盤活這些資源，使這些資源發揮出更大的社會價值。」（見重大信號：我囯將徹底調整經濟佈局！）這正顯示中國的治理之目標將把GDP增長掛帥，調整為社會價值（脫貧、均富）掛帥。這就見證了，以GDP指標來衡量經濟成長與國家財富累積是問題多多。例如，媒體文章說：「北京協和醫院一年接診量226萬，員工4000人。美國最頂級的梅奧診所，一年接診量116萬，員工61100人，等於說協和醫院以梅奧診所1/12的工作人員數量，完成了梅奧診所2倍的接診量，協和工作人員人均負荷是梅奧的24倍。梅奧門診費500美元左右，協和掛號費一般50塊錢左右。」（見去了一趟大醫院，和美國朋友討論兩國醫療的巨大差異）美國高昂的醫療服務費用雖然膨脹了美國世界第一的GDP的計算數字，其代價卻是犧牲美國平（貧）民醫療的福祉。（見《增長錯覺：財富、貧困和國家福祉》戴維·皮林 (2018)）

結論：從「新政治經濟學」視角，中國崛起之威權體制因素是政府「看的見的手」及市場看不見的手的雙手共用，但要避免「目標的詛咒」就得在選擇（決策）時，權衡長期的與短期的目標，把所擁有的資源之價值（效率）最大化。中國已開始調整GDP成長掛帥為社會價值（脫貧、均富）掛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