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28之後，再思考記憶與遺忘，和我們對彼此負有何種責任？

如果根據班雅明或漢娜鄂蘭的看法，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是一個重大歷史事件在先天上就已失去自身尊嚴的年代。每個日子與時間的流逝，不過就像早期那種壞掉的電影膠卷一樣，播不出影像的捲帶裡，每一個間隔都以相同且無意義的空白，流過發出喀滋聲的播放器。每一刻只不過是下一刻的過度，時間對人們而言，是虛無真正的實體，而過往早已在它的流逝中成為了「本該被遺忘的惡靈」。至於記憶，則變成了詛咒，它使還記得、還想回憶、還想理解的人們，不甘心的與那終將在自己身後呼嘯而過，並在盡頭吞噬人們的虛無進行無解的鬥爭。不願放棄記憶的人將永無寧日，永遠與安適的幸福訣別，永遠無法享受那種在「放逐過往」的身後「向前走」的輕盈自在。

有些「也許是在無意識中的作為」，比之歷史上真實發生的慘無人道的屠殺、罪行，對實際存在與曾經在此的人們的影響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更加難以處理。因為在曾經發生的各種人為悲劇中，受苦受難、被背叛、被欺騙、甚至遭到屠殺的人們，還有曾勇敢挺身反抗、或許也曾在反抗中傷害了其他無辜之人的人們，這些所有人的身影，都是真實存在過的身影，他們的記憶即使被人為隱匿了兩個世代，終究仍是努力留存著的。也就是說，擺在我們面前不過七十幾年的過往與我們之間，並沒有真正的訣別，那個通往「過往記憶」的經驗之門仍然敞開著，但真正的問題是，在門前的喧囂聲所築成的牆，已用盡各種讓人眼花撩亂的手段，使許許多多的人不再願意相信或不再在意：那扇門正向我們敞開著、並且呼喚著我們。

在那些最惡劣的所有行為中，他們用盡一切方式告訴人們，你眼前看到的那扇門，以及那扇門後未留存下來的人們的身影、話語，是一條通往地獄的通道，它一直在叨擾我們現存的生活，讓人不得安寧、無法放下過去。這些喧囂聲不可能取消那些曾經被兩場戰爭的外來政權轉移，催生與碾碎的人們的身影的真實存在，於是只好把在兩個時間段上面對不同問題、遭遇不同處境的逝者拉上同一個舞台，開始「擔當剪輯師」，把兩段政權轉移的歷史「跳接」在一起，於是有人會問：談二二八為什麼不去談日本殖民，卻不會有人問談日本統治為什麼不去談二二八？

還有另一件同樣荒謬的事是：只有在二二八這一天，這些喧囂聲才會迫不及待的討論起日本統治，實際上卻對這段歷史最缺乏興趣與興致。他們完全沒有想到，其實回到當時人們的真實經驗，日本殖民壓迫的背景，正是二二八及其所造成的屠殺背後，最深層、最諷刺的悲劇根源：正是因為受到殖民壓迫，才會期待一個自己所不認識的「祖國」，能平等的對待我們、幫助我們完成民主化。二二八事件的意義遠不只是一個不義外來政權對本地人的迫害，它是歷經兩次在帝國主義戰爭陰影下的外來政權轉移，所碾碎的「他者」的見證，是這個連續歷史階段進程的一次終點（當然不是最終的終點，我們現在仍繼續活著）。從那以後的人們要嘛被新的歷史進程輾過，要嘛被強迫性的推往一個與過去斷絕連結，由冷戰和流亡政權的鐵籠打造起的新時代。

因此所謂「為什麼不談日本」，當然不是真正想談日本統治，這只是把「過往經驗」弄成一場滑稽擂台戰的障眼法而已。然而對我們而言，真正具毀滅性的並不是這些喧囂聲中所帶有的明顯惡意能夠取信於人，真正恐怖的是光是這些喧囂所造成的混亂，就足以讓現代性、資本主義（現在還得加上社群媒體）共構的「缺乏耐心」，使人們對過往的一切根本上失去信心。因為經驗到那個混亂本身，就是對現代生活的穩定，最大的打擾。

因此最關鍵的或許不是那些惡劣的行徑，即使它們仍然十分讓人惋惜；為何在一個自稱極為重視「逝者」的文化中，最大聲聲稱自己認同這個「號稱延續了五千年」（實際上或許是三四千年）文化的那群人，因為人造歷史想像的錯置，寧可如此聲嘶力竭的用盡一切，踐踏這座島嶼的現代史上最重要（最具歷史轉折意義）的事件中逝去的、遭人遺忘的人們。

即使這樣的作為再讓人痛心，真正挑戰我們時代與這些逝者真實連結的，是那個任由身後一切「往虛無走」的輕盈腳步聲，我們在無負擔的歡愉中「向前走」，繼續不得不參與著辛勞的工作、過著小生活，不去理會包圍著我們的危機，以及在這個時代的所有危機中無處不在的「過往的吶喊」。於是人們遺忘了「逝者與活人之間的秘密約定」，也不再有能力相信「世界對於新來者是賦有期待的」。

如果真有彌賽亞，對於世俗世界的人而言，它的意義或許就是把身在名為「虛無」以及「徹底懷疑一切的享樂主義」（這個命名或許本身就是一個矛盾，但我覺得卻十分貼切）風暴裡的人給呼喚出來，讓人有機會停下那想從「一切讓人感到煩擾的複雜」之中逃逸，卻又讓自己身陷「無解的虛無風暴」的輕盈腳步，那所謂的「不要太認真、不要想太多、要向前看」。

當我們不再如此害怕日常生活被所謂沈重、混亂、煞風景的事物打擾時，也意味著我們真正願意認真去看在自己的生活範圍外讓人難以看見、理解的人事物。在那輕盈的腳步聲下，我們失去的正好就是這份願意努力去看見我們所看不見（或假裝看見）、努力去理解我們所不理解（或假裝理解）的他人的能力。正是因為失去了這份能力與意願，才會有人憑著自己的直覺喜惡，覺得即使再踩過一次曾經被真實的巨大暴力踐踏而過的逝者也無所謂，甚至把他們視為「破壞我們和諧生活的厲鬼」，恨不得「再殺他們一次」。

這樣的行為者，當然也早已失去了意會到自己行為本身的極端暴力性的能力。曾經許諾一個被壓迫者與全人類的解放之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又何嘗不是呢？在革命的「絕對正確歷史軌道上」總是要有犧牲品的，這樣的犧牲本來就是「合理、正當且無需再議」的。即使是身在與之相反的陣營，這種思考模式卻是一樣的：「你們為什麼還要再談呢？為什麼不閉嘴呢？」

但那真實存在過的，被踩過、被無視的人們的身影，仍然在那裡，希望能喚醒活著的人。而關鍵仍取決於現在活著的人，我們要怎麼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