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感言不是你的感言：我們還有多少「台語場景」？

〈你的感言不是你的感言：我們還有多少「台語場景」？〉2023-07-02

　　人如何學會語言？

　　大學時，有一次在圖書館翻著音韻相關的書，上面談及了一些從鳥類的不同聲調得來的，最早的發音與音樂的想法。我不太確定那樣的論述有多少考古學或體質人類學上的經驗證據，還是更大程度只是思辨下的推測。但模仿一種聽見的聲音、學習一種特定的律動感，很大程度的確是我們學習語言的主要途徑。

　　我身邊有一些人會唱日文歌。當我知道他們其實大多不會說日文的時候多少有些驚訝，不會日文為什麼能學會日文歌？「跟著唱就會了啊」，仔細一想似乎真的是這麼一回事，我小時候也曾那樣學會一種和「普通中文」十分不同的「杰倫語」，一直到高中大學和朋友去KTV，我才第一次知道歌詞長那樣，但在那之前，我早就會唱了。

　　回到大學，在課堂上，我們跟著老師唸出 "ὁ Δικαιόπολις Αθηναῖός ἐστιν. "，「正邦是個雅典人」。古希臘文是一個「死去的語言」，現在的希臘人多半也沒有學過。這個語言有非常多的詞性變化，不擅背誦的我從第二次期中考之後就越來越跟不上進度，最終沒有繼續學下去。但直到現在我隨時能唸出上面那句話，就像總是能彈出哈農的前面幾首一樣，我沒有繼續澆灌，它憑自己持續住萌芽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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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談及為什麼要做一張台語專輯時，鄭宜農說她「隱隱約約一直有一個遺憾」，就是沒辦法好好跟自己的阿嬤聊天。在我阿公過世前的那段時間，我也相對強烈地體驗過這個感覺。我走到阿公的房門外，想進去和他說幾句話。從我有記憶以來，除了「阿公好」和「掰掰」，我想不起來我和他有過什麼對話。但站在那裡，我根本不知道進門之後該說什麼，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說，這不只關乎於我台語說得不好，也關於兩個本來未曾好好接觸過彼此的時代裡凝結出的意識，本來要互相理解就已經相當困難。

　　對於像我們這樣，從小雖然聽得見台語卻沒有太多使用場景，覺得自己肯定不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卻也沒有辦法順順利利穿上台灣民族認同的人來說，這種「台語好像越來越沒有人在用」的感覺就已經令人焦慮。那些對台語更有愛、將其視為「母親」的人從知覺層面就無時無刻不體會到這種（即便我們不預先將其視為「壓迫」）極端的不對等：周遭都是華語，而且人人都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為了溝通，用多數人使用的語言不是應該的嗎？」如此地中立、理性、客觀，如大自然一樣冷酷的基本立場。

　　2018的金曲獎上，主持人庾澄慶問他的搭檔那英：「那英小姐，我們現在要頒的是什麼獎？」「國語專輯啊！」「最重要的獎項，對吧？」對！那英回答對，理所當然。這裡是「中華民國」、用「國語」唱的歌當然是最重要的，「最佳台語歌手」就像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一樣，是一個支線，是一個「華語音樂評判體系」下為了多元而留下的另類獎項。當2007年，獲得最佳客語歌手獎的林生祥在台上說出「很抱歉我們必須婉拒這個獎座」，並在說出其它他希望人們關注的社會議題後離開時，台下響起了掌聲，但時至今日，這種獎項分類依然存在，鄭宜農憑著她的新專輯，拿到了「最佳台語女歌手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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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台語女歌手」是什麼意思呢？鄭宜農在她的感言裡面表達了她對這兩個標籤的關懷，作為「女歌手」標籤的持有人，她表達了對近期MeToo運動的支持和感謝；而對「台語歌手」標籤，她以一種「不敢當」的姿態，說自己是新手、說感謝台語，「這個語言教會我低頭」。

　　一些被認為是「激進台語人」的人對這樣的感言充滿遺憾，也懷疑這樣一個「不會講台語的台語歌手」是否應得這份獎項。的確，鄭宜農不是「典型的台語歌手」，她的歌也不是「典型的台語歌」。

　　她的歌並不天生地乘載那種長期以來受到殖民的難以擺脫的悲情，而給許多人一種似乎是將「文青語言」翻譯成台語之後的「潮潮的」、「流行的」產物。但又有誰是真正的蘇格蘭人呢？有多少歌手會願意像鄭宜農這樣在成長的過程中把這些台語人揹負的東西一點一點拾起？直到她能做出一張（人們覺得不夠典型的）純台語專輯？

　　我們看到更多的是：一群天真叛逆的台語搖滾少年，在成名後一步步變成成熟的、「溫柔堅定的」、「只想把音樂放在最前面」的「中國台灣台北人」；一個高唱地下饒舌音樂的社會批判家，一步步變成「說唱界的老炮」、大螢幕上的導師。如果什麼思想真的能使人一窩蜂地想要「蹭」台語，到時候再來擔心也不遲吧。

　　但同時，「激進台語人」其它部分的擔憂一點也不虛假。即便不去要求看到一個「台語的林生祥」，為什麼作為一名應該要代表台語人的歌手，一句台語都不講？鄭宜農可能因為從小沒有台語使用場景，覺得自己台語不夠好所以想用更熟悉的語言表達，但我們不是才剛看過一個很好的範例嗎？一名在美國成長與受教育的、享譽世界的科技廠執行長，他都會想要在演講時用自己不夠熟悉的台語來開場，然後才轉往他熟悉的英文。黃仁勳不需要「蹭」台語，甚至是全世界的科技廠都可能因為他想要蹭一蹭台灣。

　　責備鄭宜農可能是不公平的，但責備「激進台語人」，去說「很多人就是因為怕被台語警察糾正才不敢講台語」的人，大概是忘記了歷史、也忘記了自己每天生活的實際情況了。那些讓我們不敢說台語的從來就不是台語警察，他們也從來就沒有那麼大的權力。就像反對政治正確的「政治錯誤戰士」，「反台語人人」不知不覺讓自己成為了歧視的幫兇（如果無論如何人們相信「中立理性」能讓一個人免於歧視的責難的話）。

　　和鄭宜農一樣，每一個基於進步價值、與親人的連結或在地關懷而想要去學習台語卻苦於沒有場景的人，都不應該把「激進台語人」當成敵人，他們正在為我們捍衛那比吸菸區還要少得多的最後幾個台語場景。如果連台語獎項的頒獎場合都不再能是一個被相信適合說台語的場景，下一個「不說台語也沒關係的」，或許是台語台上播出的節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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