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和表達的腳本」與一個更溫柔的社會〉2023-06-30
「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好不好？」
這句台詞，以及承載這句台詞的那段情節，讓一個人願意鼓起勇氣去講出那些自己遭遇到的事情。之後，另一個人也說出自己的故事。就像是一個被封閉多年的開關終於被打開了一樣，越來越多人站出來訴說自己的經歷，開啟了一段屬於台灣的MeToo 時刻。
許多人的經歷都發生在數年之前，當她們終於說出來時，最直接面對到的質疑是「為什麼隔這麼久才說？」。在那些批評的聲音裡面，這些說出來的人是在挾怨報復、造成社會混亂、甚至是博版面炒新聞或政治操作。但這一點也不是事實，從最早說出自己故事的幾個人的經歷裡面我們早就看到，有很多人在當年就已經說出來了。
作為一種私密的受害經驗，人們不會第一時間想要去展露給公眾，也沒有義務展露給公眾知道。在這些被展露出來的經歷中，我們看到許多人都有去尋找那些「本應能幫助她們」的管道，但無論是相關部門的主管、司法體系、甚至是周遭同仁，給出的回應多半是令人心寒的，或許是「證據不充分」、「沒那麼嚴重」、「流程很繁複」，甚至是「他不是壞人」、「不要太敏感」、「成熟一點，要大局為重」。
這些當下得到的回應與近期說出來的人遭到的質疑與批判，已經清楚地說明這些事情明明一直在發生，但那麼多人在數年間沒有說出來的原因：「說出來也沒有用」、「說出來事情反而更糟」、「說出來，是對自己的二次傷害」。於是人們告訴自己「算了」，反正那一刻過去了，盡量遠離那個人（或那些人）、盡量遠離那段回憶（或那些回憶），日子還是要過，該做什麼做什麼。
但這段戲劇情節給出了一種和我們原先認為的社會不太一樣的故事，也給了當事人一些再一次面對這些事情的力量。「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這句話之所以如此強大，是因為我們在生活中有太多太多時候都「算了」。畢竟，就算不想算了，我們又能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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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從小到大接觸的故事，裡面的主要角色多半是俊男美女、王子公主，他們都幸福快樂，沒有性騷擾與被性騷擾的問題。我們會在一些戲劇中看到那些明顯觸犯《跟騷法》與《性騷擾防治法》的行為，但它們會被加以美化，行為者的「真情」與「善意」會被更細膩地呈現，甚至一定程度地打動人心。這些腳本從戲劇內拓展到戲劇外，讓曾經在實際生活裡感受到噁心的女性開始質疑自己當下的感受，彷彿有一種應該要去學習「原來這樣是浪漫」的義務，並在另一方面強化了男性去做那些行為時的自我正當感。
而在《人選之人》的那段情節與台詞之後，原來空缺的那一塊敘事腳本初步地進入人們的想像。一個「說出這些事是能夠被接住的社會」是可能的，我們開始能去希望當自己說出這些事情的時候，也會有一個「翁文方」和我們站在一起。而隨著第一個、第二個人說出來，我們看到我們的（雖然還不那麼理想的）社會其實比自己一直以來想像的還要溫柔一點點，於是更多人有辦法去想像一個說出來能讓事情變得更好的社會，也能夠依循著前面的人的方式拿回自己對自己經驗的詮釋權與話語權。
同時，由於幾年前在歐美社會已經開啟過MeToo運動。見證這一變化的我們能夠很快地將這些訴說理解為台灣版本的MeToo時刻，而不會粗糙地將之理解為「爆料大會」。就像隨著318運動之後，連一直以來反對「年輕人擾亂社會秩序」的相對保守且較少機會接觸人權理論的「反年改群體」都能夠明白自己有走上街頭表達訴求的權利，無論他們的訴求是否合理，一種民主行動的腳本都初步地在這些人的想像中被建立起來。
無論是從戲劇上還是社群媒體與新聞上，這些新的敘事，給予了我們更多的理解世界與規劃自身行動的方法，讓我們有可以依循的不同腳本。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戲劇中的那些「政治正確元素」有時雖然粗糙但仍舊必要。最低限度的來說，當一個電視節目能讓小朋友問你「為什麼那兩個女生在親親？」時，他的世界就不只有「王子與公主幸福快樂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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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需要強調的角度是：所有人的生命經驗都具有它的獨一無二性。但這件事情並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自我理解與自我表達的參照物。我們會如何去理解、去感受、甚至如何知覺世界，都很大程度受影響於我們對當下情境的整體敘事。相同的一幅藝術作品在藝廊以及在街邊的價格可以完全不同，觀看者也會用完全不同的角度去解析它（尤其當代藝術的一些特殊性格讓這件事情的差異有時特別醒目）。
郭源元的文章對我來說是這一連串運動的一個特別重要的節點。一方面它非常理智與全面，清晰地展示了當事人會有的一連串心理狀態以及當下可能採取的行動。對於許多人總喜歡問的「為什麼要去？」、「為什麼沒有反抗？」給出了一個非常清晰的「有時候沒辦法不去的理由」和「其實有做出的諸多反抗」。
郭源元不是一個「理論家」，但她用她的實際經歷和通順且平常的語言將「權勢性騷擾」、「受害者的自我懷疑與對對方行為的合理化」、「恐懼下的僵住與討好」以及令人困惑的「加害者或好人」問題清晰地呈現在我們的面前，為所有曾經經歷過這些事情的人提供了一種很重要的理解模型。
但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那篇文章的結尾：「現在決定說出來的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我不想讓大牙只有一個人。」這是讓人無法不同時感到難受與溫暖的一句話。尤其在近期陳建州與NONO這兩名加害者的相關事件裡面，郭源元與其他人讓我們看到了除了「拿回說自己故事的權利」之外，MeToo 運動的另一個重要義涵：去讓那一直以來以為自己孤立無援的人知道我們和她站在一起。
這是讓我們能真正地去相信自己能在這個世界裡誠實表露自己承受到的痛苦而不受到二次傷害的一個重要旗幟，比起許許多多聲稱自己在為民服務、捍衛人權與民主，卻在背後以權勢屢次傷人的偽君子，郭源元才更像是一個溫柔的人權捍衛者，就算她從來不需要這樣的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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