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但不只關於)那些強烈反對政治正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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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但不只關於)那些強烈反對政治正確的人〉2024-09-23

 

  有時候我會想,那些動不動就在說自己反對政治正確的人,他們的生活八成非常無趣。在他們的心目中,只要一部作品的主要角色不性感,或者不是異性戀白人,作品就一定很糟糕。他們覺得如果作品「宣揚」尊重、包容和友善,故事就不可能有樂趣。

 

  如果有一些人,只有血腥、暴力、霸凌、低俗的黃色笑話能讓他們笑出來。那唯一的可能就是他們沒有能力理解世界上還有各式各樣其他有趣的事情。對他們來講,只要沒有低俗與冒犯,那整個故事一定是無聊且說教。而且他們不相信有人真心不喜歡那些冒犯笑話,他們只以為對方是沒有幽默感且自命清高。

 

  他們不見得值得同情,但這絕對是一種很悲慘的境遇。他們的成長經歷使他們缺乏一種對共好的快樂之想像。為什麼會以為嘲笑是有趣的幽默呢?無非是因為,從小他們就身處於一個人與人彼此嘲笑的環境。

 

  他們可能是霸凌者、霸凌者的幫兇、被霸凌者、或者在一旁冷眼旁觀,然後發出冷笑的人。為了合理化這種噩夢般的現實,那必須是些好笑的事情,否則,誰能夠承受呢?

 

 

  我並不是在說一種極端情況。不是說有些人遭受或參與了嚴重的霸凌,所以變成了反社會者。我在說的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我們在成長的過程裡幾乎不可能完全與霸凌絕緣,就算你的運氣好到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班上都沒有人被霸凌,也不可能連隔壁班,同校都沒有。

 

  進一步來說,只要是心思比較細膩的人,我相信幾乎很難在一個超過十人的團體中沒有看見任何小圈圈與排擠的情形。有人會去主導群體,然後,主導群體的那一群人會有他們特別不喜歡的人。如果他們不帶惡意,不被喜歡的人會被疏遠,如果他們更不善良一些,霸凌就會出現。

 

 

  但一個現象普遍發生並不代表它理所當然應該發生,也不代表它無可避免必須發生。對於一些思維相對固化的人來說,他會輕易地被這些現象給震懾住,並相信那是社會應有的規律。他們相信弱肉強食,強弱有序。他們相信「主流意見」、「優勢群體」,明明自己也遭受剝奪,但為了不去面對現實,他們假裝自己和優勢站在一起。

 

  其中一個荒謬的行為表現在這些人明明自己是亞洲面孔,但卻會在看到亞洲人成為電影主要角色時批評那是政治正確;明明自己在社會裡也是被資本主義剝削的勞動階層,卻嘲笑體力勞動者是社會底層。和「優勢」站在一起的拙劣表演,或許在他們的同溫層之中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但這種醜態實在令人不忍卒睹。

 

 

  如果這些人有機會在一個更有愛的環境長大事情會不會不一樣?如果他們有機會看到那些他們看不上眼的人的優點,他們會不會習得更多自省的能力?如果他們知道自己其實也有能力讓世界變得更好,譬如說在他們第一次看見有人在霸凌別人時,有人能呼應他們心中那種怯怯的「這過頭了吧?我覺得這樣不太好」,他們是否也有機會在未來聽見歧視笑話時皺起眉頭?

 

  他們的人生已經走向一條不容易挽回的道路。但還有很多比他們更年輕的人,有更清澈的眼睛和還未習得無助的道德行動力。永遠有很多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可以做的事情,讓下一代的人有更完整的幽默感,讓他們知道除了那些最粗糙的歧視笑話和刻板印象角色之外,還有無數豐富的、獨一無二的故事可以被說出來。那些故事尊重每個人,而且內容非常有趣。





延伸閱讀:

〈政治錯誤戰士〉

〈被濫用的「政治正確」:對思辨與平權價值民粹式的排拒〉

〈「醒來」早餐咖啡店,以及走過頭的「反覺醒」〉

〈故事的另一種可能性:過去的政治正確與現在的商業正確〉

〈蜘蛛人邁爾斯:屬於每個人的多元宇宙〉

〈《逃出絕命鎮》:逃得出小鎮,逃不出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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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一個人關進監獄究竟有多大程度是需要的?亞利桑那大學法學院院長米勒認為「我們的制裁和懲罰系統已經達到了歷史和全球標準上過度的程度」。他認為我們應該去思考那些犯下和安德森一樣嚴重的錯誤與傷害的人之中,有多少人可以像他這樣成功地重新融入社會。「嚴厲的懲罰是否剝奪了憐憫和救贖的機會?」米勒教授問到。
  如果他用正常的速度,清晰說出那些話。那中間重講一次的事情就不必發生,整件事應該可以更快完成。相反地,想要速戰速決、快速但令人困惑,增加了一些本來不需要花費的時間和理解成本。事情需要更繁複的流程才能完成,所以令人著急。
  有一些成人,會用「他們還只是十幾歲的孩子」去幫那些做出不尊重他人行為的學生辯護。但這其實只是一種藉口,他們表面上是在袒護孩子,但更深一層來說,他們透過這個行為宣揚了一些糟糕的價值觀,譬如:「這些不尊重人的言行不是什麼嚴重的事」、「這些孩子不用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將一個人關進監獄究竟有多大程度是需要的?亞利桑那大學法學院院長米勒認為「我們的制裁和懲罰系統已經達到了歷史和全球標準上過度的程度」。他認為我們應該去思考那些犯下和安德森一樣嚴重的錯誤與傷害的人之中,有多少人可以像他這樣成功地重新融入社會。「嚴厲的懲罰是否剝奪了憐憫和救贖的機會?」米勒教授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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