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權利而非爭奪權力—中國憲政轉型之我見

時間進入西元2017年，人們對中國社會層出不窮的嚴重弊端的忍受似乎已接近極限；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愈發憂慮與心切；而國際環境的風雲變幻，更加深了這種憂慮與期盼。

就我看來，雖然可以說中國百多年前就開始追求憲政了，但中國的憲政轉型仍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2017年自然會是其中的一環。回顧歷史，中國在追求憲政民主的道路上一路跌跌撞撞、步履蹣跚，充滿了迷茫與挫折，背棄而又複生期盼。這自然有其緣由。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和龐大的政體規模，是一個單一而龐大的文化體和政治體，國家的疆界即是文化的疆界，兩者高度重合。比歷史文化積澱淺和政體規模小的國家轉型困難得多，小國家更容易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因而，中國的轉型必然具有複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特殊論」是成立的；但不能將「中國特殊論」理解為中國人無法實現自由民主，不能作為反對憲政轉型的藉口；而是要對憲政轉型保持耐心。

中國政局遲早會出現大變動。這一方面取決於不滿現狀者的反抗，另一方面取決於統治力量不可避免地在達到頂點後會走向衰弱，還取決於國際環境的壓力。反抗越強烈，這一進程無疑會愈快。但問題是，政局的大變動是否就一定會讓中國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就能夠實現憲政轉型？怎麼才能避免重蹈覆轍，以追求自由民主之名，結果卻再次墮入歷史的週期迴圈？怎麼才能實現文明的躍遷？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當然，在最低限度上，按中國傳統的歷史正義，歷史迴圈也是合理的，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也是可以接受的。但那畢竟不是一個好的結果。在今天，有了歷史的教訓，有了對西方憲政文化更深刻更系統的瞭解後，我們應該可以而且必須做得比前人更好。不然就有負這個全球化時代所提供的豐富訊息和機遇。

中國當前的諸多嚴重問題，政治腐敗、權力世襲、分配不公、環境污染等，無疑是落後的制度直接造成的。所以，要消除這些問題，必須變革當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而要致力於變革當前制度，就必須對當前的制度進行嚴肅的批判並採取政治行動。

但此一制度之所以會建立起來並能維持下去，又在於人們秉持的價值觀念。一個群體中大多數人秉持的價值觀念決定了該群體採用的制度。崇尚自由和平等，就會建立起憲政民主制度；崇尚權力和等級，就會建立起專制制度。所以，僅僅批判制度是不夠的，還要進一步批判落後的價值觀念，也即批判落後的文化。

如果只批判制度和採取政治行動，不批判文化，自由平等沒有成為大多數人尊奉的價值，而僅僅是政治口號，那麼即使改變了領導權，也不會建立起真正的憲政制度，仍然會沿襲專制制度。借助于更先進的技術，專制程度甚至可能比原來更強。

所以，既要批判和致力於改變制度，也要批判文化。制度批判和文化批判要同時同步進行，思想啟蒙與政治行動並行不悖。當然，具體到個人，可以只選擇其中一項，或者兼而有之。但總體上兩者都得有，不能偏廢。

在我看來，在為實現中國憲政轉型的鬥爭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要始終牢記和保持爭取權利而非爭奪權力。憲政的實質就是保障每個人的自由平等權利，憲政轉型就是要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平等權利。所以，為實現憲政轉型的鬥爭應當限定於為自己和他人爭取權利，而不能滑入到爭奪權力的鬥爭中去。這兩點非常容易混淆。在實踐中，也非常容易由最初爭取權利的鬥爭滑入到爭奪權力的鬥爭中去。這需要精英和大眾具備比較高的自由平等意識、高度的警覺和審慎。

爭取權利與爭奪權力的區別在哪裡？

區別在於爭取權利是一個過程。在這一個過程中，要始終尊重他人的權利，無論是他屬於共同面還是對立面。不能以崇高的目的為理由而要求他人犧牲自己的權利或踐踏他人的權利。

而爭奪權力則將實現自由民主，實現平等權利放到取得權力之後。理由是專制太強大，所以必須集聚力量，才能推翻專制。而要集聚力量，就需要人們犧牲自由和自己的權利。推翻專制之後再實現自由民主，實現權利平等。

那麼，將實現權利平等放在爭奪權力之後，會出現什麼情況呢？歷史和邏輯都告訴我們，以這種方式取得權力後，一定不會實現平等權利。因為人都是有弱點的，當習慣於用權力來做出決策後，就不會願意主動交出權力。不管他們當初是真心還是投機，結果都一樣；即便當初的那批人都是出於真心，道德高尚，能始終保持初心，那他們的繼任者也很難做到。再者，跟隨者習慣於服從，也培養不出民主議事的自覺和能力。所以，以自由民主為目標或口號，但卻以奪取權力方式為手段，是不可能實現自由民主的。

今天爭取自由民主的人士一定要保持清醒。體制外的自由民主人士與體制內的官員對體制的適應只是程度上的區別。他們之間的差異要小於他們與西方人的差異。兩者都是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成長的，多多少少都沾染上一些專斷人格。自由民主人士的價值觀不是從傳統中而是從書本上習得的，並沒有形成強大的自由人格。而人格和習慣比思想意識對人的行為更具有支配力。

中國的局勢，長期來看，隨著國內外大大小小持續的衝突，中央權力將不可避免地被削弱，呈現出分散化的政治格局，重現歷史的週期。這很可能將開始於戰爭的失敗。一旦中國的外部衝突升級為戰爭，並註定失敗，那就會極大地打擊摧毀統治的合法性，中央權力將被嚴重削弱，地方權力將會上升。就會從目前強大的極權統治過渡到相對衰弱的威權統治。

這一進程的快慢取決於中國社會內部問題的加劇及反對力量的抗爭，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壓力，還有技術進步的輸入。問題越嚴重，抗爭越激烈、外部壓力越大，就越快；而技術進步越大，提高的產出能同時滿足底層些微的需求增長和食利階層無止盡的貪欲，支撐越來越龐大的財政開支，這一進程就越慢。

在極權統治下，人民的權利極度匱乏。沒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宗教自由等權利，財產權也得不到可靠保障。在這個階段，就要採取各種方式積極地去爭取這些權利，削弱極權專制統治。傳播自由民主的思想，維護自身權利，聲援他人的維權行動，或更勇敢地結社，組織起來與極權專制鬥爭，都具有削弱極權專制、增進個人權利的作用，並且是相互促進的，都是值得贊許的。

而一旦極權統治過渡到威權統治，那麼在繼續爭取權利的同時，還需要維持威權統治。一個衰弱的威權統治將是實現憲政轉型的良好開端。權力分散的政治格局將比權力集中的政治格局更有利於憲政轉型。我的看法是，中國的民主憲政轉型很可能是局部性與擴展性的。沿海地區率先實現地方自治和憲政轉型，然後產生示範效應推廣到全國和實現中央政府的憲政轉型。

憲政轉型既需要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動力，還需要有寬容克制的刹車。如果反對力量僅僅是為了爭取權利，就沒有必要一定要推翻舊的統治，而自己上臺來推行憲政轉型。如果舊的統治願意妥協讓步，逐步歸還人民的權利，那是可以容忍的。這樣代價更小。

最好的選擇就是在威權統治下爭取到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政治權利，保障自由遷徙，自由擇業，私有財產不得侵犯等個人權利；在威權統治的框架下實現政黨輪替，從而實現憲政轉型。

對爭取憲政轉型，有主張非暴力之說。非暴力手段當然是最優先的選擇，這樣代價更小。但有組織的武裝鬥爭也是人民最後保留的權利。當專制統治不肯妥協，反而血腥鎮壓人民和平爭取權利的行動時，人民就有權利採取暴力手段。如美國《獨立宣言》所言，「當一個政府惡貫滿盈、倒行逆施，並且一貫實行暴政，顯然是企圖把人民控制在絕對君主專制的淫威之下的時候，人民就有權利和義務推翻政府，並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從中國過去的經驗，似乎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暴力革命只能帶來專制。因而一些人對暴力革命完全予以否定。這是對中國革命經驗的誤讀。中國革命只所以走向了專制，不在於暴力鬥爭，而在於暴力的組織原則和形式。

要以自由民主的原則來組建革命力量。這與前面所述，爭取權利而不要爭奪權力同理。中國革命之所以走向了專制，在於其是以專制的原則和手段來組建革命力量。反之，美國獨立戰爭中，殖民地人民是以自由民主的原則來組建革命力量，因而，他們推翻英國殖民統治後，並沒有走向專制。

就是說，可以用「槍桿子」、用暴力來推翻暴政；但不可以用「槍桿子」、用暴力來建立政權。用自由民主原則組建的革命力量推翻暴政後，才能以民主選舉的方式來建立新政權；而用專制手段組建的革命力量推翻暴政後，就必然會直接接管和壟斷政權。

但對於中國而言，以自由民主的原則來組建革命力量，確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甚至於只有理論上的可能。這需要相當廣泛地社會基礎，需要有許許多多始終追求和踐行自由民主價值的人。因為革命需要廣泛的民眾動員。在可預見的時間內，似乎還不具備這個社會基礎，可能性相當相當小。還需要長期不懈地啟蒙、宣揚和踐行自由民主的價值。要組建足夠的革命力量，在可預見的時期內似乎還只能靠專制的手段。

如果不幸落入這種境地，推翻舊統治的革命力量仍然是按專制原則建立起來的，那自由民主人士就應當置身事外，不要推波助瀾。因為其結果並不是其所希望的。但就如我前面所說，在最低限度上，這也是可以接受的。按中國傳統的歷史正義，歷史迴圈也是合理的。

中國是個龐大的多民族國家。除了現有的兩岸分離外，新疆和西藏都有要求一些獨立的呼聲。未來一旦中央權力急劇衰落，這些地區獨立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

對臺灣而言，目前事實上是獨立的。所謂「台獨」的真實含義是明確宣稱放棄與大陸統一。不知為什麼，海峽兩岸都將這稱之為「臺灣獨立」。也許是稱謂上的簡便。

我認為，一個獨立的臺灣將更有利於中國文化圈內的差異化和多元化。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二千多年中，統一一直是中國歷史的「主旋律」。即使出現政治分立的局面，也是不穩定的狀態，會重新回歸統一。這是非常獨特的，在一個文化圈內，只有一個政治體。這與西方文化大不相同，西方文化則擁有眾多的政治體。

從歐洲的歷史來看，同一文化體內多個政治體的相互競逐所帶來的活力，將更好地促進文化發展。臺灣之於大陸，可以扮演類似于英國之於歐洲的作用。獨立後的臺灣與大陸具備建立全面的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同盟關係最無可比擬的條件。兩岸同文同種，溝通成本最低。地理位置靠近。如果兩岸能平等相待，有理由相信臺灣將更傾向于與大陸建立親密的同盟關係而勝於和美國或日本。就如英美關係一樣。這種同盟關係也將比兩岸統一在國際上發揮的作用更大。

目前，大陸方面官方和民眾都強烈主張統一臺灣。這是儒家支配型利益關係所致，總是要將利益關係納入到支配和服從的關係中，不習慣於通過平等的協作來增進共同的利益。在中國未來的憲政轉型中，需要破除這種思維模式。我的看法是，臺灣獨立將伴隨著大陸中央權力的衰落，並可對大陸未來的憲政轉型予以經驗的支持和實際的介入。

而大陸目前所實際擁有的領土範圍是歷史形成的，不管這歷史是對是錯。我們要尋求的只是當下最符合大陸國民利益的政治與政權模式。對於歷史我們可以去認識，可以去判斷，但是否改變現狀如何改變應當以當前大陸國民的利益為準則。我以為，從大陸國民的利益出發，無論是邊疆地區還是內陸地區，統一在一個實現了高度地方自治和對外集中行使主權的政治框架之下，應當成為大陸國民首先追求的目標。這樣代價更小。

但如果形勢發展不如人意，政治分立既成事實，那也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在此基礎上尋求多種形勢的合作。沒有必要動用武力再又實現統一，這樣代價太大。但這需要大家都具有平等合作相互妥協的意識。

中國正處於一個漫長的轉型期。自從中國在一百多年前開始受到西方的衝擊後，中國就一直在被動地適應西方世界。在價值上的分化在所難免，出現過各種各樣的價值觀和政治主張。總的說來，國家主義一直是現在仍然是中國的主流價值，大多數價值觀和政治主張都可以歸屬於國家主義的價值觀下，而與此相對的則是自由主義價值觀和憲政民主的政治主張。

顯然，中國的精英對中國未來的前景未能達成一致。知識精英內部存在較大的分歧。而權力精英和資本精英擁有各自的既得利益，雇傭一部分知識精英其利益辯護。另外，由於現今官僚體制的封閉性，權力精英、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相互之間很難跨界轉化，加深了他們之間的隔閡和利益衝突。既不能如現代民主體制下，三類精英可以相互轉化，也不像傳統中國社會的讀書人，不論為官還是居於鄉野，具有一致的價值觀和利益。總的說來，當代中國精英階層仍然呈高度的分化，在價值觀和利益上都不一致。

精英的高度分化使得其內部的分歧要大於他們與民眾的分歧。因而很難在政治過程中避免民眾的參與。如果精英階層價值觀和利益都比較一致，就可以很容易地引領民眾朝一個共同的目標前進，政治進程將順利得多。就如美國獨立戰爭時，殖民地的精英具有非常一致的價值觀和利益。他們的同質性也很高，往往同是權力精英、資本精英和知識精英。這種情況，非常類似于先進民族對落後民族的殖民統治。精英人數雖少，但擁有先進的思想和技術，即使民眾不認同精英的價值理念，也無法抗拒精英的主張。

目前，中國社會仍然處於權力體系的高度控制下，民眾的支持還不是決定性因素。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權力體系不可避免地會在不斷的內外衝突下被削弱，相應的，民眾的支持就具有越來越大的作用。一旦權力體系崩潰，不同政治主張的精英就會去尋求民眾的支持，動員民眾。民眾的支持就會再次成為決定性因素。那樣，哪一派精英得到民眾更多的支持，就能實現其主張。如果民眾更多地認同和支持大一統的國家主義，習慣於支配與服從的組織模式，那麼，中國仍然會重建大一統；如果民眾更多地認同和支持憲政民主和地方自治，能接受和堅持自由民主的組織模式，能用自由民主的原則組織起來形成強大的力量，那麼中國才能實現憲政轉型。他們都會提出非常美好的口號和目標。區分他們的方法是看成其組織原則。踐行自由民主組織原則的，是真正推動憲政轉型的；要求絕對服從的就是想重建大一統極權專制的。

無論如何，由於中國精英的高度分化，這一過程極有可能會異常地艱難和漫長。即使考慮西方國家的影響或介入，也不會有太大的差異。西方國家對小國的影響是巨大的，但中國是一個歷史文化傳統悠久的大國。如果中國人仍然趨向于保持大一統與排斥西方價值，那西方國家的影響仍將是次要的。

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仍然屬於儒家文化。馬列主義的中國化是儒家文化的變體，兩者在政治上的價值取向是一致的，都強調要忠於君主和領袖，或黨組織。在馬列主義在世界也在中國實際上失敗後，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由馬列主義很容易地向傳統的儒家價值退縮。這說明兩者本來就是相通的。

中國在近現代排斥和拒絕了西方文化。但與西方文化相比，儒家文化非常落後，而且兩者相互衝突。西方文化能向下包容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不能向上相容西方文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應對方案不可能成功。而應當是，「西學為體，中學為輔」。臺灣可看成是這一方案的結果。不能是中國文化吸收西方先進的思想，落後的體系無法吸收先進的體系。而應當是中國文化融入西方文化，降級為亞文化而融入高級文化。

從長遠來看，儒家文化能融入西方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相比，儒家文化沒有那麼強勢。伊斯蘭文化與西方文化一樣，是以宗教為根基的，兩者都很強勢。而儒家文化是以世俗的倫理為根基的。相對于伊斯蘭教，儒家文化與西方文化的衝突更小，與西方文化的相容性更好。

在中國大陸，儒家文化之所以能與于西方文化長期抗衡，主要不在於儒家思想的強大，而在於其寄居于大一統的集權專制中，兩者構成倚生關係。儒家思想為大一統集權專制提供價值基礎，而大一統集權專制則成為儒家思想的堅實堡壘。一旦大一統集中權力趨於衰弱，出現比較穩定的分散政治格局，儒家文化就將被西方文化所消融。臺灣融入西方文化，建立憲政體制就是例證。

中國的憲政轉型註定是個長期的過程。當代中國志士的困境在於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或看見這一結果。自地理大發現到全球化，中國人能看見的文明落差太大，以至於理想的目標太遙遠。當代中國人應當接受這個現實，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關鍵是保持正確的方向，不斷地努力前進，不要貪圖捷徑，那往往是歧路。只要有所前進，就心安了。即使沒有達到目的地那也是勝利。但要堅信最終經過幾代人的努力，必能到達憲政的彼岸。

2017年5月31日

首發《民主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