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工作的關係，有跟學校密切接觸合作的機會，也有機會接觸到年紀在15-18歲年齡的學生。無論唸哪所學校或來自什麼家庭背景，往往會從他們在活動中跟會後的提問發現，他們對於自己和未來充滿了深深的焦慮。無論是選組、選校、大學選系或是思考自己未來的人生方向，他們的問題很可能是：「在高中時就知道自己的就業方向嗎？」、「如何在面試的時候獲得企業青睞？」、「英文是不是一定要很好才能xxxx？」「如果我xxxx不好，還可以進入xxxx企業工作嗎？」。
這些問題，每個人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可能都問過自己，或是在媒體公布薪資調查或是產業前景排名時，我們像是解讀十二星座運勢一樣，總會把自己套入，看看自己位處的產業或職缺，到底是前景看好還是已是夕陽產業？在這樣的時候，我們很難記得，自己是地球上70億人其中之一，看似如此渺小的人，但我們也幾乎不可能在地球的另一個角落，找到跟自己一模一樣的人。
從小到大，我們被各式各樣的「平均值」圍繞，像是一種集體的信仰，寶寶被父母們用成長曲線測量、長大後有各式各樣的學科分數和才藝比賽的排名，進入社會後有平均薪資、平均結婚、平均生產第一胎、平均首購自住住宅年紀等標準，我們著急地想要把自己套入平均值中，希望自己不是平均值下方的那群人，只為了換取短暫的心安。
陶德・羅斯在其《終結平庸》一書中，提到了一個發人深省的例子。在1940年代，美國空軍發現飛行員無法駕馭新的戰鬥機，雖然新型飛機飛得更快，但發生事故機率也越來越高，最糟時曾有17名飛行員在一天內墜機的紀錄。一開始調查單位將此歸咎為人為疏失，工程師也一再確認飛機的機械和電子裝置都正常，飛行員也不覺得自己的駕駛與操作有發生任何失誤。後來，軍方開始懷疑是駕駛艙的設計可能出了問題。
在1926年時，軍方設計第一個駕駛艙時，測量了數百位男性飛行員的身體尺寸設計出駕駛艙尺寸的標準值，而此標準值包括座椅大小和形狀、座椅和踏板與操控桿的距離、擋風罩的高度和飛行員的頭盔，都是依照標準值而設計。因此，軍方懷疑1940年代的飛行員有可能身材更加魁武，導致原有標準值的駕駛艙不敷使用，於是進行了另一次大規模的飛行員身形調查。科學家測量了4,063位飛行員的身高、胸圍、袖長，定義出了「平均飛行員」的身體尺寸，並容許上下3%的誤差範圍，並以此標準逐一比對每位飛行員，看看有多少人落在此標準範圍裡。
然而，最終科學家卻發現，4,063位飛行員當中，沒有一人在十個項目上都落在平均值的範圍裡，某個飛行員可能臂長在平均值內，卻擁有超乎平均值的腿長，即便把項目縮小到三項（頸圍、大腿圍、腕圍），也只有3.5%的飛行員能夠三項都符合標準。原來，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平均飛行員」這樣的人存在，如果特別為「平均飛行員」設計一個駕駛艙，實際上也不可能符合任何一個人的身材。
回到我們的生活與工作選擇，學校考試制度是最強調平均值的機構，在一樣的教育方式下，我們被一樣的方式評量，看似無比公平，卻忽略了每個人的資質和特長，或許不是成績這個量尺所可以涵括的，而只看「成績」，也只是另一個追求「平均人」的遊戲。
從校園進到職場，我們不再追求平均，而更像是追求「客製化的適配」，就像是大量製造的成衣和為個人專屬訂做西服一樣，我們嘗試把自己的經歷、技能與對人生的追求，去配對工作帶來的要求、挑戰和人生計畫的可能性，就像是規劃自助旅行一樣，走走停停、偶有意外和迷路時候，但迷路時問路、找路或重新導航，或是乾脆享受意外帶來的意想不到的風景，或許都好過只是把人生當作代辦清單，一一勾選世俗認可的價值觀，直到人生的終點。
在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時時提醒自己，自己雖然不是完美的「平均人」，卻是地球上獨一無二的生命，而這樣獨特的生命，是否也該用更不一樣、更有創意的方式去對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