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工作的關係,有跟學校密切接觸合作的機會,也有機會接觸到年紀在15-18歲年齡的學生。無論唸哪所學校或來自什麼家庭背景,往往會從他們在活動中跟會後的提問發現,他們對於自己和未來充滿了深深的焦慮。無論是選組、選校、大學選系或是思考自己未來的人生方向,他們的問題很可能是:「在高中時就知道自己的就業方向嗎?」、「如何在面試的時候獲得企業青睞?」、「英文是不是一定要很好才能xxxx?」「如果我xxxx不好,還可以進入xxxx企業工作嗎?」。
這些問題,每個人在不同的人生階段可能都問過自己,或是在媒體公布薪資調查或是產業前景排名時,我們像是解讀十二星座運勢一樣,總會把自己套入,看看自己位處的產業或職缺,到底是前景看好還是已是夕陽產業?在這樣的時候,我們很難記得,自己是地球上70億人其中之一,看似如此渺小的人,但我們也幾乎不可能在地球的另一個角落,找到跟自己一模一樣的人。
從小到大,我們被各式各樣的「平均值」圍繞,像是一種集體的信仰,寶寶被父母們用成長曲線測量、長大後有各式各樣的學科分數和才藝比賽的排名,進入社會後有平均薪資、平均結婚、平均生產第一胎、平均首購自住住宅年紀等標準,我們著急地想要把自己套入平均值中,希望自己不是平均值下方的那群人,只為了換取短暫的心安。
陶德・羅斯在其《終結平庸》一書中,提到了一個發人深省的例子。在1940年代,美國空軍發現飛行員無法駕馭新的戰鬥機,雖然新型飛機飛得更快,但發生事故機率也越來越高,最糟時曾有17名飛行員在一天內墜機的紀錄。一開始調查單位將此歸咎為人為疏失,工程師也一再確認飛機的機械和電子裝置都正常,飛行員也不覺得自己的駕駛與操作有發生任何失誤。後來,軍方開始懷疑是駕駛艙的設計可能出了問題。
在1926年時,軍方設計第一個駕駛艙時,測量了數百位男性飛行員的身體尺寸設計出駕駛艙尺寸的標準值,而此標準值包括座椅大小和形狀、座椅和踏板與操控桿的距離、擋風罩的高度和飛行員的頭盔,都是依照標準值而設計。因此,軍方懷疑1940年代的飛行員有可能身材更加魁武,導致原有標準值的駕駛艙不敷使用,於是進行了另一次大規模的飛行員身形調查。科學家測量了4,063位飛行員的身高、胸圍、袖長,定義出了「平均飛行員」的身體尺寸,並容許上下3%的誤差範圍,並以此標準逐一比對每位飛行員,看看有多少人落在此標準範圍裡。
然而,最終科學家卻發現,4,063位飛行員當中,沒有一人在十個項目上都落在平均值的範圍裡,某個飛行員可能臂長在平均值內,卻擁有超乎平均值的腿長,即便把項目縮小到三項(頸圍、大腿圍、腕圍),也只有3.5%的飛行員能夠三項都符合標準。原來,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平均飛行員」這樣的人存在,如果特別為「平均飛行員」設計一個駕駛艙,實際上也不可能符合任何一個人的身材。
回到我們的生活與工作選擇,學校考試制度是最強調平均值的機構,在一樣的教育方式下,我們被一樣的方式評量,看似無比公平,卻忽略了每個人的資質和特長,或許不是成績這個量尺所可以涵括的,而只看「成績」,也只是另一個追求「平均人」的遊戲。
從校園進到職場,我們不再追求平均,而更像是追求「客製化的適配」,就像是大量製造的成衣和為個人專屬訂做西服一樣,我們嘗試把自己的經歷、技能與對人生的追求,去配對工作帶來的要求、挑戰和人生計畫的可能性,就像是規劃自助旅行一樣,走走停停、偶有意外和迷路時候,但迷路時問路、找路或重新導航,或是乾脆享受意外帶來的意想不到的風景,或許都好過只是把人生當作代辦清單,一一勾選世俗認可的價值觀,直到人生的終點。
在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時時提醒自己,自己雖然不是完美的「平均人」,卻是地球上獨一無二的生命,而這樣獨特的生命,是否也該用更不一樣、更有創意的方式去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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