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離開之後—關於哀傷經驗4

提要：這個系列談的是哀傷經驗，本篇來自Continuing bonds: New understandings of grief書中的第一章，Klass & Silverman（1996）檢視（哀傷的）主導模式，發現主導模型與實況的差異，也探討主導模式背後的世界觀。

本章在為全書的架構做鋪墊，在此對文獻的敘述會盡量略去本章提及後續書中內容的部分，詳細內容仍應參考全書，才更能完整理解作者希望表達的觀點。

模型可用來解釋許多不同的數據，是一種對知識思維的圖解，以及特定時代思想潮流的一部分，並且可能未經驗證。然而人們可能滿意於這種解釋方式，並且在面對相反的證據時，仍不懈的堅持著模型。主導模型認為哀傷是為了切斷與死者的聯繫，但數據則顯示哀傷的解決涉及喪親者與死者的聯繫，喪親者與死者健康的聯繫是有豐富的可能性的（Klass & Silverman，1996）。

本章會提到主流模型的不足、建立模型背後的當代世界觀，以及對方法論作探討，並且進一步勾勒另一個哀傷模型（Klass & Silverman，1996）。

主流的哀傷觀點認為，喪親者需脫離死者、放下過去以達成成功哀悼，持續與死者的聯繫被認為是哀傷問題未解決，或被認為是一種心理問題，如果聯繫被鼓勵可能讓情況更糟。部分研究將哀傷的未解決類比為迴避恐懼，並以暴露在恐懼中來達成治療。此模式中，認為與死者的聯繫（束縛）注定會失敗，因為這是在對抗死亡的現實，最終必須解除這種束縛（Klass & Silverman，1996）。

在模式之下，觀察到的喪親者與死者持續的聯繫結果並未被整合。當代喪親觀點始於Freud對哀傷與憂鬱的描述，Freud提到當完成哀悼工作，力比多（libido）被轉投注後，自我將再次不受拘束的自由。然而當Freud成為喪親者時，他的力比多似乎找不到新的投注對象，隨著經歷孫子及女兒的離世，他感到純粹的痛苦，失去難以被替代，即使被完全替代，Freud也明白，那個替代與失去就是不同，哀傷工作不是能被完成的過程（Klass & Silverman，1996）。

Freud晚期的經驗沒有被納入早期的精神分析理論中，在死者不存於外部世界，僅呈現在內在表徵之後，精神分析無法完全解釋喪親者與死者間關係的變化。雖然內化（internalization）似乎可作為這種關係變化的解釋，然而這種概念被轉為一種擺脫束縛的起點，或是一種病理的狀態，直到近期才有更彈性的轉變（Klass & Silverman，1996）。

當代（就現在來說應該是近代）精神分析的討論將內化區分為認同（identification）與內攝（introjection），關於認同的意涵—喪親者不再執著於死者表象，但死者的部分被認同並融入在自我中—支持了喪親者持續對死者的依附。內攝則是死者的表徵存於喪親者自身，不斷持續及無法轉化，阻礙喪親者與當下的互動。有學者認為哀悼者全神貫注的思念是在放下死者前的過度投注（hypercathexis），最終是為了達到撤離投注（decathexis）；也有精神分析的觀點認為喪親者需認同死者的某些面向並融入自我後，減少對死者的外部依賴，進而開始談論、思考或感受死者，以使內化得以轉化；也有觀點認為，死者對喪親者的前結構（prestructural）—代表人格中缺乏功能的部分，與後結構（poststructural）—代表一個獨立個體，等兩種客體關係比例，會形成不同的哀傷處理（Klass & Silverman，1996）。

Bowlby則透過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來說明哀傷，理論來自於在創傷中失去母親的兒童，兒童被發現會有一系列的行為：抗議（protest）、絕望（despair）、渴望（yearning）及分離（detachment）。這些行為也與某些精神分析的議題有關。Parkes受依附理論影響，以動物行為學（ethological）觀點闡述哀傷。在寡婦研究中，Parkes最初認為哀傷後與死者的交流是無益的，然而在寡婦與亡夫間很容易發現這種連結，其最終以交流為喪親者帶來安慰來解釋，Bowlby也藉由此研究指出Freud的觀點未獲支持。然而精神分析的哀傷觀點仍被普遍運用在個人治療與家族治療中。過去幾年（更晚期），與死者連結的發現，漸漸地促成了理論的修正（Klass & Silverman，1996）。

Freud的哀傷模型來自人與人分離的世界觀，也顯現西方對自主與個體化（individuation）的重視。自主是個體發展的目標，關係的目的是工具性（instrumental）的滿足，當關係目的無法滿足，關係就被切斷。人被認為一次僅能有一種關係，為了新關係必須放棄舊關係。當個人在切斷關係後仍然難以脫離關係，會被認為是心理障礙。這樣的狀態被體現在當代的養父母與養子女的實務中。然而，同時參與一段以上的關係，是人類的普遍經驗（Klass & Silverman，1996）。

人們被教導要靠自己的力量振作，而好的自我感使人們忽略內在對於社群回應（social responsiveness）的需要。喪親之痛可能也反映這種需要，在其他社會中這種支持很自然，但在西方社會中，這被認為是暫時無法自主的「疾病」，是健康功能的暫時中斷。另外，對於依賴型人格或依賴導致的病理性悲傷的描述，讓需要與病理成因產生混淆（Klass & Silverman，1996）。

Klass & Silverman（1996）不認為依賴是不可取的，並且提出喪親者持續依賴的哀傷模型，喪親者構建死者的內在表徵，是正常哀傷的一部分。死者的內在表徵具有互動性，會持續成長與改變。死亡會結束一個生命，但不會結束一段關係，關係仍持續影響喪親者的現在與未來（Klass & Silverman，1996）。

學者們也對死者內在表徵的構築提出各種發現及觀點，例如喪偶者透過夢境，與過世配偶持續積極的關係；不斷演變的死者形象是家庭的支持資源；死者形象的構建是種社會活動；家庭有可能有共同的死者內在表徵，並藉由表徵融入彼此關係；喪子父母表示自己有一部分是專門用來養育死去的孩子的；所收養子女與其親生父母內在表徵的聯繫狀態，將影響其自尊發展（Klass & Silverman，1996）。

Klass & Silverman（1996）提出的模型是關於適應與改變與死者死後關係的過程，適應是一項持續的活動。傳統上會認為喪親的歷程終將結束，然而與其放手，不如強調協商，並且隨著時間重新確認失去的意義。認同（identification）與內攝（introjection）的觀點不足以描述觀察到的現象。認同象徵著我們與還在世或與過世的人的聯繫，而這種聯繫是健康的或病理的，與對象的存歿狀態無關。

Klass & Silverman（1996）將哀傷視為認知與情感的過程，哀傷發生在死者是其中一部分的社會環境中，此過程會以不同方式影響喪親者的餘生。個人和群體都持續在自身及世界的交流中建構意義，包含死亡本身的意義，以及死者對目前生活的意義。

什麼研究方法適合研究哀傷？Klass & Silverman（1996）發現多數與死者持續聯繫的研究普遍會使用質性方法，並認為此非偶然。科學研究往往反映占主導者的世界觀，也就是實證主義科學模型（positivist model of science）—重視分離與獨立，將研究者與受試者分離，基於「客觀性」的不介入。經驗主義（empiricism）認為世界有合理的秩序，可以藉此解釋世界運行的普遍規律，因此外部可觀察現象得以被預測及驗證。然而此主流將忽略像是意識與意義等不可觀察的現象，以及人類的可觀察行為背後隱含的社會與歷史背景。堅持用原因去解釋，會阻止我們去理解人類如何解釋他們的世界（Klass & Silverman，1996）。

行為科學並不會遵守典型的物理學模型，以實證主義方法將難以研究社會科學，也將難以了解人們的社會背景及意義的產生。使用質性研究並不為了驗證假設或證明理論；而是為了記述人們的經歷，以及在經歷中獲取的意義（Klass & Silverman，1996）。

Klass & Silverman（1996）認為哀傷的主導模型是基於對自我本質不充分的假設，以及基於不恰當的研究方法，應該開發更合適的模型來描述人們如何處理哀傷，然而新模型的形狀尚未確定。

參考文獻：

Klass, D., & Silverman, P. R. (1996). Introduction: What’s the problem. Continuing bonds: New understandings of grief, Taylor&Francis, Washing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