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沒有社會學背景，應該也有不少人聽過「第二輪班」（Second Shift）一詞，生動指出職場女性有別於男性，下了班回到家，等著她的還有第二輪班的家務工作。該詞來自Arlie Hochschild的同名書籍，最早出版於1989年，三十年來再版三次，不僅在美國成為社會學界的暢銷書之一，在台灣也廣受好評、讀者擴及一般大眾。我也非常喜歡這本書，作者的文筆極佳，對夫妻之間的家務分工攻防戰刻劃細緻，而在這之後的分析更是精彩，以故事「反轉」的方式揭露底層意識形態，讓我們看見微觀的一言一行背後所映襯的大幅性別策略。
在開始進入討論前，設想一下上個世紀7、80年代的美國是怎樣的氛圍。第二波女性主義正值巔峰，女性走入職場、相關政策改革、社運與民權運動遍地開花。而當受這波風潮洗禮的人們走入家庭，心中平等主義的理想又如何在步調加快的家庭裡停滯不前？
在方法上，作者採自然主義式研究，在經過同意後進到家庭，並嘗試讓自己的存在感降到最低，已盡量不打擾、不出聲的方式觀察夫妻之間的日常互動，誰做晚餐、誰育兒？誰主導什麼領域的家務？另一伴如何表面上採平等主義的配合，同時穩固底層的性別意識形態？在樣本方面，作者與研究助理共訪談了145人，組成為50對夫妻和45位褓姆、托育人員、學校老師、前雙薪家庭的離婚人士等。其中三分之二進行多次訪問，並從50個家庭中挑選出12個能夠作為夫妻互動模式常見範本的家庭進行深度觀察。
整體而言，受訪男性平均38歲、女性31歲。47%育有一位子女、38%兩位、15%三位。訪談家庭多為中產階級，20%為藍領勞工、17%為文書和業務人員、25%為經理和經營者、46%為專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在教育程度上，6%高中學歷以下、31%專科學位、19%文學學士或理學學士、12%一部份研究所教育、32%碩士學歷。在置產方面，2%有房地產、55%準備買房、其餘租房。8%家庭定期請人協助家務、13%偶爾請人幫忙，剩下79%則無。
作者從大型公司員工名冊每13個人發放簡短問卷來接觸夫妻，問卷內容是詢問工作和家庭生活，53%人回覆，並進一步聯繫解釋研究關懷，詢問是否願意進一步訪談。不足的部份，則向受訪對象詢問是否有鄰居或朋友有未滿6歲的孩子且是雙薪家庭願意受訪。訪談都以同樣的問題展開：「你能告訴我，你的一天平常是怎麼過的嗎？」作者發現到女性很自然的提到家務，男性在描述家務時常用「喜歡或不喜歡」，女性則表示為「需要完成或需要去做」的事。
根據訪談，作者將50位丈夫分為三組：分攤家務和育兒組（做了45-55%家務）、家務量中等組（做了30-45%家務）、少做家事組（未滿30%）。有趣的是，傳統型男性有22%分攤組、44%中等組、33%少做組。過度型男性有3%分攤組、10%中等組、87%少做組。平等型男性有70%分攤組、30%中等組。就Gary Becker在《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中的觀點來看，可能會解釋說家務分工與個別薪資高低有關，也就是說，女性薪資較低，故讓男性專心於職場（賺更多錢）、讓女性做比較多家務，這是整體經濟效益考量的結果。然而作者研究結果發現，高所得男性更多為分攤組，而所得高於丈夫的妻子反倒做更多家務，來保障丈夫的「面子」。到這裡，我們得以一窺影響家務分工的因素，並不如表面上看來的那麼「經濟理性」，背後有更多文化和意識型態的交叉，表層與底層意識形態充滿張力，透過作者記錄，我們能夠看到受訪者的話語矛盾、或露餡的用字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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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第二波女性主義的影響，有的人嘗試將「性別平等」內化為自己的價值觀並企圖實踐，有的人卻拒斥與「凶巴巴」的女性主義為伍，並自述甘願被視為擁抱某種已被時代拋下的價傳統價值。對此，作者揭示了理念和實踐上的落差。比如自詡為女性主義者的南茜在分工不成時，用「樓上－樓下」的表面上空間的分工平等來轉化。「樓上」所有一切，包含年幼的兒子喬伊都成為「南茜的」，用自己能夠掌控來解釋，而非必須承擔這些大量家務。期盼成為傳統柔順妻子的卡門，在第一輪班之後雖樂於操持家務，展現其女性氣質，但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他也確實需要丈夫法蘭克的幫助。那該怎麼辦？卡門用我不會、不懂、很笨等理由要求協助，結果是法蘭克在無形中分攤了一半的家務，他縫補衣服、採買、煮飯、付帳單，做了一堆「女性在做的事」。當不斷升遷、高收入的妮娜碰到事業和家務上的衝突，彼得以「情感上感謝太太」的收入對家庭的貢獻來支持太太的事業，看似接受太太在職場上的成就，卻也因為「這樣的接受」而避開了實際的支持：涉入家務，分擔更多家務和育兒。妮娜熱愛工作，但同時也對自己的高收入感到不好意思，覺得彼得是難得能接受的男性，所以自己更應該多做家務（一方面也保住彼得的面子）。結果是蠟燭兩頭燒，妮娜最後辭去了工作。
另外還有許多對夫妻的分析，也都非常精采。那麼回過頭來，到底是什麼影響家務分工？Hochschild提出了「感謝的經濟學」（economy of gratitude）來描述伴侶之間的權力互動。家務分工的衝突不是單純是誰做家事、誰沒做，而是「什麼構成對方送我的『禮物』？」、「我應該對什麼感到『感激』」。這個構成，也關係到另一伴放在「市場行情」中的比較，比如說，比起大部份丈夫（認識的親朋好友），丈夫願意洗碗我應該要感激了，所以妻子也就更願意做其他家務。或是妻子認為自己的高收入能緩解家庭的經濟壓力，是一種禮物，但對丈夫來講卻不見得如此，反倒削弱了自己的男子氣概，對妻子的收入的包容，是妻子應該要感激的。這個「禮物」和「感激」的落差才是衝突的來源，並體現在家務分工上，我沒收到對我而言的「禮物」和「感激」所以要求對方多做家務。我覺得這點非常有趣，Hochschild從傳統理性的經濟學延伸，說明真正那「看不見的手」是「情感」上的禮物和交換，從交換來看，我們可以較清楚其與具體家務分工上的關聯，以及與經濟學上分配概念的聯繫。情感附著在具體的髒碗盤、待洗衣物、孩子待綁的頭髮以及周末該採買的生活用品上，物品和事件也成為性別策略的一環，拉扯我們的行動。
註
- 張正霖譯（2017）。Arilie Hochschild著。第二輪班：那些性別革命尚 未完成的事。群學。(原著出版年1989)
【延伸閱讀】
女體與大眾文化（六）：四波女性主義浪潮
情動轉向（一）：to affect theory
平等與社會（一）：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