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普及：「明治維新」比「戊戌變法」及之後的中國搞得好

推動「明治維新」與「戊戌變法」的維新派都認識到，國家強大的基礎是國民素質。僅僅變革制度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普及教育提高國民素質。

日本的維新人士很早就具備了這一認識。1869年，木戶孝允在給天皇的《振興普通教育實乃當務之急》建議書中就指出：「國家富強的基礎在於人民富強，當平民尚未脫離無識之竟時，王政維新的美名也只能徒有其表而已。對抗世界富強各國之目的也必然難以達到。因此，使平民百姓的知識進步，吸取文明各國進步之規則，逐步振興全國學校廣泛普及教育，則是今日的一大緊急任務」。1870年，福澤諭吉撰寫《勸學篇》，提出「一國之獨立，基於一身之獨立，乃學問之急務。」

這些主張迅速地轉化為國家政策。日本政府在全日本推行全民教育，讓平民也有受教育的機會。1872年，日本中央政府頒佈了「學制」，要求「邑中不得有不學之戶，家中不得有不學之人」，學制頒佈後，日本全國的小學達到了24千所。1879年，又頒佈了《教育令》，規定兒童最低必須接受16個月的義務教育，不久之後，義務教育時間發展到3到4年；推行初等教育，提高國民的識字率和計算能力。連西方國家也認為日本的基礎教育搞得好。

甲午戰爭時期的日本軍隊，已經形成了一支擁有基礎文化的武裝力量。日本軍人無論職位高低，普遍都具有良好的基礎教育。這也是日軍單兵作戰能力和協同作戰都非常高的重要原因。

而中國的維新之士也認識到教育及國民素質的重要性。「戊戌變法」的重要內容就是教育改革。主張廢除八股，將各地書院改建為兼習中西學的新式學堂。並推行普及義務教育。康有為主張，「凡七歲學童，皆必入學，翹課中綴，加罪父母」。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流亡到日本，接觸到大量日本譯介的西方經典，啟發了他深入思考；他隨後陸續寫下了大量文章，對比中西方文化差異，抨擊中國人奴性、旁觀等「劣根性」，提出新時代新國民應有的「德性」。進而將國民教育提高到改造國民性、塑造「新民」的高度。

梁啟超指出：「凡一國強弱興廢，全系國民之智識與能力。而智識、能力之進退增減，全系手國民之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國民之習慣與所信仰。然則欲國家之獨立，不可不謀增進國民之思想，不可不於其所習慣、所信仰者，為之除其舊而布其新」。又說：「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豈非來自民間者耶？……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他的這些思想被稱之為「新民說」。1902年，《新民叢報》開始連載他的這些文章，引起巨大反響。他的「新民說」對後來批判儒家思想的新文化啟蒙運動具有深遠影響。

「戊戌變法」失敗後，其教育改革的政策主張在清末新政中才得到了落實。但中國對教育的重視和投入始終趕不上日本，教育普及程度比日本相差甚遠。然而相同的是，近代中日兩國精英都是從強大國家的目的來主張提高國民素質的，提高國民素質被當成手段而非目的。日本的國民教育要求絕對服從天皇，而中國的啟蒙和教育則鼓吹「愛國主義」。這分別導致日本走向軍國主義和中國建立起國家主義意識形態。

2018年12月18日

江上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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