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寫裡，那個「我」無處不在，但它也處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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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時候我們閱讀歷史類的書時，會感到疏離。這種疏離感是很正常的，但它不完全是由於「事件」距離我們遙遠而無法感同身受，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歷史學家將自我從這樣的書寫裡儘量抹去——即便任何的歷史書寫都帶著歷史學家的主觀性，但讓這個痕跡消失、從中「過濾」出的客觀書寫，也是歷史學家的工作。歷史書寫裡，那個「我」無處不在，但它也處處不在。我沒有想過，我會在這樣的一本書裡，與這個反思相遇：倘若，歷史學家並不在場，那麼，我們如何相信你所述之事為真？倘若歷史學家在場，為何他們要將自己在場的痕跡隱去？

「在這裡，在本書的首章中，我犯了兩個大錯，我違反史學界的默契：敘事必須不偏不倚且超然，必須以第三人稱的角度描述。

承認自己在現場有什麼不對？有個觀念一直困擾著我，一般認為在進行學術寫作時若提到自己，這是一種不專業或過於瑣細的表現，也會讓一個人 的作品充滿贅詞——「我們不會做的事。」這個問題讓我苦惱很久：一個追求可驗證事實的學科，當學者在研究與書寫時，如果從未親臨現場，憑什麼 相信發生的事情為真？」（頁三一）。

你說，總不可能回到好幾百年前的時空，「見證」那裡所發生的事啊？然而，文獻，僅只是歷史之間的其中一樣資料，凱特．布朗延續了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的反思（或反駁），傳統的歷史敘事方法，哈拉維將之稱為「上帝的戲法」，此種仿若客觀、第三人稱敘事的模式，掩蓋寫作者植根於時空的事實（頁三二）。

有鑑於此，布朗將歷史最重要的因素——「地方」提出。亦即，歷史並不是架空於時間裡，它乃是存在於「地方」之事。《惡托邦記》較之傳統的歷史書寫，布朗的主觀性會帶動、影響讀者的閱讀，有時是跟著一起思考，有時是難過、反抗，或者心中會隱著某些微刺感，因此，當你跟著一起進入這些「被抹去之地」、「無名之地」，成為歷史上某種「下落不明」之地時，你也會跟著浮現許多情緒。

不過，由於近年開始出現「災難觀光」（或黑暗觀光）一詞，雖然布朗在自序裡如此自嘲，但此書遠遠超過了淺層的觀光旅遊書——它是非典型、完完全全的歷史書寫，她所深入的有些地方、有些事件你或許知道，譬如車諾比爾，但更多可能是你曾經閱讀過相關歷史斷片，但你從未曾讀過有歷史學家「親臨」之處，譬如，日裔美國人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被美國政府驅離、監禁，將來不及帶走的所有物什，擺放在西雅圖「巴拿馬飯店」地下室——五十年來，絕少有人有機會踏進那個場所；或是哈薩克，最近的國際新聞頭條。或是進入哈薩克第一大城的阿拉木圖，在那裡有一個被流放波蘭裔蘇聯居民屯墾區——光是這個名稱，就足以顯示住在這裡的移民來歷有多麽曲折。他們的祖先是住在烏克蘭的波蘭人，一九三〇年代被流放於此，蘇聯已垮，那麼，這群人是誰？

布朗在臺灣的前一本書是《鈽托邦：失去選擇的幸福與核子競賽下的世界墳場》，追溯的是美蘇核子武器競賽下，用以製造鈽的的人造城市。冷戰已去，但核足跡並未消逝；它們不只留在官方檔案裡，它們也留在當地的土壤、河川、曾經在那裡工作的人們的身體裡。《惡托邦記》裡有不少篇是進入蘇聯、烏克蘭以及哈薩克繼續探究核足跡的紀錄，然而，觸動我極深的應該是布朗站在這些地方，將歷史拉進自己身體裡時的那份勇氣——而那不是死去的、冰冷的歷史，那是一個個還活生生的人，深受這些歷史所傷的人們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