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談中國文化的問題意識（上）

　　本學期閱讀了梁漱溟（1893—1988）的三本著作，分別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下稱《東西》）（1921）、《中國文化要義》（下稱《要義》）（1949）及《人心與人生》（下稱《人心》）（1984）。民國初年是思想繼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後，再一次在極度動盪（內憂外患、軍閥割據）下百花齊放的年代；一個「思想家」的年代。

　　前年（2021）大陸有齣火紅的戲劇《覺醒年代》，描述民初，在歷經「五九國恥」（1915/5/9）後，陳獨秀於上海創立了《新青年》雜誌，提倡「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以救治中國在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此雜誌於1917年隨陳獨秀遷至北大，並於隔年擴大採同人編輯。然而，戲中卻未見當時同在北大（1917－1924）的梁漱溟，不知是梁漱溟未參與，或是其與辜鴻銘、黃侃、劉師培等同為保守派。相同的是，梁漱溟一樣憂國憂民，想為動盪的中國找出路，遂有了《東西》、《要義》及《人心》等探討文化差異、分析中國文化特色及中國人心理學之著作。梁漱溟被譽為「中國最後的儒家」、「當代新儒家」、「中國的脊梁」，其在離開北大後至地方辦學與從事鄉村建設，如同他在《要義》的自序，說自己是一個思想家，同時又是一社會改造運動者。

　　中國從鴉片戰爭失敗的技不如人，到戊戌變法（立憲派）、辛亥革命（革命派）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制度不如人。好不容易建立民國，情況卻未改善，依舊受洋人欺負，百姓照樣吃不飽。《新青年》的新文化派認為，「要想將種種枝葉拋開，直截了當去求最後的根本。所謂根本就是整個的西方文化－是整個文化不相同的問題。......而最根本的就是倫理思想－人生哲學。」故陳獨秀在〈吾人之最後覺悟〉中以種種改革通用不著，現在最根本的在「倫理思想」。對此種根本所在不能改革，則所有改革皆無效用。認為中國不只器物、制度不如人，連道德都不對。然而，不管是主張全盤西化者，或主張東西文化可調和融通為世界文化者，都必須先釐清何謂東西文化的差異？何謂中國文化（思想、道德理念）？等根本問題。

一、東西文化的差異　

　　「文化是什麼東西呢？不過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樣法罷了。生活又是什麼呢？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will)－此所謂「意欲」與叔本華所謂「意欲」（源源不絕的衝動、追求）略相近－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梁漱溟認為，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即西方化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產生了「科學」與「民主」兩大異彩的文化。而文化與文明的區別在於，文化是生活的樣法，文明是生活中的成績品（器皿、政治制度）；即生活中「呆實」的製作品（表象）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樣法是文化。民主與科學是文化開出的文明之果，然而，梁漱溟要探究的是，在西方文明表象背後，是什麼造就東西方文化意欲的不同？

　　梁漱溟提出意欲的三種形式，即人面對事物的基本三態度，分別為：1. 本來的路向，就是奮力取得所要來的東西：設法滿足他的要求；換一句話說就是奮鬥的態度2. 遇到問題不去要求解決，改造局面，就在這種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滿足。3. 遇到問題他就想根本取消這種問題或要求。

　　梁漱溟認為所有人類的生活大約不出這三個路徑樣法：1. 向前面要求。2. 對於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3. 轉身向後去要求。即對應後續在《人心》提及的人生三大性質不同的問題：1. 人對物的問題。2. 人對人的問題。3. 人對自己生命的問題。

　　梁漱溟分析，原來西方人的生活，當古希臘羅馬時代可以說是走「第一條路向」，到中世紀一千多年則轉入「第三條路向」，比及「文藝復興」乃又明白確定的歸到第一條路上來，繼續前人未盡之功，於是產生西洋近代之文明。其撇棄第三條路而取第一條路是經過批評判斷的心理（理智）而來的。中國及印度則始終是第二條路與第三條路。最後綜合三者的差異，得出結論：1. 西方生活是直覺運用理智。2. 中國生活是理智運用直覺。3. 印度生活是理智運用限量（感覺）的。然而，何謂直覺？

　　筆者認為，梁漱溟在《東西》中所提及的「直覺」(intuition)有三種，分別為1. 詮釋唯識學的直覺。2.詮釋儒學的直覺。3.柏格森的直覺。以下試論之：

1. 詮釋唯識學的直覺：

　　唯識學的知識論的三種作用；即現量（感覺）、比量（理智）、非量（直覺）。直覺為其中之一，該直覺可再細分兩種，一是附於感覺的，一是附於理智的。其與現量、比量的關係為，現量（受）、比量（想）二心所對於「意味」的認識就是直覺；即直覺所認識的是一種「意味」精神、趨勢或傾向。繪畫自身無所謂美，所有美、妙等意味都由人的直覺所添。「這種意味，既不同乎呆靜之感覺，且亦異乎固定之概念，實一種活形勢也。」，意味非固定的，而是活的、流動的。而三者的關係在於，任何知識皆含有此三種作用，僅是輕重、程度有別；三者是整體的，不可切分獨立存在的。

2. 詮釋儒學的直覺：

　　至《要義》時梁漱溟已不談直覺，而是談理性，理性並不等於直覺，而是包含直覺；理智與理性為心思作用的兩面，前者主「知」，後者主「仁」（實踐）。同《東西》提到的：「孔子的直覺生活時以理智為先，其理智之運用仍由直覺為之主。」、「此敏說的直覺，就是孔子所謂仁。」然而，又說「仁就是本能、情感、直覺。」、「只有理性是主人，理智、本能、習慣皆工具。」理性即是心，理智即是物；理性（心）靠禮樂（物）涵養。理性即追求和諧之點、清明安和之心、無所為、無所私的狀態。

3. 柏格森的直觀：（為方便討論，區分柏格森的直覺為直觀）

　　柏格森將人分為本能、智能、直觀。根據東海哲學系潘怡帆老師〈在行動中進化：柏格森哲學的直觀〉中的研究，智能與直覺的差異在於，智能不理解生命（非流動的）、反覆「相同產生相同」（如：科學實驗）、肯定的（確定的）；直觀則是流動的、不可預測的、否定的（不確定的）。兩者的關係為，行動（直觀）先於智能。對柏格森來說：「從直觀我們可以過渡到分析（智能），但卻無法從分析（智能）過渡到直觀。」說明了直觀與智能的先後順序，即直觀引領智能的優先地位，且直觀具備連接本能與智能的能力，故本能、智能、直觀三者個關係為差異地自顯與交會。如柏格森哲學之目的，在於「調和、或減輕二元論的困難。」

　　與柏格森的直觀相較，唯識學的直覺相同的是，現量（感覺）、比量（理智）、非量（直覺）同樣三者共同作用，不可切分，且直覺同樣是流動的。差異的是，柏格森的直觀只有一種，而唯識學的直覺則有兩種，且柏格森的直觀是獨立作用的，唯識學的直覺需依附在感覺或理智上才可作用。

　　另與柏格森的直觀相較，儒學的直覺則是根本上的不同；其直覺僅是理性的一部分，理性的範圍甚至包含本能與直觀。然而，儒學的直覺的內在矛盾在於，直覺若是仁，為何仁又包含直覺？而理智與理性若為心思作用的兩面，為何又有心物、主從之分？又，若說理智為向外追求物質而產生的慾望、利益（有為），理性則為向內追求安（無為），直觀先於智能的行動如何在理性內作用？如何既流動的、不可預測的、否定的（不確定的）又追求和諧之點？且直觀與智能無作用內外之分。

　　梁漱溟在《東西》說明柏格森的意思時提到：「要認識本體非感覺理智所能辦，必方生活的直覺才行，直覺時即生活時，渾融為一個，沒有主客觀的，可以稱絕對。直覺所得自不能不用語音文字表出來，然一納入理智的形式即全不對，所以講形而上學要用流動的觀念，不要用明晰固定的概念。」由此可看出，梁漱溟有抓到柏格森對智能（理智）與直觀的區分，智能是可思的（語言化、概念化）、非流動的；直觀則是如同時間、生命般綿延流動的，如同赫拉克利特所說的「流變」(Becoming)。然而，或許是當初對柏格森的研究尚未透徹，更根本的差異在於，唯識學、儒學、柏格森哲學三者的問題意識有所不同所致。

　　柏格森哲學的核心問題在於「調和、或減輕二元論的困難。」然而，唯識學否定客觀存在的立場，似未有二元論的問題，因為一切皆是主觀存在。儒學則講求「天人合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重視人與人的關係、「無對」（內在自覺而外無所為），即倫理（仁）的實踐，而非人與物的二元論（有對），或人如何創造進化的問題。故從三者對直覺此認識方法的歧異，反應彼此問題意識的不同，背後體現的即是對文化生活、人生態度的差異。

2023/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