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專訪｜推開石門，為的是作回一顆雞蛋──專訪《石門》導演黃驥與大塚龍治

《石門》電影劇照／傳影互動

「這是一個夢嗎？我覺得它是一個夢，但是感受一下它的重量，它很重，在提醒我這不是夢。我的爸爸是一個喜歡寫詩的老中醫，他在《石門》的海報寫了一句話：『石門打開，裡面有金。』那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寫那句話，我現在知道了，石門打開之後，裡面是金馬。我們鼓起勇氣，堆開了石門，而後面是金馬。我們推開了石門，去到了一個更寬闊、廣闊的世界，可以策馬奔騰，所以特別謝謝金馬獎。」

距離《石門》於第 60 屆金馬影展以黑馬之姿，奪下「最佳劇情片」大獎，迄今已過了四個月。一夜激情後，釀電影編輯室以「電影作為關照世界的方式」一文作結，但那天夜晚我在頒獎後台，獲悉《石門》得獎時的激動心情，仍然在幾個月過後、再次與導演二人見面時，翻湧而起。

我問黃驥和大塚，得獎之後的生活與創作有沒有變得更順遂？他倆互看許久，才由黃驥先開了頭。她臉上的神情依舊如得獎那夜般，眉宇神色間盡是驚訝，可她的第一句話，卻是冷靜地先從頭定義起問題本身：這個問題，必須從自我和他者的角度來看待。

「因為金馬獎在亞洲地區有絕對的影響力，《石門》獲獎之後，有一些原本抱持不同評價的人改變了他們的想法，這是有了金馬加持，才能產生的質變；而作為一個創作者，我依然沒有過多的細想，至今的感受仍然是一樣的，有些欣喜，不過更多的是難以置信。」

「當然我們很喜歡自己的作品。」大塚在一旁補充說道。《石門》就像是班上特別安靜，可能還有些邊緣的孩子，突然被打上了一道受矚目的聚光燈。

從《雞蛋和石頭》、《笨鳥》再到《石門》，由黃驥和大塚龍治共同創作的「女性三部曲」以不同於主流電影的敘事方式，在極高濃度的留白與碎片式的剪接方式裡，傳遞著女性生命處境本質上的逼仄與晦澀。他們意圖讓觀眾身在電影院裡、心在漫長的故事裡，用電影極長的時間，使戲外的我們能和影中人共同感受苦厄：包括身體的痛感，心靈的痛感。

電影是人類拓寬生命經驗的方式。

就像「女性三部曲」在一開始是以低視角的俯瞰鏡頭拍攝角色，但隨著作品繼續延伸，大塚的攝影機逐漸地變成「一個人在看一個人」的平視角度，那也是電影為一個人帶來的改變。

在新作《石門》，大塚多以全景畫面拍攝，隨著時間的流動、空間的改變，逐步讓觀眾與影中人的體感同步。「當電影時間拉長、但敘事上又有許多留白時，觀眾不可能一直關注在演員身上，你可能會注意紅貴的表情，但同時也會留意到周遭的景物變化，觀眾有了自己的觀察與想像，才能產生獨特的觀影經驗。」大塚想將看與不看的權力交給觀眾，無論是看見零工經濟的社會現象，看見留守兒童的社會問題，看見女生懷胎所面臨的壓力，甚至是令人坐立難安的、難熬的觀影體驗，這都是他們希望讓觀眾自行感受的。

因此，作為記錄者的他，明白自己不應該有過多的憐憫與惋惜，而是要平等地、直勾勾地，看著一個人無論痛苦與否的感受，這或許才是電影作為「紀錄」的真諦。

黃驥和大塚花了十年的時間拍女生的痛，同時也為飾演三部曲主角的演員姚紅貴留下了珍貴的紀錄，但他們卻說這一切都是沒有計劃的，其實一開始根本沒有想過三部片要用同一個演員。

2012 年，他們回到湖南老家拍攝《雞蛋和石頭》，當時連演員都沒找到，二人就在老家的小學、初中附近悠晃，觀察放學後的孩子，期間也進到學校訪問作為留守兒童的學生的生命經驗，遂找到了當時不過 13 歲的紅貴。

他們很快地決定要一起拍電影。可是沒有演戲經驗的紅貴，根本沒有任何技巧可以依循。原本預計一個月就能殺青的片期，在拍攝過程中不斷延長，面對沒有經驗的素人演員，黃驥和大塚決定等待。

「關於角色所招致的生命苦難，我們不可能跟紅貴說得太明白，而且性暴力後所產生的生理、心理的痛楚也是很難用言語表達的，甚至我們根本找不到任何適當的措辭去『指導』一個孩子來演繹倖存後的身心狀態。」

長達三個月的拍攝期，他們和紅貴一起住在片中的家景，每一次拍攝就只是把想拍的內容告訴紅貴，接著等上個二、三天，偶爾需要更長的時間也無妨，黃驥和大塚唯一做的就是等待，等紅貴嘗試以生命自身的理解，給出身體的回應。

這樣特殊的拍攝方式，是他們始料未及的，也是透過長期與紅貴的相處，他們才發現：如果真的想捕捉到他們心裡的真實，就必須要用更多的時間去記錄真實──要給演員時間，也要給自己時間，事情才會慢慢發酵。

當素人演員成了電影裡的角色，看著紅貴走上了自己曾經遭遇過的經驗，黃驥才發現，曾經的自己是在受了傷之後，做不成雞蛋，因此成了一顆頑石。

「我經常覺得小女生的心就如雞蛋一般，它有可能孵化成一隻美麗的、溫柔的小雞，也有可能變成一顆硬得敲不開的心，一切端看她在來到這個世界後，遇見了什麼樣的人，經歷了什麼樣的事物。」一個人的改變和青春期的成長經驗有著密切的關係，但黃驥卻說，或許變成一顆石頭也很好，當生命的硬度變強了，或許才能繼續抵抗不堪的世界。她將雞蛋和石頭視作生命裡可以流動的選擇，同時，也期待自己能夠在難以撼動的階級社會裡，還擁有選擇的權利。

2017 年，黃驥與大塚籌拍第二部劇情長片《笨鳥》，再次回到中國南方的小鎮拍留守兒童，循著過往的方式，他們在拍攝地附近找了很多孩子來試戲，卻一直激盪不出靈光，遂決定再找紅貴回來「演演看」。過了五年，紅貴從初中升上高中，原本以為步入十七、八歲會有巨大的改變，沒想到當初在她身上所感受到的、生命裡的天真和韌性，絲毫沒有被年紀影響。

他們決定繼續保持著雞蛋和石頭的拍攝模式，讓攝影機跟著演員走，讓劇本跟著演員走，這樣的有機與手工感，正如《笨鳥》紀錄的是一個女生努力地想飛，卻飛得笨拙，可也是面對影像的真誠與樸拙，才讓他們的作品真的捕捉到了現實與魔幻交會的靈光。

「如果可以遇到一個好演員，是身為導演最幸運的事，紅貴身上最美的就是她的獨立，甚至可以說是特立獨行。」就此，他們在心中暗自決定，未來的作品都必須有紅貴。

新作《石門》，便是沿著前作《笨鳥》的主角林森繼續拍下去。「石門是女生身體與生育相關的穴位，同時也暗示著女生在生活中經常會遇見的阻礙，就像是一道道厚重的大門，就算妳拼命想推開，可能也終究徒勞。」石門同時是生理上的痛楚，也是社會性的枷鎖，為了真實傳遞生理與心理的變化，他們以懷胎到順產的十個月為拍攝週期，記錄下身體與心靈的痛感，是如何交雜影響，使得一個人的心停止流動，成為一座打不開的石門。

當時《石門》在金馬影展的放映，確實挑戰了許多觀眾的觀影經驗。對此，黃驥仍清淡地說：「當人在面對超過自己經驗之外的東西時，通常都會抗拒去理解，畢竟那就是在自身認知經驗之外的、不舒服的感受。況且，世界上本來就有將近一半以上的人，是不曾感受過女生所經歷的這些社會性／非社會性的痛感。」黃驥不卑不亢地回應了從電影放映後招致的評價，後來，她更給了我一個意料之外的答案：比較理想的思考，是不喜歡的觀眾或許會因此更記住這部片。

「電影看完之後，觀眾會發覺自己周遭都有類似經驗的女生，即使我們身處在不同的國家，甚至成長於不同年代，但相隔了十年、二十年，類似的問題仍然層出不窮地、大規模地發生著。」

從《雞蛋和石頭》拍到《石門》，黃驥和大塚極力避免對女生進行第二次的剝削，因此，在聽完無數留守兒童或不同階段女性各自的生命經驗之後，他們在所有人的故事裡找到共性，創作出作品裡的新角色──紅貴與林森的故事，不全然出自哪個特定的人物原型，但我們總能於其中看見自己的影子。

因為擁有對生命的叩問，黃驥和大塚在每一次創作的過程，都會回頭梳理、解答自己最一開始想要拍作品的理由；每一次的拍攝，黃驥都是負責田調，大塚則在一旁陪伴，等待所有人都準備好的時候，才走進這群女生的密隱心靈，沈默、溫柔地紀錄。因此，每一部作品都是他們的孩子，是他們抱著對世界無數的質問，幾經打磨，歷經長時間的來回詰問，逐漸辨明出來的，不一定是解方，但或許可以成為一種關照世界的方式。

得獎照提供／台北金馬執行委員會
劇照提供／ifilm 傳影互動
責任編輯／張硯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