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於 2024/11/12閱讀時間約 8 分鐘

集體的精神內耗│撒旦的情與慾 Antichrist (2009)

本篇影論重點:
這是部厭女電影嗎?
如何以符號解讀本片?
為什麼性在本片中這麼重要?
拉斯·馮·提爾為何以本片題獻塔可夫斯基?

不確定除了成為恐怖題材外,現代人對於撒旦、魔鬼還有多少敬畏。遠早於羅柏·艾格斯(Robert Eggers)<女巫 The VVitch, 2015>、<燈塔 The Lighthouse, 2019>帶有宗教神祕氣息、超自然力量的作品,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才是這類主題硬核的創作者,他的電影像在虐待演員、沒在討好觀眾,觀影的痛苦過程是場精神修煉,媒體說他自大、厭女、憎恨人類,但我情願相信他是刻意把對未知事物的揣想搬上銀幕,就他的執著來看,那些在我們之外的,其實滲透骨血、混亂腦髓,人類不必知覺、不必在乎,只要祂/牠知覺你、在乎你就已足夠。

符號,是拉斯·馮·提爾電影裡的標配,透過符號的異化質疑約定俗成、習以為常的文化的正當性,各種符號是如此顯而易見,幾乎人人都能說上幾句,因此在多重解讀、誤讀下,拉斯·馮·提爾注定充滿了爭議。

像是<撒旦的情與慾 Antichrist , 2009>的維基條目上寫著:「劇情暗示了女人本質便是罪惡,男人則是女人的『基督』……女主角夏洛特·甘斯柏格(Charlotte Gainsbourg)憑此片在坎城影展封后,也因為本片反女性意象濃厚,坎城評審團特別頒給此片『反獎項』(anti-award)……」,劇情中,女人的瘋魔理當算不上「暗示」了,但男人想要「治癒」女人的意圖完全沒有傳統意義下「基督化」(赦免、犧牲、苦民所苦)的塑造,所以就這麼容易接受直觀的二元對立反倒變得可疑,像是正中下懷似的讓主流媒體得以炒起政治正確、意識型態之爭,刻意忽略非黑即白的價值觀自身的破綻。

首先,剛學會步行還顫顫巍巍的嬰孩─這個片中最接近純潔無瑕的意象─開場沒多久就因(父母的)性而死亡,與聖經中夏娃被逐出伊甸園受的詛咒:「我必多多加增妳懷胎的苦楚;妳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形成顛倒,嬰孩的死斷絕了傳宗接代的意義,作為「懲罰」的性,卻同時也能是純粹、放縱的歡愉,藉由這個死亡也才開啟一連串男人、女人精神辯證的衝突。

兩人經歷不同的悲傷過程,唯有女人的悲傷被視為不正常的,而「必須」幫助妻子度過難關的丈夫,表現出男人的「正常」必須建立在他人(通常是女人)的「不正常」之上;身為心理治療師的男人、瀕臨崩潰的女人,在二元性別又堆疊上理性/感性、精神/肉體的對立,女人為了暫時逃避沈重的哀傷不時以性分散注意力,另方面也是透過肉體接觸想突破男人智性的高牆,女人直接訴諸感官、體感的追問是:你怎麼可以就此「好了」而不再悲傷?在高潮之後的空虛失落,可曾讓你稍微能同理我的感傷?

女人承受的正是一股基於本性的切身之痛,一旦把理性/感性、男人/女人看成對立,也代表我們將精神和肉體分離,性也就只是性,沒有複雜的情感在其中,女人才會不斷對男人的「愛」提出懷疑,更是男人始終無法「治好」女人的原因─他們從不在同個水平上看待事物。

當兩人前往女人曾經寫論文的森林小屋─伊甸(一個明喻),女人找到所有感官的連結─大自然一切的生命─會低訴、會哭泣,有生、有死,她的敏銳感受到腳被土地灼傷,男人的否認(不知覺)是已鈍化了所有感官,改以人類思維為一切認知的核心、主宰,當女人不順應「必須直面所有害怕之物」的指令而逃開,留下男人目睹一隻母鹿垂掛生產到一半的小鹿,這是給男人的第一個具象啟示,像就是多疑的多馬必須眼見才能相信基督復活一樣,以此連結女人生之痛苦、連結到與伊甸(人類的原始設定)相關的一切,然而此時,男人仍不明白。

與其說伊甸「催化」了女人的恐懼,實際上是被「文明」馴化的人類,對「自然」產生了恐懼。男人指導女人要與恐懼的事物「融為一體」,但男人卻是高高在上的,當他睡醒發現自己的手沾滿橡子像極了癤子,他害怕地揮掉、拔除,在耐性快被女人的「不受教」磨光,他更加仰賴邏輯的判斷:發現女人被論文主題「女性滅殺」影響,甚至孩子可能受到精神不穩定的妻子不當照料,他與女人當面對質,女人居然說出「女人是邪惡的」、「大自然是撒旦的教堂」,集政治正確於一身的男人斥責了她的想法─這段也是本片中拉斯·馮·提爾被判定厭女的原因吧─卻未曾意識我們早在心中已隱隱預設「這女人有問題」,她的「不當言論」只是說出了我們心中所想,我們和片中的男人一樣,需要邏輯、需要歸咎、需要答案、需要真理,而「女人」總是那個顯而易見的答案。

男人看見的第二個異象:嚎叫的狐狸彷彿說出人語「混亂當道」,這不是斥責而是揭示,揭示人類集體信仰純善、公義本身就是一種「混亂」,反倒是被視為混亂的自然才是唯一的真理,人類的驕傲高到無視於自己同屬自然之物,既可能是「聖靈的殿」為何不能是「撒旦的教堂」,沒有誰能自絕於外;就當女人和男人說「我好了」、「你治好了我」,男人卻拒絕接受女人就這麼「正常」了,而必須是由自己判定、診斷「妳可以正常」、「終於正常」,這引爆了女人服膺男性所代表的主流意識宰制(此不再單純指性別的對立)的終極不滿,她暴烈的反動不過是剛好而已(此並非指角色之間的暴力行為),但對男性而言更是作實了妖魔化的設想,仍舊沒有任何自省。

到了電影第三章,男人躲避殘虐的女人,拖著廢掉的腿藏身狐狸洞,竟在洞內「挖出」哇哇亂叫的烏鴉,他不假思索拿起石塊砸死烏鴉也於事無補,女人抄起鏟子「挖出」地洞的男人,在短短幾分鐘之內烏鴉和男人就像一場輪迴,也頗有聖經中門徒在墓地尋找耶穌時,天使問他們:「為何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的興味。

女人將男人拖回小屋,拿起他的手愛撫自己的下體,卻再也無法靠著他者掩蓋本體洶湧的悲傷,至此,女人徹底絕望,不再冀望愛、理解、承諾、信仰,其後的自殘則是多數評論給出厭女的第二個「證據」,這個閹割的意象,卻是極端地以自己造成的痛苦凌駕外界、他者的暴力,象徵女人主動斷絕了宗教(文化發展出的)施加的原生、性惡的控訴。

趁著女人疼痛昏厥,男人掙脫了被女人拴著的枷鎖,奮力掐死了女人、逃出生天。在這個過程中,他始終對抗的是自我「之外」的邪惡,沒有改變的是他受難的形象、理性的觀點,改變的是他開始看見原本不能看見的事物:長久以來多少假真理之名被殘殺的女人們。在電影結束之後,真正的問題不是厭女與否,而是我們(男人)是否依然假裝看不見?

拉斯·馮·提爾將本片題獻給俄國名導塔可夫斯基(Andrey Tarkovskiy),除了塔導的作品帶有濃厚的宗教性以外,讓我想起曾看過南京大學出版社《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訪談錄》中一篇<象徵主義的敵人>他與女記者伊雷娜·布熱日納1984年的訪談內容,糾結在女性身分的記者和塔導的觀點並不在同一個理解上,後者對人性關注的敏銳纖細是超乎當下女性主義或男性主義的爭論,而就是回到上帝創造兩性的原點,「人」如何發揮原始設定中的那份獨特;或許對拉斯·馮·提爾來說也是這樣,去尋找「人」與「自然/上帝」之間的源頭更有意義,但人類總是將所有力氣耗在自身創造的群體間的壓迫、抗爭上,一如階級和性別,在<撒旦的情與慾>中的男人、女人,不是單一角色而是男人們、女人們,甚至無關性別,而是任何主流觀點絕對強勢與弱勢的雙方,本片直指在社會集體的精神內耗下,人將無法對生、死的意義問對問題,也將無法理解超越自我的奧祕。

同場加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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