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時候,我其實滿喜歡寫報告的。課程的老師多半也比較寬容,可以接受我寫的一些思維比較跳躍的內容。當時我感覺那種生活很不錯,我可以研究各式各樣感興趣的事情,將它們寫出來,也曾希望自己能往那條路持續走下去,所以念了研究所。
然而,在寫碩士論文的那段時間,我愈加明白學術寫作並不是我真正的興趣所在。學術寫作有許多需要注意的眉眉角角。引用、格式、標題層級等等就不說了,還需要一定程度地考慮處理的題目的「重要性」、「貢獻度」,以及「學界的其他人是否能讀得懂」。
雖然不至於到說要把每個人變成「知識工廠生產線」上的一環,學者還是有一定的自由度和發揮創造力的地方。但這個面向仍舊清晰可見,學術活動終究還是要求你成為巨大機械中的一顆螺絲釘,去處理那些從學術傳統看起來更有價值的事情。
一些你確實在每一天裡面思考的問題、看見的事例、關注的現象,鮮少能成為學術文章中討論的內容。學術寫作是一種一般意義下的工作,被認為與生活分開。理論與實踐因此會存在一道鴻溝,有時你甚至能看到一些教授的行為和他在學術上的表態並不完全吻合。其實各種領域都是這樣,但當情況發生在人文社會學科時,給人的感覺特別違和。
在最早版本論文草稿的尾段,我把小野二郎「壽司匠人」的實踐、柯比布萊恩「清晨四點」的洛杉磯都寫進去,試圖去說明大師技藝與「實踐日常化」之間的關係。之後,以LNG的六嘆為例,描繪出一種在「職業」尚且不存在時就進行的--以自己的興趣為核心的生活經營,如何讓一個人在時代轉變之際就非預期地已然成為專家。
這些內容在最後的論文成品中都沒有出現。雖然我還是在論述中著重強調了作為完整而獨特的個人,「我們的每個行動都不會只是無意義的身體動作、也不會只是心智表徵在世界中的投影」,但那對我而言相當重要且有突破性的觀點--「人是以成為『自己的專家』為方向往未來生活」,則只被點到為止地描繪為每個人「自己的風格」而消散於文章之中。
我並不討厭我的論文。和許多壞壞的政治人物不同,我的論文是我自己寫的。裡面的內容仍舊是我研究的成果和我想要表述的觀點。不過,它肯定不是最符合我興趣的東西。我沒辦法讓它變得更好玩、更活潑、沒辦法把盡可能多我重視與喜歡的東西--如同小島秀夫經常在他的遊戲裡面做的那樣--通通塞進去。
在某一次和教授的meeting中,我們聊到了我想要做非學術的哲學寫作。教授以為我想做的是像「沃草烙哲學」或「哲學哲學雞蛋糕」,但我心裡想的是卡謬、羅蘭巴特、尼采和杜斯妥也夫斯基。
我沒說出口,因為聽起來志向有點「太遠大了」不是嗎?但我其實仍是朝此方向在籌備我自己,如果說我可以去認為自己的人生有某個可被指出來的「方向」的話。
也許某一天我能成為足夠多人覺得不錯的寫作者,以至於寫作能成為支持我生活所需的職業主軸,也或許不會。但我已經在寫我想寫的東西了,並且你在這裡閱讀著。這總是一個值得高興的事,縱使生命還有其他事情是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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