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歷史作品對一個社會來說具有怎樣的象徵意義?有的人或許會認為在某個時代當紅的歷史作品或論述即代表著那個時代社會上所有人對其的絕對認可，又或者也有人認為歷史作品之所以呈現在我們當下所能接觸到或看到的那樣全都是由某個支配著當代的巨大權力正在運作的關係。不論是哪一種觀點，都可以說是部分得符合歷史與其所處社會之間的關係，但是，正如我們所認知的社會往往也是由我們透過主觀認知與實踐去串連起來的一系列具有意義的認知實體，歷史本身也不過是其創作者與認知者們透過一系列具有意義的認知和實踐所形塑出來的。(也因此，某些歷史作品的創作意義超過了某些讀者的認知範圍的話就會失去任何積極的意義而徒留文本的存在而已。)
我們以法國歷史學家費南德‧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的作品《飛利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為例，這部著作誕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是布勞岱爾歷經德國戰俘營的精力後所寫下的經典作品。對布勞岱爾來說這部作品是他在戰爭期間往返於地中海各地後所得到的深刻體悟，他發覺對歐洲人來說地中海沿岸的人類經濟與政治活動是由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超巨大文化社會實體，這一實體主宰的歐洲過往所有歷史事件的發展基調。從這部作品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布羅岱爾作為一為成長於世界大戰以前的老歐洲人，他所關切的歷史敘事不在於國族主義敘事或者全球史的敘事，而是在歐洲人做為一個歷史集體的過往，他認為這是被民族國家所撕裂的歐洲人們所遺忘的。
布勞岱爾在他寫作《地中海》的時代並不是當時法國社會或者整個歐洲知識圈都流行他那樣的觀點，在他之前不僅有德國史家奧斯華德‧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以抽象的文明精神史著稱的《西方之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大為流行，同一時期也有阿諾德‧湯恩比(Arnold Toynbee)以全球為單位所著成的諸文化、文明的大作《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稱霸於當時的歷史學界，其他傳統的政治外交史或英雄史詩傳記等等的作品更是在學院內外都難以撼動。布勞岱爾面對當時流行的歷史觀點或是學術權威典範並沒有因此屈從於哪一種已經流行或者被肯定的觀點，而是很自然的將自己所觀察到的現實化作考察歷史的模型而形諸於筆墨文字當中，正是因為對布勞岱爾來說社會就只是「那個樣子」，而他不過是把社會的「那個樣子」給呈現出來，而事後確實也引起了當時其他人們的共鳴並成為西方史學的經典之一。所以，歷史並非是一個社會過去的濃縮版本，而是史家與認可其觀點的讀者們所以看到或認為合理的社會現實之一，這群人可能佔社會的絕大部分，但也可能只是屈指可數的幾個人，但不論如何他們對於這套歷史敘事的看法視同是真理，這樣的真理觀不論後世如何去形塑其權威或全盤否認，都無阻於這群人在當下的認識，也正因為如此，歷史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往往是相對的並且須由主體加以認定和詮釋。布勞岱爾的歷史著作或許對當時的法國或者歐洲知識份子來說具有振聾發聵的認同感，但傳到中文學界或者台灣主流史學界後就僅僅只剩下學術權威上的意義以及方法論的意義，中文讀者或者是身處在當代亞洲在看了布勞岱爾的文字敘述之後或許很難有貼近現實的共鳴，也很難跟現今的歐洲史學有所對話。但這並不代表布勞岱爾的作品失敗或著沒有抓住某種超越文化與古今認知的「客觀性」(對人類的創造物來說幾乎不存在)，而是如同世界上有者形形色色的人們同時也就有著形形色色的觀點，這些觀點會隨著時間變遷而改變其影響力，但對於「相信」這一觀點的人們來說那個當下的認知即是真理，一部歷史是否足以代表一個社會也都是由特定觀察者去加以關聯和詮釋，而這樣的行為在絕對客觀(比如某種上帝視角)的情況下並不能去評判正確與否，只能交由未來的人們再去評判與關聯，我們所要做的就只是種好自己眼前的花園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