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等教育各科目裡，「國文科」大概是最常引發爭議，或者說相關爭議最常透過各式傳媒而廣為一般大眾所知的；這是國文科涉及個人，乃至群體、國家認知與定位的緣故。本次爭議在教育制度面已經討論得很清楚。以是否收錄個別文章來批評概括式的課程綱要，是牛頭不對馬嘴。至於「去中國化」議題，牽扯當下政治糾葛，況且中華文化茲事體大，並非本文所能處理，亦無意泛泛而論。筆者想聚焦文化一端，從個人及群體層面，特別是就施教者一方來談恐怕仍禁錮著一定數量中等教育國文教師的「心牢」，亦即「師嚴道尊」的意識形態幽靈。
筆者並不是要全盤否定「師嚴道尊」。然而從此次爭議可見，不管是為人「師」者的自我暨群體定位，或是兼含人格養成與知識內涵的「道」，都仍須意識形態除魅。筆者不擬驟然援引現代教育概念。這麼做太顯涇渭分明，不利相異主張的對話。相反，以下將汲取較晚近的文言文思想資源，來衝決膠固的心理牢籠。
清代學者俞正燮〈嚴父母義〉以「嚴」字的定義貫串親子與師生倫理，正適合為除魅後的「師嚴」定調：「《表記》云，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此漢儒失言……由誤以古言嚴父為父自嚴惡，不知古人言嚴皆謂敬之，《易》與《孝經》皆然。《學記》云，嚴師為難，師嚴而後道尊。亦言弟子敬之。」換句話說，「師嚴」之「嚴」，並不是嚴厲或威嚴，而是能得受教者尊敬。在現代師生情境，尤其是在中學教育階段，這種尊敬，也許更多是藉由人與人相處的點點滴滴昇華而來，而非受教師所象徵的知識所感召。以所謂「管教權」有無來慨歎師嚴淪喪，不僅與時代齟齬，更可能自始就是對師者定位的誤認，以為若不借助管教來鞏固尊卑位階，便無尊嚴可言。進一步說，現代師生是一種類平等關係。說是「類」，是因為在傳遞知識的前提下，教師與學生在教育體制安排與實際操作上，都不可能達致權力的均等。但這與強調懲戒意涵的管教並不相當。再者，同時強調「平等」，表示教育不僅是單向「傳授」（impart），更是雙向「折衝」（negotiate）。而如果從negotiate的各層意思來理解，就會明白「折衝」是雙方各有權利，也各須讓步，最重要的是一起成就彼此都投入心力的大事，在這裡當然是指「教育」本身。須強調的是，由於權力並不均等，所以在權利的讓渡上，自然較著重於教師，這也是為什麼現代中學教師容易感覺喪失尊嚴，進而對本就是誤認的管教權產生懷舊感，甚至擴大為去中國化。
確立師生關係應回歸人際相處而非上對下的管教，有利於辨明接下來要討論的「道」，因為無論是從人格養成或知識內涵來看，「道」都不能脫離「人」這個基本要素。劉繼莊《廣陽雜記》提到一般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塞川使之不流，無怪具決裂潰敗也。」周作人讀劉繼莊，說「此論極為明通」。而楊牧評價周作人，同樣讚賞周氏「思想朗亮進步」。筆者徵引劉繼莊，用意於是不在標舉俗文學的價值，而是著眼「明通」、「朗亮」，凸顯道本人情的重要。
此次文言文爭議的焦點文本是顧炎武的〈廉恥〉。從道本人情的角度看，中等教育國文教材顯然可以有更好的選擇，不必動輒拿「文以載道」的思維來框限學子。文章中根基於效忠一家一姓，並且以天朝相對於蠻夷的士大夫廉恥觀，除了本身就有意識型態渣滓需要清理，與現代中學生的生活經驗與情感認知也差距太大，說不定還會產生完全無關的解讀。即以文中所引《顏氏家訓》非議學習異族語言、樂器以干祿一節來說，便與全球化時代格格不入。現代學生會感同身受的地方，或許反而是學英文很討厭，和有恥無恥一點關係也沒有。相比之下，《顏氏家訓》有一段談「降誕」的習俗有意思多了：「近代風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會。」過生日吃吃喝喝，親子同歡，到底比較貼近中學生經驗，雖說該段接著談父母離世就不過生日，對正值青春的中學生而言或者又太沉重，也太遙遠了，較適合哀樂中年。
而就人格養成的層次來討論「道」，則重點無疑是生活教育，以順性引導的方式，「因其勢而利導之」。將閱讀（何況僅止單一文本）等同於落實抽象堂皇的概念，太過不切實際。等而下之則是考試導向，上下交相賊，只不過讓師生自我感覺良好而已。老師以為學生心悅誠服，其實只是準備考試。等考試結束，那些背誦得似乎自己真相信也真能做到的詞彙，就可以放心遺忘了。
要言之，「師」與「道」皆須以人之常情為基礎。對老師的尊敬，是出於日常相處的好感，不是懲戒所助長的奴性；吸收知識、自我養成，從順應人性著手，一來事半功倍，二來也不至於淪為嘴上存天理、去人欲，實際卻悖理縱慾。有了穩固的人情根基，也才真能達到合宜的「師嚴道尊」。
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初稿，十二月十日修訂於嘉義鵲枝寫譯樓
以筆名「魯育人」發表於「獨立評論@天下」網站 (2023.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