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的討論才算充分？關於民主缺乏效率的迷思〉2024-05-24
先前，我們提到，透過利益團體的要求和影響力、以及代議士在議會中的辯論，民主被認為存在的幾個固有缺點如：「不夠專業」、「選民是自私的」和「對公共政策的結果不在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但當我們談及審議式民主需要「充足討論」時，另一個經常被提及的觀點是：民主缺乏效率。
的確，從表面上來說，獨裁政權只要一個人下令，底下馬上就必須執行，在效率上遠勝於民主，但實際落實起來卻不是這樣。這個原因說起來也很簡單，雖然獨裁好像一聲令下就能要求全國改變制度，但還不用說會不會產生民怨，行政體系通常也無法說改就改。
同時，如果缺乏足夠的討論，一個再怎麼樣聰慧的「明君」也不可能不犯錯，總是會遇到制度修改後問題更大的情況。而這些錯誤的所有責任都在這一個獨裁統治者身上，卻又沒有制度可以懲戒他，全民都被迫在沒有政治參與的狀態下吸收錯誤決策的惡果，宛如那是一場天災一樣。
當我們回過頭去思考利益團體與代議士的時候，我們會進一步理解到，這樣的問題並不取決於那名坐在獨裁者位置上的人是好人還是壞人、有才能還是沒才能，無論他多麼優秀，在一個缺乏民主表達管道的社會，那些與君主生活過於遙遠的生活方式與需求根本進入不了他的思想視野。
在一種極端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設想這一「理想獨裁國家中的明君」參考他國的制度來設計與調整本國制度，但除非他參照的對象是一個民主國家，否則那些重要的、非權力階級生活中遭遇的問題，仍舊無法被他認識到。而到了更加細緻的，關於本國國民獨特的生活經驗與文化生態的問題時，他仍舊會一無所知。
下一步，我們去思考的是一個完全不經討論，只依靠多數決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我們的每一個政策都是由多數人選出的多數民意代表只透過投票來決定。這麼一來，即便我們假定這些人都是善良且足夠聰慧的。結果仍然和上述裡想獨裁國家中的明君沒有顯著差別。因為他們最終能夠設計出來的最好政策，也就是只基於那一群人的生活經驗和價值觀而言最好的政策，其他人的需求仍舊沒有被重視與呈現出來。
然後，下一次選舉。就算不發生重大的政治結構變化，就算仍由大方向上相同的政黨繼續在國會佔據多數，他們仍會基於些微修改的選民結構和代議士之間的差別將法案未經討論地修改為只顧慮到新的多數群體之需求的樣貌。
而如果發生較劇烈的政治結構變化，譬如所謂的「政黨輪替」，那國家的規範就會在每一次選舉之後大改一波，然後在新的制度成效還沒有完全展現前，又被改為下一種制度。
一旦細想，我們便會理解，在這些情況中，「能夠快速地通過法案的修正」其實不等於更好或更有效率。從長遠來看，當我們透過討論去找到某些真正有共識的內容，來讓它們在制定出來之後，更長的一段時間內不需要再被調整，很可能反而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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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樣的思路去考慮「怎樣才叫做經過充分討論？」，我們得到的答案會是兩種情況：第一種，代議士們取得共識，參與討論的每一方都認為這樣的結果是對他們代表的利益團體以及人民能夠有所交代，雖然也許不是最開心，但每一個人都能接受這個結果。這個情況下，既然共識已經出現，也沒有人會覺得非要進行更多討論不可。
第二種情況則是，情勢緊迫，我們非要在某個時間點之前做出決定才行。譬如，如果一個確定的敵人或威脅已經迫在眉睫，我們不得不迅速地做出回應時，可能就沒有辦法等待太多討論，而需要借助多數決來在期限之前做決斷。
這樣的敵人可能是某個鄰近的巨大政治實體，也可能是某種影響全世界的病毒，當然，也可能是「會影響統一大業的頑劣分裂主義分子」。但前提是：主體是誰？以台灣的處境為例，我們從台灣全民的角度去理解，或者從中國統治者的角度去指認，對這件事的理解會有截然不同的想法。
反過來說，在確定不得不給出答案的那個死線來臨之前，代議士們就應該一直討論，直到最接近共識為止。如果時間足夠充裕，甚至當共識出現後，仍應該繼續討論更好的解法或細節，來讓它盡可能地完善、盡可能地不讓任何人的權益受到這部法律的侵害、盡可能地減少未來需要再次調整的情況。
可以想像的是，在我們所有人的有生之年，完美的法案或完美的共識都不可能被找到。說到底，一切討論永遠都「還可以更充分」。但就像我們總是要在每一餐前決定好那餐要吃什麼、總是需要在截止時間之前把報告送出，我們需要找到那個暫時的真理。
但很慶幸的是，民主不是一槌子買賣，這個動態過程會一直持續，我們不必害怕討論出來的結果不夠好，只要守住民主的制度與精神，未來的社會永遠有機會一次比一次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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