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曆中的空白（三）：有些故事，（彷彿）沒有發生

〈日曆中的空白（三）：有些故事，（彷彿）沒有發生〉2025-04-17

　　「他們搞錯對象了，又不是我們害的。我不反對他們抗議，但為什麼要影響到我？明明有那麼多其他方式，偏偏要做這種激進、危險、又影響到其他人的行為，這樣根本不可能為他們贏得支持。」

　　會這樣想或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但這麼說的人不知道的事情是，抗爭從十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在數間工廠惡性倒閉之後，工人們不只失去工作、拿不到退休金與資遣費，甚至拿不回那些在「共體時艱」包裝之下拖欠的數個月薪資。

　　在數年的抗爭之後，雖然催生了一些「關廠歇業失業勞工」相關的法令，但其中的許多人依舊沒能從那些惡性倒閉、脫產的老闆手中，拿回被積欠的款項。

　　如果沒有臥軌事件，許多人根本不知道曾經有過這些事情。當然，即便臥軌事件發生了，故事依然沒有擠進多數人的視野。如果你那天沒有搭火車、沒有看新聞，沒有參與或關注後來的其他個別抗爭，它便不存在，就像過去十多年一樣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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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認為，10人的行為，就算具有象徵性言論價值，但實質上已逾越言論自由應保障的範圍。10人依舊因違反《鐵路法》被裁罰每人6000元，當然，這和那些被拖欠的錢或繼續上訴需要花費的訴訟成本相比，也就只是6000元。

　　而如果要說什麼比十多年的街頭抗爭還要令人心碎，或許，是數十年看不見盡頭的冤獄平反。在那些因為莫須有的理由、刑求逼供之下，活生生的人被指認成窮凶惡極的犯人，丟進監獄，服那本來不該屬於他的刑。

　　在那裡，「什麼也沒發生」的日常被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什麼也不能發生」的另一種日常。光線不會改變、嘈雜與沉默不會改變、設施的配置不會改變、一無所有的狀態也不會改變。人可以像莫梭那樣，默默的接受、適應這一切，即便每天都像是同一天。可是為什麼我應當要這樣適應呢？如果罪不屬於我，罰又憑什麼屬於我？

　　即便最終罪刑得到了平反、或者透過特赦，人終於離開監獄、拿回屬於自己的自由，或被拖欠了數十年的薪水，那又如何呢？

　　所謂的「遲到的正義」根本稱不上真正的正義，時間是喚不回的、青春是喚不回的。人生無法被補償，錯過了親人的生老病死，也錯過了那些時刻裡的自己。照片中自己會站的位置是空白的、日曆中自己的行程也是空白的，不是無事發生，「無」殘酷地壟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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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另一段故事裡，或者說，一段沒有被故事化的時光裡，有人在生活。他可能與那些去抗爭的人有著類似的經歷，也可能比那好一點點或壞一點點。但他沒有走上街頭、沒有被新聞拍到、沒有被NGO或紀錄片導演注意。

　　他請領了他所知道可以請領的補貼，參與他所知道、他能夠負擔的勞動。有人發放、或者有些價格可以負擔時，他吃飯。你可能在街上遇見過他，但你沒有放在心上，並且經過時，不自覺地往反方向移動一小步的距離。

　　他不一定感覺委曲，我們無法為之代言。但從我們的認知看來，那裡乘載著某種客觀的、結構性的不公平，他的「故事」，和其他更具戲劇張力的故事，一樣值得被記憶。

　　但如同風險被不均等地畫分，忽視也是。沒有事件，沒有運動將他的經歷歸納。像沒被星座化的一顆星，無法被收進觀星者的關心。

　　「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有些無比真實的生命，並未收錄於－－所以也並未發生在人類社會的敘事裡。